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然而很多论点却没有充分考虑地理因素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忽视地理因素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政府可以将倾向性的区域发展政策（place-based policy）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任何一种通过政府干预来抵消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都会表现为政府支出的增长，而如果政府通过影响投资来干预经济的话，那么，投资也会随之而上升。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于强调政府力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投资推动的发展道路。在2011年，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与GDP之比达到22.0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甚至达到65.96%。[1]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进行科学地评估。
对地理和政策两种因素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估，这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工作。任何国家（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如何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始终是各国政府在寻求答案的问题。在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来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妨称之为“动钱”的政策。曾经有一段时期，日本担心首都功能过于集中在东京，从而实施了“首都功能分散计划”，在这大约十年时间里，东京的人口数量下降，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落到二战以来的最低谷，这段时间正是学者们所称的“失去的十年”。类似的，韩国首尔首都圈的不断膨胀引起了地方的不满。为此，卢武铉政府制订预算高达约8 200亿人民币的“国家均衡发展5年计划”，其中的措施包括限制在首都地区新建工厂，鼓励企业迁入地方。然而，5年下来的实施结果却是，地方人口不断涌入首都地区，首都与地方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欧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预算作为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实质上就是将钱从富裕地区转向贫穷地区。美国也在阿巴拉契亚地区投入大量的联邦财政。在英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间有所扩大，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补贴来缩小收入差距。2011年，政府宣布将成立十个“企业区”，它们能够享受优惠税收和简化的规划措施，从而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但从实际效果看，简单的补贴政策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地区间差距。而真正有效的帮助欠发达地区人民致富的政策主要就是两条：一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即实施“动人”的政策；二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更有能力争取高收入。[3]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小问题：首先，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在解释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差异时分别有多少作用？其次，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相对重要性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有何变化？本章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面板数据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通过比较不同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中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就能够探寻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为不同地理条件下城市适宜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基础，这对于未来中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章的研究表明，对于城市的经济增长而言，虽然地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但非常重要。从对中国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看，本章建立的模型可以解释34.6%，其中，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短期经济增长的0.2%。而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全部解释变量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40.4%，仅到大港口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两个地理因素就可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差异的6.9%。同时，本章还发现，只有教育和地理因素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不同时间跨度上都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虽然在短期内显著，但在长期却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任何人为干预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都需要花钱，如果这些钱真要起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话，那么，正确的花钱方向是投资于教育，而不是直接投向生产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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