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毕生致力于使中华民族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出生于旧中国，对旧中国时期中国人民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主义者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为了反对旧中国、旧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宣告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过去，如何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摆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新任务。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挖掘和深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

第一，毛泽东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遍世界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实践。当时的无产者们兴奋不已，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都是空前的。毛泽东作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当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建国后，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条必经之路。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目的。”“现在我们实行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些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些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因此，为了让全体农民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主张通过逐渐地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实现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造，让全体农民参与到合作社中来，他认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可见，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是非常看重的，而且除了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其他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优越性，当时的毛泽东是极力推崇的，因此也大力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实践证明，毛泽东想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带来共同富裕，反倒对生产力进行了破坏。但是他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相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对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第二，毛泽东指出，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基础。他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号召在苏区大力发展物质生产，要让经济建设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物质基础。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极为重视，他借鉴了苏联发展的经验，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通过实施一五计划，奠定我国工业建设的初步基础。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可见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是非常渴求的。生产力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后来在50年代末期，他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即使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时刻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指导思想的，抓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促生产。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是把共同富裕的实现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国后不久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和毛泽东重视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第三，共同富裕要防止两极分化，防止贫富差距过大。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公平思想放在了首位。毛泽东早年对旧中国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对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格外地重视和警觉。他曾对人们说：“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他坚信，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全体社会都能够公平地享有生产资料，享有相同的机会，全体人民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能够同步富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资料已经是公有制，因此劳动者享有了生产资料，能够发挥其劳动的主观积极性，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因此在政策的执行上，他也对能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政策，加以推崇和赞扬，对不利于共同富裕或者能够造成贫富差距的政策，就会提出反对的意见。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发生了一些两极分化的现象，他当时就指出：“在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却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要是让他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之后他提出了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力求通过对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对待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毛泽东更重视公平的问题。

第四，共同富裕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面临着人口基数大，科技水平低，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在这样的国情下，想要快速地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生事物，它从旧制度中诞生，它的完善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即使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物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共同富裕就无法实现。他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他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奋斗，是可以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的。同时，他对党内对于经济建设出现的急于求成的现象，也作了相关的批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经济建设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

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虽然提出了一些具有价值的理论，但是由于其对于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过分拘泥于公平的角度，导致其脱离了实际，趋向于将共同富裕这一伟大构想浪漫化和理想主义化。对我国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肯定毛泽东对于共同富裕伟大战略目标的探索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与实现共同富裕相违背的地方，总结教训，避免后人重蹈覆辙。

首先，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太过于乐观和理想主义了，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把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等同在一起的现象。虽然毛泽东对于何时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也认识到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经历哪些阶段，生产力达到什么水平都没有具体的方案可以参考。尤其是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时候，一些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我们经济建设的速度已经可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了，甚至他认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100年，可以50年，对经济建设的盲目乐观和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主义思潮使毛泽东将生产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和共同富裕等同起来，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没有及时作出否定，反而认为可以坚持。比如，他在看待老百姓在人民公社吃饭不花钱的问题上，乐观地表示这种做法能够消除私有观念，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早日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理念，是严重地破坏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公平与效率是互相统一的，它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活力。在我们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由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迫使我们要求国内生产要保证安定、有序，这对于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言，尤其重要。因此毛泽东认识到必须让老百姓充分调动起来，让每个社会成员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能早日实现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因此他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是优先公平的。这在当时也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公平和效率的处理问题上，由于思想认识局限性和“左”的思想的发展，使他没有办法看清平均主义和共同富裕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只要经济建设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整个社会是公平的，自然可以带来高效率。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比较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执行的是平衡发展战略。事实证明，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忽视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能对经济建设产生消极作用。

其次，在实践中没有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毛泽东在实践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这一原则，这会助长平均主义观念的思潮。单纯地追求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我国是个领土面积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大国，想要把全体人民的收入分配平均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命题。毛泽东寄希望于共同富裕，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的建设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然而他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坚持按劳分配，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某些地方的人民生活富裕了，而这种富裕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甚至他们的合法劳动所得还会被转移给他人，这样使得作为生产者主体的劳动者无法全部拥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劳动者不能根据其付出的劳动量获得相应的报酬，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由于劳动积极性不高，显得没有动力，效率低下。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地里忘带锄，再去回家走一趟。”可见当时作为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对于工作是十分的消极怠慢的。在这样对工作缺乏效率的情况下，如何能实现共同富裕呢？只能共同贫穷。我们说，对于通过勤奋劳动致富的，我们就应该提倡和鼓励，而不是对其进行妖魔化。毛泽东把公平看得太重，把一切人的合理劳动带来的财富都看作是两极分化，都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看待，偏离了认识共同富裕的正确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