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

（一）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社会加速度的“文化动力因”

要能够给城市以科学的定位，必须真正理解并读懂城市，了解城市生长的原理与机理，理解城市与自然与人的嵌入性结构性关系，从本质上认识“城市—自然—人”三者是互为依存前提的系统性结构体系。人类在创造了城市之后，人类与城市在同一结构体内互为表里，一同进化，又一同被异化。人类在建设、改造城市，人类同时又被城市所改造，被城市生活方式所限定和重塑。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知的社会发展，大体上经过了300多万年的历程，其中有99．7%以上的时间是在没有城市的条件下度过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都说过，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体现和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从人类社会进程的角度来说，马克思把城市与以往的“蒙昧”与“野蛮”的社会阶段相比较，没有城市的社会就不是“文明”社会，而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象征和符号。城市是人类真正从愚昧中走出来的主要标志之一。

为什么在经典作家的论著当中，城市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符号呢？

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只要稍加梳理就会发现，人类社会在漫长的进化中，曾长期在“黑暗”中摸索，长期在没有文字、没有城市的荒野中生活。通过和自然界斗争的劳动来创造财富，又通过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野蛮争战集聚财富，进而在财富争夺、集聚的分野中，分离出占有财富的统治者和没有财富的被统治者群体，并在财富和复仇争夺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人类中的一部分富有者群体为了守护财产和确定财产的继承权，终于从荒野中走进乡村聚落，又从乡村聚落走进具有军事功能的城堡，又从城堡走进以统治阶级为居住主体的城市。

这一演绎过程几乎用掉了人类到目前为止99．7%的岁月，这是何等漫长的历程啊！

似乎在当时，城市是人类从愚昧和野蛮中走出来的唯一动力！

人类作为地球——这一星球的唯一主宰，在摆脱蒙昧的过程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身的愚昧斗……在斗争中人类逐渐克服着动物的本能，并在有意无意之中建构了“社会群体”意义上的理性生活，这一实现过程其本质价值就是创造了城市人的生产与闲暇时间的分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以及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使人类的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文化与科学的创造，这也是用以区别城市与乡村本质的要素之一。

当人类走进了群体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城市生活方式化”的过程后，也就是进入了理性前提下的“群体结构化”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进化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也使城市和城市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化，使城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和阶层化，形成了城市人的社会依赖关系，创造并演绎着人类特有的居住样态——城市。城市因此也就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创造行为结果和创造方式，这一方式在进入国家形态以后，又表现出一种区域性的政治地缘地域文化，并创造、演绎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在自然环境规范、限定的前提下构建成区域性的、具有不同民族文化属性的城市空间结构。

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可以利用火山灰作为原材料，因而几何形的空间结构就得以发生并得到尽情的发挥；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城市，多以木结构为主，以版筑城墙的方式，构成“天圆地方”的空间结构并创造了中国传统的“对称式棋盘形”城市格局，也创造中国特有的“城墙文化”，集中体现在每一座城市的城墙和“万里长城”的空间思维上。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¹⁾正是城市的城墙的区隔创造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正是城市的城墙创造了与乡村的隔离方式，或者说，正是城市的主动地分离于乡村，从而创造了与乡村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使人类社会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样态。

人类为什么能够创造城市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动力机制使人类走进城市？假设人类没有城市生活会怎样？这些疑问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和遐想。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约在8千到1万年前，原始人类开始出现了定居的农耕文化，除了部分畜牧业之外，农耕定居文化创造了一定生产物和一定程度的财富的剩余，被马克思称为出现了“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财产的可能”，这种财富剩余使得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暴力、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取财富，或者说在存在剩余财富的前提下，社会日益分化成不同人群和集团利益群体——穷人和富人；正是因为有了生产物的剩余，才为人群的阶层分化创造了物质条件——统治者、被统治者。在原始社会的财富集聚与演化中，原始宗教和文化愚昧“典化”成一种宗教式、宗法式的礼仪关系与体系，即发展为“宗教礼仪”和“宗法礼仪”，在礼仪体系的深化中，礼仪的“中心人物”和核心群体创造出权力形象和职责，进而形成“礼仪权力结构体系派生文化”，繁衍出制度关系和权力体系，并最终整合成一种国家制度形态，创造了国家机器。在这最原始的国家机器内，人类开始分离出高低贵贱，分离出官僚、贵族、平民和奴隶等等，并逐渐发展成一个长长的阶级阶梯。特别是当权力者能够以充分的权力支配剩余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时，典型的国家形态与制度和法理的形式创造出需要通过权力与利益来维护和保护的群体，这就是统治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的发生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刚刚发生的过程中，城市是财富所有者——统治阶层发展和保护财产的必然产物，或者进一步说，城市是阶级分离与对立发展的结果，是少数富有的权力者群体创造自我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是不同利益群体中一部分成为统治者的同时，创造了城市本身，同时创造了国家机器。毋庸置疑，人类早期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是不同利益集团对立的产物，是不同利益群体制度条件下产生的权力的物化结果。因此，城市在最初的发展中，也正是从传统的自然关系走向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时代，城市正在一步一步远离自然，这主要是因为，古代社会城市是少数权力者利益的体现，加之生产力的发展局限，城市的生存主要依赖对自然物的索取，中国历史上的安阳、洛阳、西安、咸阳等城市周边自然环境一度恶化的发展历史足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人类创造的城市未曾因为有的人厌恶而停滞发展。历史上爱琴文化的城市、古罗马的城市曾几何时，巍巍屹立，历史无情的吞噬，使之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在原来那块土地上封建城市却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我国古代从春秋以来及至汉唐盛世，通都大邑雄居中国不胜枚举，这些封建城市在战略硝烟之中，有的几经毁坏（如洛阳、开封等），有的夷为平地，而城市却如原野的劲草，‘春风吹又生’……”⁽²⁾也正是城市在发生、发展、毁灭和重生的不同形式的分离、蜕化中，创造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分工，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行为结果:就是从此在城市里有了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而这个分工正是人类社会的推进器和加速器，这与奴隶社会发展的历史价值具有同等效力——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