本章第一节中所描述的我国宏观环境利益的现状并非近几十年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所引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封建制国家主体为了政权的获得、巩固与维护过度攫取了环境利益，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宏观环境利益，更是对以后世代环境利益造成损害，导致以后世代不能与之公平分享自然供给的环境利益。由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多，微观环境利益主体为了生存与发展也过度开发与使用了环境利益，并造成局部区域环境利益难以持续，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世代的环境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我国的儒家、道家与佛教等认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在它们的哲学思想中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思想也对环境利益的维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战争、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面前，环境仍显得微不足道。在我国历史上，森林减少、土地沙化、洪水泛滥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历史上各主体对环境利益的过度攫取，影响了以后世代对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这是形成当代中国环境利益现状的原因之一。
（一）战争对环境的破坏
环境历史学家伊懋可认为，在中国，国家和个人对权利的追逐把自然环境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工具，比如肆意砍伐森林是为了获得木炭，疯狂开发矿山、草原是为了寻找矿石……“这种权利追求的一个后果是对环境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过了大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与自我修复的能力。”[30]在持续了248年的战国时代，仅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590次。另外，由于不断寻找新的沃土，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加剧，其通过扩大疆域获取资源的做法，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这时的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0倍。”[31]
同时，战乱也加剧了沙漠化，河套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乌兰布和沙漠历史上相当繁荣，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朔方郡，从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开始，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族交好，在半个多世纪里，这里人口繁庶，粮食产量相当可观。王莽篡汉，破坏了与匈奴的关系，边境紧张，战事迭起，边民避乱内徙，垦区大面积荒芜，种下了流沙扩展的祸根，再加上因战事砍树烧林，破坏极大，“伐木阴山，大造攻具”，至公元981年北宋时期，这里已经是“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位于巴丹沙漠边缘地区的古居延三角洲沙漠也形成于历史，著名的古居延城与黑城遗址均在这里，其中黑城垦区大约毁于14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战争中，战争毁了城郭，居民迁移，耕地废弃，废弃耕地在风力作用下迅速被侵蚀，很快就出现了流沙堆积和灌丛沙堆，因为战争，繁华的垦区终于退化成沙漠。[32]
（二）权利巩固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1.大兴土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战争之后对权力的巩固，也常常对环境造成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给百姓喘息的机会就大兴土木，修长城、阿房宫和骊山墓地，大规模的兴建土木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叹息。[33]
桓宽在《盐铁论》中写道：“宫室奢靡，林木之蠹。”[34]汉唐建都长安，营造宫室、民房，使用了难以计数的木材，并且咸阳人口众多，能源主要是木材，仅宫廷使用木炭一项就消耗森林不计其数，还派专人在南山成年累月地烧制木炭。唐代乱砍滥伐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山被剃光了，开元年间因“近山无巨材”，不得不“求之岚、胜间”（即今天的山西岚县和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十二连城）。
宋、元、明三个皇朝的主要森林采伐区为雁门、偏关在内的山西广大森林区，其中阴山森林的砍伐始于明代，毁于清代。在清代，秦岭北坡森林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由于清代改变赋税制度，摊丁入地，人口迅速增长，土地高度集中，失掉土地的农民相率进入深山垦荒，多至“结棚满山梁”。[35]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掠夺资源，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致使我国的森林、矿产、农业资源遭受极大的损失，仅东北的原始森林就被掠走了6400万立方米，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破坏。[36]
综上可知，历史上大规模的森林破坏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大修宫室与陵墓，以及采伐、樵砍、毁林开荒造成的，他们对环境利益的无节制、大肆利用导致了宏观环境利益的大量损失；此外，帝国主义与外国侵略掠夺和战争也是我国环境利益损失的一大因素。
2.开荒垦地对环境的破坏
西汉时期经历了较长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人口得到了迅速增长，人口总量为5900多万人。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增加，原有耕地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西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垦殖，共垦田827万顷。汉武帝时期，迁徙70万人口大规模开垦黄土高原，使原来的游牧区变为农业区，人为入侵破坏了这里的森林、草原，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支流变浊，黄河变黄，下游河床淤积抬高，并出现了频繁泛滥与改道的严重局面。盛唐时期，对土地的开垦达到620万顷，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盛唐时期将高山绝壁上能开垦的土地都开垦了，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垦荒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黄土高原大面积开垦农田，破坏了高原植被，导致黄河又一次进入频繁泛滥期，仅宋朝300多年间，黄河就决堤50多次；明朝300多年的历史中，黄河决口127次；在清朝200多年中，黄河决口180次。黄河决口给居住于该区域的人民带了无尽的灾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到了宋代，由于人口增长，地不足养，便在江南大搞圩田、山田，进而使一些湖泊面积缩小，许多山岭失去植被的保护，加剧了南方的水土流失。明朝初年，大肆开荒已经很盛行，以至于在明代“即山之悬崖绝壁，无尺寸不垦”。到了清朝，垦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围淤促田、毁林开荒、掠夺地力，“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这些垦地方式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因此清朝数百年间，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现象。[37]
由于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发育较晚，并且规模非常有限，历史上的中国不存在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严重的环境利益损失。我国环境利益的历史变迁主要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过度砍伐与农垦活动导致森林资源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湖泊面积缩小。历代封建帝制中国给现代化中国留下的环境遗产，是当代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继续退化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一些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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