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及评论

总量视角的经济增长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之中，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时，已经过高的国民储蓄率也不可能一直提高，如果TFP的增长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Perkins and Rawski，2008）。而且，即使总量意义上的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只要TFP的高增长可以维持，经济的总量增长仍然可以持续。在通常的经济发展中，以教育水平为标志的人力资本提升，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技术进步，都是TFP不断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放缓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从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期似乎有其必然性。

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总量分析中，往往容易忽视结构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形成一种促进TFP增长的“结构转换红利”。经济的城乡间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城镇化进程。但是面对2003年之后的工资快速上涨，蔡昉和王德文等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和新增劳动力相对于需求的不足，这是2003年之后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蔡昉，2007a，2007b，2010；王德文，2008）。如果确实如此，城乡间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结构转换红利”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但学术界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其实有较大的分歧（白南生，2009；Knight，Deng and Li，2011；Fung，2009；Islam and Yokota，2008；Minami and Ma，2009）。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城市出现明显工资上涨趋势的2003年，农村仍然生活着超过一半的全国人口，城乡间人均收入之比超过3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直到2013年末，城镇常住人口仍然只有53.7%。很多学者认为，工资上涨实际是在总量劳动力剩余条件下因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具体的解释有两种。（1）基于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的考量。即认为，中国在农村劳动力依然过剩情况下出现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缺乏，其实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并造成了工资的快速上涨（陶然等，2011；Knight，Deng and Li，2011；Golley and Meng，2011）。（2）基于年龄歧视的考量。农村的大量年长劳动力实际上依然有外出务工的意愿，但由于存在年龄歧视，降低了他们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宁光杰，2012）。

上述对于2003年之后的工资上涨现象和劳动力短缺现象的解释，还只是针对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局部均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速度出现下降，而且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用企业间TFP的标准差度量）出现恶化，中西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趋势尤为明显。这些均在2003年出现并看似巧合的不同拐点提醒我们，需要从多市场的一般均衡视角分析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走势。

2003年之后，另一个拐点出现在住房市场。随着土地供应总量增长的收紧，并且在增量上向中西部倾斜，加上“招拍挂”制度的严格实施，2003年之后出现了房价的迅速上升，这一趋势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如本章图7.8所示）。针对近十年来房价快速上涨现象，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已有大量的研究认为，货币超发、低利率、收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导致的需求上升，土地财政导致的用地成本提高等因素是中国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Zhang，2013；Zhang，Hua and Zhao，2012；Shen，2012；邹至庄、牛霖琳，2010；Chow and Niu，2014）。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中央政府2003年之后倾向中西部的供地政策对不同地区房价的影响，更没有研究这一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与上述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上升和住房市场上房价上升的文献相比，本章将研究土地政策的区域倾向如何影响房价，并进而影响工资。本章的核心逻辑是，在劳动力流入地限制土地供给的结果是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则推动生活成本上升，并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最终推升工资。^[16]与本章的研究相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发现，城市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在最近这些年抑制了工业的发展。高波等（2012）通过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由于房价较高，对低附加值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但是，这两项研究都没有注意到，东部房价相对更快的上升有土地供应收紧的政策因素作用，而且他们并没有提供住房价格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的证据。与这些研究相比，本章首次运用中国数据，对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均衡分析提供经验证据，并从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政策的拐点出发，为工资和房价的同步上涨及其地区间差异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