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一）保护国家海洋权益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海洋权益的事实依据。受“冷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冷战后现实冲突的影响，东亚地区国家矛盾交错，利益交织，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海洋地缘状况拥挤不堪。自2010年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由于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南海的不少岛屿与海域，都存在着外围国家与我国的海洋主权和相关权益争议。而作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中心和主体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在这些争议岛屿与海域都有广泛、大量的分布，因而充分认识和重视这些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在这些岛屿和海域中的历史“先占性”和长期拥有性，对于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事实上，我国学者和我国政府已经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由于对这些遗产的发掘和掌握尚不充分，加之思维空间尚未放开，理念模式尚多局限，对这些遗产的价值的利用与发挥尚不到位。例如中日钓鱼岛之争，如果我国将历史上的中琉封贡海路作为中国的“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加以申遗和保护，或可改变与日“只争一岛”的局限；中越北部湾划界，如果将中国沿海渔民所有的传统渔场——这是中国沿海渔民和海洋捕捞业的生命线——作为“历史水域”加以管理保护，北部湾中国沿海渔民或即不至于大量“失海”“失渔”；对南沙群岛，如果我国政府对该群岛及附近海域水上水下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或可改变周边国家与我国的争端局面。所以，保护以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为主体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对于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和我国沿海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对于国计民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还可视为中国长期以来海权与陆权之争出现战略变化的一种迹象。中国虽是一个海陆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的小国，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陆权，对海权与海洋权益是不够重视的。而海洋将是人类社会来来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尤其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与维护，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中国将更加重视海洋，更加重视海权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二）增加国家海洋文化底蕴，突出海洋特色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一次外交演讲中指出，一个大国要不仅能生产丰富的物质产品，还必须能生产丰富的精神产品，二者缺一都不是世界大国。这里的“精神产品”所指的内涵很丰富，但价值观与话语仅是很重要的方面。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世界物质产品的生产大国，但我们还不是精神产品的大国，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够强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新义利观”等概念的提出，都表明了中国要发出不同于西方的声音，要让国际社会看到更多“中国的点子”。

“海上文化路线”遗产是彰显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内陆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海洋大国的整体历史见证，是揭示长期以来被遮蔽、被误读、被扭曲的中国海洋文明历史、重塑中国历史观的“现实存在”的事实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就是内陆农耕文化，国人大多对中国的海洋文明历史重视不够，尤其是近代以来在知识界“拿来”西方“精英”理论作为“经典”并长期占据教科书话语权的影响下（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其中就阐述了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海洋文化、中国没有海洋文化的“高论”），“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开放开拓开明先进”而“农耕文化保守封闭愚昧落后”，几乎成为国人的“共识”，从而导致国人往往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一种“己不如人”的自卑心态和自残意识，动辄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口诛笔伐，自我矮化、自惭形秽。尽管多年来中央一直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国家战略决策，理论战线也不断加以阐述和倡导；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内涵，还强调得不多，重视得不够，还没有形成国民的海洋文化主体自觉。

中国海上文化线路绵延2 000多年，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是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走廊。这种经济的共赢，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以及相关国家的和睦交流，都是通过和平的航海贸易带来的。这与近代西方海洋文化中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是不同的。可以说，中国海上文化线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人类和谐美好精神的贡献，它体现的价值内涵主要包括：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命运共同。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政府所提的面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要秉承的价值观念与国际规范。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与规范，往往有悠长的历史传承与积淀。“中国海上文化线路”2 000年，似涓涓细流，绵延不断，交流了商品，传播了文明，是一个有中国印迹的优质历史文化符号。

所以，“海上文化路线”遗产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扭转长期以来被扭曲的中国海洋文明历史观念，增强国民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整体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海洋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全面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重要资源。中华海洋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缺失了这一有机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不完整的。要正视它的存在，重视它的价值，保护它、传承它，在当代条件下弘扬其精神、利用其价值、促进其发展。

（三）响应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海上文化路线”遗产是中国海洋发展国家战略中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内涵。国家海洋战略包括海洋政治战略、海洋经济战略和海洋文化战略，细分包括对内和谐海洋、对外和平海洋秩序的构建，海洋防卫军事力量的加强，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科技的创新，海洋环境的治理，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文化资源（包括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与当代海洋文化的创新繁荣等。

以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为中心和主体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不仅蕴藏分布在环中国海“内侧”的中国沿海（岛屿和水下），而且广泛分布在环中国海“外侧”亦即“外围”的东北亚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广泛、大量分布蕴藏的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海洋文化遗产，总体上彰显的是中国文化作为和谐、和平、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礼仪之邦文化的基本内涵，见证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祖先与中国本土友好交往交流，长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构建和维护着东亚和平秩序的悠久历史。历史不应被忘记，历史会昭示后人。其中，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增强民族海洋意识、强化国家海洋历史与文化认同、提高国民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发展繁荣当代海洋文化、对内构建海洋和谐社会、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意义，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对于国家对外构建海洋和平秩序的战略价值。对于今天的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海洋和平秩序构建，是最具基础性、真实性、形象性，最具说服力因而最具启发性和感召力的“教科书”。

（四）见证古代中国辉煌，增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通过航海活动所形成的海洋文化遗产，主要是呈“线性”的“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一端是海洋的此岸，另一端是海洋的彼岸。因此，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环中国海的内缘的海洋文化遗产，而且也包括环中国海外缘的海洋文化遗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就是中华民族在与海外民族跨海互动中作为文化主体利用海洋所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文化存在。这种环中国海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都是通过长期历史上一直梯航不断的中外海上往来实现的。而毋容置疑的是，这种长期历史上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一方面从质（内涵性质）上都是以中国大陆历代中原政权为主导、按照中国大陆历代中原政权的对外经略政策和中外宗藩体制及其朝贡制度而施行的；另一方面，由于环中国海长期历史上的中外航海一直以中国为“轴心”。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遍布沿海的港口和辽阔的幅员腹地，因此从量（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而言，中外航海文化的主体是中国航海文化，以此为主要构成的中外线性海洋文化遗产，即“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主体上也是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历史的中心是中国，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主体属于中国。在这一环中国海海-陆空间内，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最大的内陆文明大国和海洋文明大国，一直对环中国海外缘周边国家产生着巨大的辐射影响力，并由此不但在政治上构成了历史上东亚世界直到近代才解体的以中国政治为中心的庞大的中外朝贡政体；而且也在文化上形成了环中国海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庞大的“中国文化圈”（亦称为“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在经济上形成了环中国海（并由此连通了“环印度洋”和“环地中海”）以中国经济为中心、以中国商品为大宗的庞大的中外海上文化线路贸易网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海内外交流的中心，这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民族自信和历史文化自信。只有这样的全面、整体意义上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才会带来中华文化全面、整体的复兴和繁荣；揭示和彰显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海洋大国的丰厚海洋文化积淀；提升国民的海洋文化主体意识；重塑国人的中国历史观和中国文化观，包括海洋史观和海洋文化观；为促进中国文化包括海洋文化全面发展繁荣提供历史的和文化的认同基础，从而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和海洋战略。

（五）为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了解历史的宝贵信息

水下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水下文化遗产是重要的非文献性证据，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进步。由于所处环境特殊，外来的干预很少，这些沉船、遗址保存的相对完好，能够给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大量可靠的宝贵信息，可以由此推断出当时社会的商业和贸易往来路线和状况，船舶的建造技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一来可以验证从陆上的遗址遗迹中获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有些信息很难从陆上的遗址遗迹中获取。比如，在我国山东元朝战船沉址发现的一艘最长古代沉船，对于研究古代战船的形态与结构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战舰上发现含的物品（铁剑、铁炮、铁铳、铁炮弹、灰弹瓶等武器，和龙泉青瓷碗、高足杯、草席、滑轮等器具和用具）成为复原和研究中国古代海军兵器组成与舰上军事生活的重要资料。^[25]所以，通过立法保护“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可以为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提供更多完整的了解历史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