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理论资源

首先，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一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后的再一次“西学东渐”以来，我们话语范畴内的女权主义，无论是概念、范畴还是体系都停留在西方女权主义的领域。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莉莎·沃格尔（Lisa Vogel）、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ier）、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等等，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和背后深邃的理论思想，是我们进入国外女权主义世界的路径。国外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是中国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强劲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无尽探索的理论资源。

1900年在《清议报》上出现“女权”一词，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关注。直到马君武译介的斯宾塞的《女权篇》、约翰·穆勒的《女权说》和金天翮的著作《女界钟》，“女权”一词才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理论界接受，成为女性解放的口号。五四运动后大量的西方先进民主思想传入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追求个体自由的男性精英受到西方“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女性和西方文明世界女性在受教育以及男女平权等方面的差距，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和文明程度与女性的状况有关。同时陈撷芬、秋瑾、张竹君等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通过办报纸论述女权，呼吁将女子从压迫下解脱出来，不依赖男性获得自立，男女平权。何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提出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体现了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和女性先驱都在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下为引导女性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女权主义先驱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放在女性的进步和发展之前。先要救国、强国，之后才谈得上女性个体的发展。女权让位于民权，这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国情下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五四运动后女权主义思想发展逐渐成形，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方向。

其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二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帮助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50]经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传播，帮助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代替资产阶级的人权学说，以此作为理论武器分析中国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问题。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胜利，民族民主革命获得了解放，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与中国革命事业同步进行，同步前进。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妇女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在推动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方面，女性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西方女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为突破传统女权主义的束缚，为女权主义探寻新的理论基础，使女性能实现全面彻底的解放寻求新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为理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其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女权主义的性别分析方法。朱丽叶·米切尔的名言是：提出女权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家务劳动、社会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国外女权主义不断关注、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我国的女权主义发展更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探讨中国现实的女性解放和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使其成为中国女权主义丰富的理论资源。

再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精英是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接触到的西方女权思想，所以，中国的女权必然是在民族兴衰的大背景下才能被提及。从“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发，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奕事体弱，是皆国民也，何以为兵乎？”^[51]“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52]把妇女缠足与国民强壮、救国保种联系到一起，由妇女身体的健全指向了民族和国家兴衰大业。到“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53]，再到“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国家也自然强固”。^[54]无论是废除女子缠足，兴女学为女子争取平等教育权，以及反对包办婚姻提出婚姻自由，出发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解放女性，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计。写过《女界钟》的金天翮强调“爱国与救世乃女子的本分也”^[55]，主张以做“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反映出在民族危亡时期国民包括女性自身对女性权利义务的态度和理解。1912年1月11日《民立报》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为了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女性也认为在当时民族危亡时刻重要的不是急于寻求女子自身的权利，而是首先要自强自立，能有资格有能力和男子一样救国图强尽国民的义务。欧佩芬在其专论《敬告争选举权之女同胞》中指出“我国女界不患无急之雄心，而患乏自治之能力；不患无参政之权，而患乏参政之学”^[56]。《中国新女界》杂志指出，“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57]。对女子晓以大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强调女子解放，其实质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强大。可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西方女权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的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遇到，并利用女权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到了战争年代，战争把妇女推向了社会，但是中国男性没等女性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就将它淹没在国家民族革命之中，强调中国女性解放要和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反封的阶级解放共同进退，女性解放蕴含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中。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在法律保障下中国妇女逐步走向社会得到解放。可以说是国家完成了对妇女的解放，而不是妇女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国人的主要任务从救亡图存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我们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发掘这种资源^[58]，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的力量，正如一人双手、一体两翼，不能缺少。^[59]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妇女能顶半边天”^[60]的作用，新中国的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不顾女性生理特点，极“左”地要求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从事强度过大的劳动，女性男性化的偏差。在国家和民族重建和复兴的过程中，作为国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共同面对民族危急、国家贫困、社会发展等问题，这种时代背景下，女性权利让位于国民责任，这是中国女权和国外女权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