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幸福感

一、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总体幸福感

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本研究所说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具体是指能够体现社会整体特征的，并且对人们的心理及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表7-3表示的是，在控制个人的社会特征的情况下，社会宏观层面因素对总体幸福感的独立影响。

表7-3　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10个维度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注：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a的参考类别为女性；b的参考类别为61—70周岁；c的参考类别为研究生；d的参考类别为高收入者；e的参考类别为优势阶层；f的参考类别为未婚者。
+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首先从模型1中可以发现，性别、学历、职业阶层、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而年龄、收入与总体幸福感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具体体现为：20—30周岁和31—4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分别比61—70周岁年龄层的居民低0.391和0.311，并且均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41—50周岁、51—6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虽然也分别比61—70周岁的居民低0.141和0.129，但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低收入者、中收入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分别比高收入者低0.391和0.155，并且分别在0.1%和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上述统计发现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20—30周岁和31—4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显著地低于61—70周岁的居民；而41—50周岁、51—60周岁两个年龄层的居民与61—70周岁的居民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二，低收入者、中收入者的总体幸福感显著地低于高收入者，并且回归系数说明，总体幸福感的水平依照高收入者、中收入者、低收入者的顺序依次降低。另外，模型1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01，说明上述统计发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其次从模型2中可以发现，模型1所示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阶层、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而作为社会宏观层面因素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却呈现如下倾向。

第一，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提升0.105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二，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提升0.113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三，居民对社会冲突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降低0.120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四，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评价每减少一个分值（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部分所述，分值越高，环境污染的程度越小），则总体幸福感提升0.147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第五，居民对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降低0.097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第六，居民对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总体幸福感降低0.130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

上述统计发现可以说明，社会公平、食品安全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另外，模型2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203，说明上述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10个维度幸福感

表7-4表示的是，在控制个人的社会特征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宏观层面因素的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对10个维度幸福感的独立影响。相关的统计结果，可做如下表述。

（一）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1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83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03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1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22，说明模型1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公平、食品安全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知足充裕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关系。

（二）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2所示。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92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社会冲突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89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但是居民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2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29，说明模型2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公平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社会冲突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心理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表7-4　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10个维度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续　表

　注：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a的参考类别为女性；b的参考类别为61—70周岁；c的参考类别为研究生；d的参考类别为高收入者；e的参考类别为优势阶层；f的参考类别为未婚者。+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三）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3所示。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46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则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27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但是居民对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3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76，说明模型3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公平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官僚腐败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与成长进步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四）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4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83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增加0.115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居民对社会冲突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099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评价每减少一个分值（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部分所述，分值越高，环境污染的程度越小），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74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降低0.098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40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4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220，说明模型4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公平、食品安全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社会信心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五）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对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独立影响，如模型5所示。可以发现，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增加0.131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居民对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降低0.114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社会公平、社会冲突、环境污染、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99，说明模型5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食品安全与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贫富差距与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社会公平、社会冲突、环境污染、官僚腐败与目标价值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六）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6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降低0.098分，并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6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73，说明模型6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官僚腐败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五个因素与自我接受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七）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7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冲突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降低0.122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7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52，说明模型7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冲突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人际适应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关系。

（八）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8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22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评价每减少一个分值（如第四章第二节第三部分所述，分值越高，环境污染的程度越小），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提升0.141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社会公平、社会冲突、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8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45，说明模型8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社会公平、社会冲突、贫富差距、官僚腐败与身体健康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九）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9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就会增加0.149分，并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贫富差距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15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居民对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就会降低0.113分，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居民对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9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139，说明模型9所示的统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统计结果可以说明，社会公平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贫富差距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与心态平衡体验维度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的关系。

（十）社会宏观层面因素与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

模型10显示的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六个因素与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对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的评价每增加一个分值，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的分值虽然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减，但是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模型10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2）为0.028，说明模型10所示统计结果的解释力比较弱。该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公平、食品安全、社会冲突、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僚腐败对家庭氛围体验维度的幸福感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