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契约论的奥秘

无论从逻辑维度还是历史维度，契约本身都蕴涵着一个基本常规，即签订契约的双方都必须外在于契约而存在，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契约的基本公正性。然而，卢梭所主张的契约却异常独特。在《山中书简》中，卢梭对这种特殊的公约做出了如下描绘:“社会契约的成立乃是一种特殊的公约，由于这一公约每个个人就和所有的人订了约，由此也就产生了所有的人对每个人的反约;这就是结合直接目的。我所谓这一订约是一种特殊的订约，就在于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它永远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或者为人所滥用，因为共同体不可能要伤害它自己。而全体也只能是为着全体。它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订约，还在于它把订约者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不受役于任何人，而且在以他们的唯一意志为律令的时候，它还使他们仍然一如既往那样地自由。”［30］

诚然，民众是通过契约的形式而形成共同体即社会和国家，但作为契约之一方的“共同体”却成了契约的最终产物，进一步而言，人民审慎思索，将自己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幻的另一签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阿尔都塞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卢梭契约论的伟大之处和奥秘恰恰就在于这个看起来是悖论的“全部转让”。［31］他指出，卢梭眼中的“人民”只有借助于一个文字游戏才能达到“自己跟自己订立契约”的效果。这个被阿尔都塞称为“文字游戏”的东西把甲方称为“人民”，而“人民”这个词严格说来只能适用于乙方，也就是说，卢梭契约论签约的双方实质上是一个群体类别，没有地位上的高低上下之分，人民是在自己跟自己签约。在卢梭看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真正关怀，这种契约的公正性是可以确保的。由此，卢梭已将霍布斯“外在性”的全部转让改造成人民“内在性”的全部转让，于是，国家与人民就不再是处于相互对立地位的签约者，全体人民是在与自己人签约，既然完全没有了对立面，一切关于个人自由权利与共同体集体利益的固有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卢梭政治哲学的伟大奥妙之处。通过社会契约的签订，卢梭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意愿——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人类共同体意志是一种普遍的善，具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对于至高无上的共同体的意志——公意，民众无需任何限制。霍布斯、格劳秀斯将主权赋予了高高在上的君主，使君主专制统治难以避免，而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结果不是人民将自己奉献给君主，而是人民之间、人民群体内部的相互奉献。契约的主体双方身份并无高低上下之分，而是完全平等，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自己，所以，人们相当于在契约中实现了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完美地合二为一。在这里，卢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在上者”与“在下者”之间的契约，而大胆设计了一种人民内部的契约形式，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为其政府理论增添了巨大鼓舞性的革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