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的生成机理

3.1.4　二元结构的生成机理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极具影响的二元经济理论，并在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广泛传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该理论明确提出了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以主要为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并提出了如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最终实现经济“一元化”的路径和规律。正因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实际，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问题，因此被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我国学术界也常常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性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

此后，费景汉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的平衡，以使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农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不但如此，拉尼斯和费景汉还将劳动力转移速度决定于人口增长速度作为改造二元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与资本积累一样是生产率提高的途径。乔根森(Jorgenson)和迈因特(H.Myint)进一步发展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乔根森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由于乔根森否定了工资既定的假设，这使其模型更加接近现实。但是乔根森的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中没有资本，而资本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还忽视了供给因素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是他理论中的缺陷。迈因特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尽管已从不同角度描述和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现象，但都没有指出这些二元现象背后的共同决定因素。他具体分析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的松散联系表现为4种类型的二元性，即产品市场的二元性、资本市场的二元性、劳动市场的二元性与政府机构和财政机构的二元性，提出了“组织二元结构论”。在他看来，二元现象首先是一种不发达组织框架的产物，不仅市场网络发育不全，而且政府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也不健全。但是，上述经典理论在揭示中国二元结构时总显得苍白无力。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城市与乡村的关联格局上，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d)^[4]的分配上。所谓发展红利指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人才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获取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发展红利可以从3个方面获得:①区域规模的扩大，实质上由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整能力加强，因此发展红利呈非线性的增长。②城市功能的互补，实质上由于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一直到区域整个基底的统一协调，可以从基础设施的共享、产业同构的克服、发展成本的下降、社会分工的合理，创造出新的发展红利。③运行速度的提升，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集聚明显地依靠物流、能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才流的运行加速。当城市和乡村是联系的，城市中的投资最初来自乡村，且乡村能够分享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红利，该红利还可以在乡村或者城市进行再投资时，才能形成乡村对城市产品的购买力，到乡村的红利和投资才能引发新的工业点，从而逐渐弱化“港口型二元结构”。所以，城市化的红利是否有一部分回流到乡村，从而引发乡村的新经济部门的建立是二元结构弱化的关键所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的均衡模型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成立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是彻底分离的，中国城市的投资和红利不同于欧洲，缺少投资和红利回流的关联。前已述及，我国工业化的红利全部为国家所得，乡村不但分不到红利，而且还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巨额的资本原始积累，乡村的发展和二元结构的弱化也就无从谈起。可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城乡之间投资和红利的关联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