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城市科学国际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评介

近十年城市科学国际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评介_中国城市科学

近十年城市科学国际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评介

孔　铎　周继洋　周诗思　盛　蓉　汤莉华

编者按：当下国内城市研究的相关学科中，既有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口学等社会科学，也包括近年来新兴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学、都市文化学、城市哲学等交叉学科研究，还引入了中国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参与。本文选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平台的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即人文艺术引文索引）两个子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文献采集的时间范围从2003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8日，采用检索策略如下，对文献标题中含有“city、urban、world city、megacity、metropolis”以及某些重要城市名称的文献进行搜索，从中选出学科类别为“Urban Studies”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选取被引频次在前20名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有2篇文章由于同城市关系不够紧密而未选入）进行了评介，以概括全球城市科学研究的突出特征与最新趋势，并与国内研究形成观照。

一、论文汇编

1.《城市公园在可持续城市中的作用》

原题名：TheRoleof Urban Parks for theSustainableCity

被引频次：137

作者：Anna Chiesura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68；期：1；页：129—138；出版：MAY 2004

文献概述：本文对可持续城市和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城市中的公园、绿地、森林不仅有净化空气和水体、过滤气流和噪音、稳定小气候的功能，还对构建宜居城市，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及幸福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为什么人们需要城市公园，他们在此之中获得了什么，他们所获得的有没有切实提高其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冯德尔公园（Vondelpark）的游客。调查由三个方面组成：（1）来到公园的动机（包括在公园内从事什么样的活动，这些活动满足了哪方面的需求）；（2）在公园中的感受（在公园中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些感受在提升自身幸福感方面有多大作用）；（3）对绿地的满意度（对城市的绿地面积是否满意）。调查最终显示，城市公园的确在提升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及幸福感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但是如果没有城市公园，将会产生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说医疗费用会提高）。城市公园因此成为宝贵的市政资源，同时成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鉴于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的年龄组在公园中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活动，公园的设计和管理者应该考虑到所有目标群体的需求。

精华推荐：本文指出了城市绿地在城市市民精神生态上潜移默化的作用，并通过一个调查证明了其假设。文章反复指出城市绿地对市民的作用是无形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为不可量化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评估提供了样板。文中关于“可持续城市”概念的讨论，以及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论述，值得参考。

2.《创意城市：概念与政策》

原题名：CreativeCities：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2]

被引频次：121

作者：Allen J.Scott

期刊：Journal of Urban Affairs，卷：28；期：1；页：1—17；出版：2006

文献概述：创意城市的概念在2005年前后迅速进入城市理论家的研究议程，关于其含义和实际应用，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均有大量讨论。作者希望通过此文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描述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展现在所谓的新经济的背景下，一些蒸蒸日上的创意城市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形式。第二，将以上描述作为评价政策制定者在增强城市创意和地方经济发展成效的基础。第三，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中，创意城市是怎样在世界性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文章提到了全球化经济体制下“后福特制”生产组织形式的各项特征，并引用了理查德·佛罗里达（Florida）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概念，在此之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在经济上将“创意”作为新经济增长点，在文化上注重城市社区参与的作用，甚至认为这有可能会将经济、文化和区域纳入某种实用并合理的和谐之中。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创意城市”首先在大都市付诸实践，但是如果“创意城市”只停留在文化符号的粉饰，而没有彻底地扭转大城市各种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没有将“创意”融入城市社区进行“有机”生长培育的话，“创意城市”永远只是未完成状态。

精华推荐：作者艾伦·J.斯科特的论著《城市文化经济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国内读者对其文化产业的经济地理学观点并不陌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表现出了更多的价值观念倾向。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将“创意”视作是整合文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契机，并认为如果没有民主、平等、广泛的城市社会参与以及城市社区的有机整合，创意城市都将是未完成的。这对不断将“创意”规训为单纯工具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观念构成了挑战，也值得当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者们深思。

3.《住宅搬迁与城市交通——城市邻里通达性变化研究》

原题名：Residential Relocation and Changes in Urban Travel—Does Neighborhood‐Scale Urban Form Matter？

被引频次：101

作者：Kevin J.Krizek

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卷：69；期：3；页：265—281；出版：SUM 2003

文献概述：本文意在考察作为不同街区尺度的城市形态与居民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作者以美国华盛顿州普吉特海湾（普吉特海湾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整个海湾周边地区集中了华盛顿州九大城市中的六个：西雅图、塔科马、埃弗里特、肯特、贝尔维尤和费德勒尔韦）中央地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来测量人们在迁移到一个拥有新的尺度的街区时，出行习惯是否会出现相应的改变。在这里运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考察，本文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将考察对象定为已经经历了住宅搬迁活动的家庭，收集了这些家庭在搬家前后两年之内通勤习惯变化的数据，并将其同城市居民详细的通勤情况、城市形态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这一方法将会给土地利用和交通设计的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家庭在搬家前后两年之内是否改变了出行习惯；其二是怎样判定人们是因为城市形态所表现出的街区尺度而改变出行行为，而非其他因素；其三是这一关系的明确对我们日后运用土地使用规划来规划交通有何帮助之处。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背景和前期工作。第二部分描述了本文所利用的通勤数据，城市街区尺度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运用，以及调查的设计。第三部分说明了住宅怎样在四个方面影响了家庭住户的通勤——乘车出行距离（VMT）、个人出行距离（PMT）、出行链数量（tours）、每个出行链的出行数。第四部分说明了土地使用政策结果与进一步研究方向的相关性。结果是，经过住宅搬迁、邻里可达性改变之后，居民出行习惯进行了改变。回归模型揭示了邻里可达性的提升导致了乘车出行距离（VMT）、个人出行距离（PMT）、每个出行链的出行数的降低，但出行数量提升。最后，作者认为土地利用规划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居民出行习惯，但这种改变并非是巨大的、突然的，而且提升通达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并没有破坏其他规划目标。

4.《文化集群和后工业城市：城市文化政策的重新理解》

原题名：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Towards theRemapping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

被引频次：100

作者：Hans Mommaas

期刊：Urban Studies，卷：41；期：3；页：507—532；出版：MAR 2004

文献概述：本文探讨了近期的荷兰文化集群现状。在过去的5年到10年，文化集群的形成在企业文化的意识中、城市意象的追求和城市定位中、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中、经济文化复兴策略的制定中，成为了城市文化发展的热点。作者指出，如果加以详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文化集群是一个文化、经济、社会和空间的利益矛盾冲突纠缠的混合物。从短期来看，这也许会被认为是“后现代”城市发展体系中城市文化发展的良好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一些因素的相互龃龉会造成破坏与制约，最后造成恶性影响和发展停滞。作者根据荷兰鹿特丹、阿姆斯特丹、蒂尔堡等城市的五个文化集群的分析，以及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系朱克英教授（英文名为Sharon Zukin，其著作《城市文化》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当代城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换问题的研究指出，为了摆脱这种自我否定情况，并能够以更具建设性和预测性的姿态参与到治理文化集群项目中来，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复合的视角对文化集群的发展动态进行考察。其提出了七个关键考察维度：横向组合与纵向协作和集成水平之间的差异，文化功能中设计、生产、表征/交换和消费活动等垂直组合之间的纵向集成水平，集群中不同身份参与者的组织框架，不同于在其金融制度或是相关公私部门参与的组织参与模式，空间和文化节目的开放程度与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文化集群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文化集群在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对此，作者提出了五个文化集群创造的建议：增强地区的身份认同、吸引力和市场地位，加强艺术与文化的企业化改造路径，刺激革新与创新，开拓老建筑和废气场所的新功能，增进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民主^[3]。

精华推荐：本文翔实地介绍了荷兰文化集群建设的几个案例，并且运用一定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当代文化产业建设的背景之下文化集群特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依照自身视角初步概括出了文化集群的特征，并为文化集群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5.《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的中国石家庄城市扩张和土地利用变化评估》

原题名：Evaluating Urban Expansion and Land Use Change in Shijiazhuang，China，by Using GIS and RemoteSensing

被引频次：90

作者：Jieying Xiao，Yanjun Shenb，Jingfeng Ge，Ryutaro Tateishi，Changyuan Tang，Yanqing Liang，Zhiying Huang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75；期：1—2；页：69—80；出版：FEB 2006

文献概述：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对气候、生态系统进程、生物物理地球化学过程、生态多样性，甚至是人类的活动都具有直接的影响。近十年来，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日益成为全球性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重要研究方面。在近期，由于城市地区的生态系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同世界上几乎半数的人口息息相关，城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考察更加受到重视。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同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样，景观也有了重大变化。在城市化背景之下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城市用地。在文章发表的2006年，作者认为对中国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以及深圳这样的新兴经济城市，拉萨这样的历史城市。对于更加能够描绘中国的城市化普遍情况的中部大型城市，研究却很少涉及。

本文通过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的综合性方法，研究了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城市化趋势。本研究探索了石家庄市1934年到2001年的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以及1987年到2001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研究目的有三点：其一是探索过去70年中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布特征。其二是检测和评估1987年到2001年由于城市化而引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其三是分析城市化，以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石家庄城市扩张的类型可归类为三种：其一是战争年代的特殊的目标导向型（1934年至1947年），在此期间城市扩张主要受军事基地建设以及相关功能的带动。其二是社会经济政治干预型（“大跃进”期间和“文革”期间），在此期间城市的扩张受国家政治的影响很大。其三是正常生长型，即为过去20年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城市扩张。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城市扩张、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人口、交通条件、工业化和政策是影响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

精华推荐：本文运用了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的综合性方法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进行了研究，作者力图通过对石家庄市的分析建构出较少受城市特殊资源禀赋影响的、更加能反映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普遍问题和真实情况。文中对石家庄市1934年到2001年城市变化分期的概括，以及城市扩张过程中影响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因素的概括值得参考。

6.《城市文化品牌——从普拉多到普拉达》

原题名：Hard‐Branding theCultural City—From Prado to Prada

被引频次：85

作者：Graeme Evans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卷：27；期：2；页：417—440；出版：JUN 2003

文献概述：本文视野广阔，运用了“hard branding”这一提法，指出这是充分利用“商品拜物教”，并在地理上和符号上延长品牌生命的做法。由私人消费产品到集体消费和集体认同的转变扩展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将以时尚或其他消费产品的广告转变成有体验和娱乐维度的实践。这一实践曾经在过去一度局限于迪士尼和其他卡通人物及米高梅等好莱坞公司。文章题目中的普拉多指的是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其管理者在当代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博物馆经营模式，探索加入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新路径。题目中的普拉达指在美国纽约苏荷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里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普拉达门店，在这里文化与消费的融合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商场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多样化，起到了娱乐和文化场所的功能。两者的对比实际上明示了如今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融合的新趋势与实践活动——波马舍百货公司，以及贝聿铭的卢浮宫扩建工程和卡鲁塞勒商廊都是这一趋势在城市中的案例。在本文所描绘的趋势中，商店将自身重新定位类似于文化遗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而博物馆则积极营销，将其历史资源与建筑作为一种“品牌”进行经营。

作者认为在当代文化城市的称号和艺术与娱乐在城市再生中作为工具都已司空见惯，其加速了城市更新的步伐。商业娱乐产品品牌和休闲购物一起呈现了一个城市经济的物理性和象征性的综合空间。而现在公共文化正在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如城市改建和推行文化节日。

7.《动态空间过程模型：细胞自动机模拟的未来城市场景》

原题名：Modelling Dynamic Spatial Processes：Simulation of Urban FutureScenariosthrough Cellular Automata

被引频次：81

作者：JoséI.Barredo，Marjo Kasanko，Niall McCormick，Carlo Lavalle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64；期：3；页：145—160；文献号：PII S0169‐2046（02）00218‐9；出版：JUL 2003

文献概述：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自然中许多复杂结构和过程，归根到底只是由大量基本组成单元的简单相互作用所引起，因此利用各种细胞自动机有可能模拟任何复杂事物的演化过程。细胞自动机在空间规划中最有潜在可能的应用之一，是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对城市增长进行模拟。由于未来的行动和政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模拟活动为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者所喜爱。然而，城市发展过程通常是很难模拟的。本文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为什么要使用细胞自动机来进行城市模拟。文章开头分析了数字城市的复杂性和其他属性。城镇土地使用配置问题所起到的作用也被纳入了考量范围，以提出一个自下而上的方法，其将土地使用的因素同细胞自动机的动态方法集成起来，以模拟未来城市土地利用场景。本文的第二部分呈现了都柏林市的细胞自动机的应用实践。通过细胞自动机对城市进行了模拟，其结果已经被分形维数方法和比较矩阵方法所测试。最后证明，模拟的结果是能够实现的，同时是相对准确的。

8.《学校通勤——城市形态和距离对于交通方式的影响》

原题名：School Trips—Ef fects of Urban Form and Distance on Travel Mode

被引频次：79

作者：Marc Schlossberg，Jessica Greene，Page Paulsen Phillips，Bethany Johnson，and Bob Parker

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卷：72；期：3；页：337—346；出版：SUM 2006

文献概述：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学生上学的交通方式，已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儿童肥胖趋势不断增长，本研究便是希望消除这种不健康的趋势。本文分析的案例是俄勒冈州的4所中学，为了研究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学生的上学交通方式对学生健康的影响，作者选取了位于城市周边的两所学校，和位于中央并且处于网格街道中的两所学校。研究者把总问题拆分成3个子问题：（1）孩子的上学方式及其原因；（2）从家到学校的距离与上学方式的相关性；（3）建筑环境对学生上学方式的影响。研究者选取了4所学校的300个学生家庭，从他们的调查问卷中建立量化的关系模型。为了研究不同的数据关系，研究者针对不同的数据进行了细化，比如到学校的距离被细分为交叉口密度、道路密度、道路方向、主要道路和铁路这五项指标。在分析数据所反映的关系模型时，研究者综合运用了卡方分析、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家到学校的距离对于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单一变量对于整个模型的影响。作者最后总结发现：（1）市中心学校的学生更趋向于步行上学；（2）中学生更趋向于步行上学；（3）虽然有些学生会步行上学，但是由于放学时间不固定等原因，他们可能会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回家；（4）家长选择不送子女上学的原因与学校位置无关。

精华推荐：本文针对大量的案例行进了详细的比较，尤其在总问题的拆解上，十分翔实可靠。首先将总问题拆分成3个子问题，再进一步将子问题中关系对象拆分为更容易量化的分析的最小项，为最后的总结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9.《运动中的政治、城市管理和重建：商业街区发展中的区域扩展》

原题名：“Policies in Motion”，Urban Management and State Restructuring：The Trans‐local Expansionof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被引频次：77

作者：Kevin Ward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卷：30；期：1；页：54—75；出版：MAR 2006

文献概述：本文的出发点在于研究“商业街区发展计划”政策，这项在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政策，在实施16年后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为了进行详细的验证和模型分析，作者将纽约最著名的商业街区——曼哈顿区作为实证案例。作者首先简述了商业街区发展的起源、招标、申办、中标等一系列活动的情况。随后通过曼哈顿商区的两个案例组建了“管理中心”，结合实地考察，研究人员探索出在本地商业环境需要扩展的大背景下，依托当代美国的城市和经济情况，建立起本地商业扩展的条件和一系列的城市商业扩展的程序。作者着重分析了商业扩展的环境对文化活动的影响，例如曼哈顿商业街区的崛起与随后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关系，并指出，由于长久以来存在着的重商主义传统，加上在美国的成功案例引起了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商业街区的改造发展很快就从美国扩展至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项目从原本由政府主导，旨在重建和改善经济发展的商业活动，后来更直接地体现在当地街区发展中，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最后经过比较发现，美国和英国的这一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细节上的不同，例如美国的市中心商业区会直接与周围郊区进行商业竞争，而在英国则由政府代为规划。

精华推荐：文章在简洁必要的叙述之后，直接引入具体的案例来印证研究者的观点。结构紧凑，尤其是在进行案例验证的同时加上了案例与案例之间的横向比较，这显得尤为可贵，为以后的同类型案例分析提供了经验借鉴。

10.《从部门导向到功能导向的城市专业化》

原题名：From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

被引频次：74

作者：Gilles Duranton，Diego Puga

期刊：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卷：57；期：2；页：343—370；出版：MAR 2005

文献概述：本文的重点在于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结构上的转变，即由部门导向转为功能导向。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是随着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发展变迁而产生的。为了以定量的方法来全面比较、衡量这一转变，本文建构了专门的模型，藉以从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化现象。通过对功能型公司组织和部门型公司组织进行研究，研究者发现：（1）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形态的巨型化和城市内部的拥堵，生产型公司被迫围绕总部的各类商业服务部门和特定部门调解中心发展。（2）远程管理技术降低了相关管理成本，城市和工业结构转变日趋平衡。研究者重点指出，城市结构的转变是与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在从部门导向到功能导向的过程中，主要的推动因素便是公司组织的转变——在大型城市城区设立总部和各类商业服务中心，在郊区以及附近的小型城市设立生产工厂。

精华推荐：本文力图从经济收益和支出比较的角度，说明公司组织形式的转变是出于追逐利益最大化和降低成本的天性。与此同时，还解释了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公司是如何通过自己经济的选择来影响城市结构的变化。通过作者构建的模型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商业组织的巨大影响力。这对于当下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11.《衡量城市形态——波特兰能否在扩张中获胜？》

原题名：Measuring Urban form—Is Portland Winning theWar on Sprawl？

被引频次：74

作者：Yan Song，Gerrit‐Jan Knaap

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卷：70；期：2；页：210—225；出版：SPR 2004

文献概述：全文围绕波特兰（美国俄勒冈州最大城市）大都市区的定量分析展开，波特兰市政府虽然在市政设施、城市结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设，但在学术领域，关于这些投资建设是否成功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文章引入了有关都市居住特性的一系列指标，并评估这些指标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本文不仅着眼于构建单一指标的政策分析，而且致力于分析这些市政建设，是否在一个较长的、可延伸的周期内，在多项指标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波特兰地区186个社区进行定量分析，作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指标（除了土地集中利用和公园距离两项指标）已经有了系统性的变化，其中内部凝聚力、行人设施和人口密度指标表现得尤为突出。文章指出，波特兰新兴的社区有着更强的街区凝聚力、更完善的行人设施以及更趋同质化的特征趋势，与此对应的是，这些社区的外部联系在逐步降低。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无论是从市场力量还是城市发展政策上来看，波特兰都有巨大的进步。最后，文章进一步指出，更集约的土地利用和更紧密的社区联系程度取决于地方商业经济规模和交通结构。

精华推荐：本文针对波特兰这一样本采用城市衡量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帮助读者对于城市发展、市政建设和政策分析有了更为清晰而具体的认识。文中引入的一系列指标以及进行的定量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都是可供日后研究借鉴的范本。作者从一开始就阐明其立意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政策或者某项指标一时的得失，而在于长远的、系统的变化，这一认识对于复杂多变的城市理论分析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12.《欧洲城市是否走向分散化？关于15个欧洲城市的比较研究》

原题名：AreEuropeanCitiesBecoming Dispersed？A Comparative Analysisof 15 European Urban Areas

被引频次：73

作者：Marjo Kasanko，JoséI.Barredo，Carlo Lavalle，Niall McCormick，Luca Demicheli，Valentina Sagris，Arne Brezger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77；期：1—2；页：111—130；出版：JUN 2006

文献概述：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过去50年欧洲城市土地利用特征和人口密度发展趋势；二是比较这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形式的变化。为了比较评估，作者引入新建区域、居民土地利用、城市扩张土地面积、人口密度和城市密度这五项相关指标。数据来自MOLAND数据库中保存的50余个欧洲城市的资料。在研究中，本文作者从中遴选了代表欧洲各个地区特色的15座城市，并将时间跨度选择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进行5个一级项目（其中包括13个二级子项目）的逐项数据对比后，作者发现，尽管这15个城市所属区域不同，考察的时间跨度较长，所选样本城市仍然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共性：（1）新建区域都有了大幅增长，最快增长速度均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步入90年代后，增速都有显著回落，这意味着欧洲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状况趋于同步。（2）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这与同时期美国相关城市扩散化研究结果一致。（3）尽管欧洲南部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城市结构紧凑程度和人口密集程度上始终高于其他区域，但是进入90年代后，其差距也在日益缩小，并且数据显示南部地区已经开始城市分散化。（4）以低人口密度和较为松散的城市结构为特点的东部和北部城市，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5）关于处在中间水平的西部和中部城市，各项指标差异比较明显，这一方面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指标都能一直相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体城市的情况总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动态变化。最后，作者指出，单一的指标体系远远不足以描述欧洲城市发展变化，所有的指标都有它们的优势和不足，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城市变化趋势，特别是城市分散化这一动态的现象，就必须用不同层面的指标进行更为详细的比较评估。

精华推荐：本文对众多欧洲城市在大范围时间跨度上进行比较，数据详实，方法严谨，既可以帮助读者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城市指标的分析，比较区域差异，又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找到共同点的范例。尤其是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的关于城市分散化研究需要注重不同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的观点，是总结全文研究过程的点睛之笔。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作者的其他论著中得以论证。

13.《艺术红利：城市艺术专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启示》

原题名：The Artistic Dividend：Urban Artistic Specialis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被引频次：71

作者：Ann Markusen，Greg Schrock

期刊：Urban Studies，卷：43；期：10；页：1661—1686；出版：SEP 2006

文章概述：本文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城市和区域的政策制定者已经越来越多地将艺术和文化作为拯救经济的灵丹妙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旧的城市核心上。艺术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将更大型的艺术机构、顾客相关支出以及增值效应等综合因素来进行衡量。这种方法低估了创造型艺术家对经济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有相当高比例的个体劳动和直接的输出活动，还因为艺术家的作品激发了供应商的创造力，促进其他行业产品与服务的设计、生产以及销售。艺术家不仅为区域消费者创造了许多娱乐选择，还将自己收入中的大部分花在本地艺术输出上。本文以“劳动中心论”来考察艺术经济，并假设许多艺术家选择在某一地点工作，他们通常不会考虑特定的雇主，而会关注艺术与顾客的社区、便利的设施以及负担得起的生活成本。由于无法直接记录下关于经济影响和位置算法的证据，艺术家们在美国最大的大都市区的分布数据被用来作为代理，并使用PUMS 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相关数据。经过研究发现，艺术家在将自己与美国的城市配对起来时并无特定规则，而这种方式与城市规模或增长率之间并无密切联系。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在对艺术家定义时的各种变量因素，艺术职业与艺术行业之间的关系，艺术家的个体劳动率差异以及他们的跨城市收入。由此，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艺术家组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群体，这一群体可以作为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目标。最后，文章还对各种规模的城市如何提高艺术红利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精华推荐：文章指出了艺术家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美国各大城市的数据来分析艺术家是如何对自身进行区域定位的。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在制定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艺术家这一相对自由的群体。读者通过本文的阅读，可以对艺术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有全面的认识，并认识到在区域政策的制定中，可以将艺术家群体作为重要的环节。

14.《城市增长管理和开发空间保护的公共政策：美国政策工具和经验教训》

原题名：Public Policies for Managing Urban Growth and Protecting OpenSpace：Policy Instrumentsand Lessons Learned in theUnited States

被引频次：68

作者：David N.Bengston，Jennifer O.Fletcher，Kristen C.Nelson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69；期：2—3；页：271—286；出版：AUG 2004

文章概述：在美国，人们对城市扩张发展模式下社会与环境成本越来越关注，公共部门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创建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工具，用于城市增长管理和开放空间保护。这些政策和技术工具已在地方、区域、州，并从某种程度上在国家一级范围内实施。本文对不同政府层级管理城市扩张和保护公共空间的主要公共政策工具进行了鉴别和简要的描述。这些政策工具包括：公共土地征用、监管办法和以激励为基础的方法。根据收集到的关于扩张管理的政策的执行情况，文章还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教训：（1）缺乏对经济增长的实证评价管理政策。（2）行政效率，以及其他政策执行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类型的政策，是决定其自身效力的关键。（3）多种政策手段互补，是提高效率、避免意外后果的关键手段。（4）纵向和横向协调是增长管理成功的关键，但这种协调往往不够。（5）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有意义的执行，是有效实现增长管理的一个基石。基于上述几点经验教训，文章认为，面对人口不断增加和日益增加的土地消费发展模式，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政策和计划来阻止美国城市扩张潮流的蔓延。

精华推荐：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跨学科的文献回顾方法，通过评析关于管理城市扩张与保护开放空间的政策工具的相关学术文献，对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做了全方位的背景资料学习。本文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了经济学、环境法、评价研究、地理、景观建筑、景观生态、规划、政策分析、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研究等相关理论，同时还系统地回顾了相关书籍、期刊，以及“灰色文献”（如政府技术报告、会议录）等。本文的精华之处即在于结合美国政府关于城市扩张管理的政策以及其具体实施情况，总结了五点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指出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政策和计划来阻止美国城市扩张潮流的蔓延。

15.《超中产阶级化：以纽约布鲁克林高地为例》

原题名：Super‐gentrification：The Case of Brooklyn Heights，New YorkCity

被引频次：68

作者：Loretta Lees

期刊：Urban Studies，卷：40；期：12；页：2487—2509；出版：NOV 2003

文献概述：本文是对纽约布鲁克林高地附近地区的中产阶级化的实证性检验。文章首先对所掌握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分析探讨，论证了纽约布鲁克林高地的发展历程和中产阶级化的过程，并证明了超中产阶级化对于已存在社区的影响力度。最后，文章通过讨论得出中产阶级化的这种最新形式的特点以及其历史、地理特征。作者认为，这种发展势头越来越强的超中产阶级化现象正在诸如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特定区域发生，这些城市早已是密集型投资，依靠国际金融和企业服务行业发家的富豪金融家们关注的焦点。文章认为，中产阶级化的最近一次复兴与前几轮振兴有着明显区别。引人深思的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如今的中产阶级化现象究竟何以保持历史的延续性。

精华推荐：传统的中产阶级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那些曾被大量的中产阶级撤资和贬值的内陆城市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评析，而本文另辟蹊径，提出了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概念——“超中产阶级化”。在作者看来，超中产阶级化是指那些已经中产阶级化的、繁荣且结构稳固的上层中产阶级街区向更奢华、更昂贵的飞地的转变过程。在具体的讨论中，作者以所掌握的数据资料为佐证，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具体分析论证了纽约布鲁克林高地的中产阶级化过程，并归纳了超中产阶级化的相关特点，这些明显区别于以往中产阶级化过程的特点，也让人对中产阶级化的未来演进过程有了更多的思考。

16.《城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环境影响：英国默西赛德郡实证研究》

原题名：Model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of Urba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A Study in Merseyside，UK

作者：Stephan Pauleit，Roland Ennos，Yvonne Golding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71；期：2—4；页：295—310；出版：MAR 2005

文章概述：城市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动态信息和城市绿地的动态信息对于更好地理解规划之内和之外的城市建设实践的可持续性十分必要，而实际上这些信息是缺失的。因此，作者借助于1975年和2000年的航拍图片考查了英国默西赛德郡的11个居民区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归纳出了这些变化改变地表温度、降雨径流和绿地多样性这三个重要环境参数的方式。这些变化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这一点是由一项剥夺指数测定出来的。对照性结论揭示了这11个实证研究地点的绿地损失。总的来说，对于密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富裕程度越高越容易流失更多的绿地，尤其是植被。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设者们对花园进行了见缝插针的开发。然而在那些密集的城市建成区和贫穷地区中，由于废弃土地的再利用，绿地流失的现象仍有发生。因此，本研究运用模型对所有地区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这些结果强调了应当对城市致密化这类概念进行严格审查，并且要更加重视城市的绿地保护与管理。

精华推荐：本文借由在英国默西赛德郡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研究结论，探讨了居民区的城市用地和覆被变化的环境、生态影响。在具体论证中，结合大量图表、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城市用地和覆被变化是否会影响所选居民区及其具体影响方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城市用地和覆被变化是否具有很大的环境影响。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内涵深刻的见解。

17.《停留、再访的权力：纽约的中产阶级化与迁移的阻力》

原题名：The Right to Stay Put，Revisited：Gentr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Displacement in New York City

被引频次：66

作者：Kathe Newman and Elvin K.Wyly

期刊：Urban Studies，卷：43；期：1；页：23—57；出版：JAN 2006

文献概述：近40年来，“迁移”这一话题已经在关于中产阶级化和城市变化的热烈的政治争辩中处于中心地位。新一轮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有关迁移限度的线索，它们支持那些赞成不同收入人群在一起的改造和其他一些形式的中产阶级化的理论和政治之争论。本文给了这种理解一个重大的挑战，那就是动用一份关于纽约的中产阶级化和迁移研究当中的线索。关于《纽约市房屋空置调查》的量化分析表明，迁移是城市房屋市场阶级极化程度加深的片面但又至关重要的反映。本文在对组织者和居民采访基础上进行了量化分析，记录了迁移政策持续性的显著效果，展示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化而有创造力的方法，以前的政策环境是强调有选择的撤销管制和面向市场的社会政策，而这些方法正是用来抵制这种环境下的迁移活动。

精华推荐：本文不仅探讨了纽约房屋市场中产阶级化的形式，同时分析了如今政策制定者们对贫穷居民的迁移方法与以往的矛盾，并且加上了精心制作的图表，使读者能够对如今纽约住宅情况的分布有一个一目了然的了解。

18.《行为、偏好和城市：城市理论和城市复兴》

原题名：Behavior，Preferences and Cities：Urban Theory and Urban Resurgence

被引频次：65

作者：Michael Storper and Michael Manville

期刊：Urban Studies，卷：43；期：8；页：1247—1274；出版：JUL 2006

文献概述：全文围绕城市的新生和城市的复苏展开，指出这两种现象是当代城市发展的两个主题。两者看似矛盾但是存在着深层次的密切联系。文章首先对老城中心的复苏进行了产业、人力资源和城市环境多层次的解析。目前城市发展的各种理论和假设都无法解释城市复兴为何存在、在哪里出现以及怎样发展。在城市理论中引入城市偏好和选择行为的理论，使人们的考虑因素和选择行为更加透明化，为城市政策和管理提供了更多参照。

精华推荐：本文可帮助读者对当代城市理论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的认识，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各个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更系统的理解。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从独特的视角对当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方向作了丰富的阐释，无论是哪一具体领域的城市问题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线索。

二、精华摘录

1.《城市公园在可持续城市中的作用》

原题名：TheRoleof Urban Parks for theSustainableCity

被引频次：137

作者：Anna Chiesura

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卷：68；期：1；页：129—138；出版：MAY 2004

精华摘录：Some cities have been developing their own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to try and measure quality of life issues in a meaningful way.This has usually been done as a result of Local Agenda 21 consultations or in response to national government guidelines.Beside environmental criteria（water and energy saving，waste recycling，transportation，etc.），quality of life issues are central to all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a sustainable city.Aspects such as“amount of public green spaces per inhabitant”，“public parks”and“recreation areas”are often mentioned as important factors to make the city liveable，pleasant and attractive for its citizens.

一些城市已经制定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指标，试图以有能够令大家理解接受的方式来衡量生活的质量。这些指标的实践即21世纪议程和各国政府方针之下的各种活动。除了环保标准（水资源保护、节能、废物利用、交通通勤等因素），生活质量都位于各种可持续城市定义中的中心位置。人均绿地占有量、公共公园、休憩区经常被看作是使城市更加宜居、舒适和有吸引力因素。

It is strongly believed that developing more sustainable cities is not just about improving the abiotic and biotic aspects of urban life，it is also about the social aspects of city life，that is—among others—about people’s satisfaction，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quality of their everyday environments（see also Beer，1994）.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parks and city sustainability is address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alue of urban nature as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essential to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which in turn is a key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ee also Prescott‐Allen，1991）.Fig.1 illustrates the conceptual links and relationship assumed between urban park and city sustainability.

大家普遍认为，更高层次上的可持续城市不只是改善城市生活的客观自然环境，还应关心城市生活的社会性——居民的满意度、经验以及他们对日常环境质量的看法（Beer，1994）。这类研究中，城市公园与城市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被处理为城市自然价值的调查，将其作为社会服务对个人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证明，这又反过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Prescott‐Allen，1991）。图1说明了城市公园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概念联系和关系的假设。

图1　城市公园与可持续城市

Why do people need urban parks？Which benefits do they get from visiting them？And，do these benefits really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These are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addressed by this study.Issues investigated concern the social demands for parks among urbanities，the emotional component involved in their experience of nature and the benefits perceived.

为什么人们需要城市公园？他们在此之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有没有切实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是本文研究的问题。问题的调查关注的是城市人群对于公园的社会需要、他们感受自然之后生发的情感和由此获得的慰藉。

But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people’s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ir well being？How does being in the park affect people’s sense of well being？Findings show that the feelings and the emotions evoked in the park are perceived by people as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ir well being.Direct benefits are perceived in terms of regeneration of psychophysical equilibrium，relaxation，break from the daily routine，and the stimulation of a spiritual 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All thes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contribute critically to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which in turn is a key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ee Prescott‐Allen，1991）.

人的情感经历和他们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在公园里收到了怎样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在公园里激发的情绪与情感在人们看来给他们的幸福感造成了很大的作用。其直接的慰藉是心理平衡的恢复、身心的放松、日常琐事的摆脱、天人合一的感受。所有这些心灵的慰藉对于个人生活质量有重要关系，其反过来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Prescott‐Allen，1991）。

Despite their intangible and immaterial nature，these services provide clear benefits to people，whose loss can have serious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Failure to provide the restorative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ccess to nature in the city，for example，could have substantial health costs in the long run（Thompson，2002）.

城市公园给人造成的影响尽管有非物质性和不可见性，但是其的确为市民提供了确确实实的好处，它们的损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如果城市未能提供这些慰藉，那么必将在其他方面蒙受损失，比如说从长远来看，维持健康的成本会增加（Thompson，2002）。

Therefore，valuation of the various amenities，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f urban area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project assessments’procedure and be properly accounted for in policy decisions and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Alternative valuation exercise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public debate，discursive and deliberative processes，able to articulate discussion of aesthetic，spiritual and moral values and to accommodate post‐materialisitc needs and value orientation（see Jamieson，1998；Brown and Cameron，2000；Chiesura and de Groot，2003）.Public valuation about user’s satisfactions and needs is important to urban management（see also Burgess et al.，1988；Millward and Mostyn，1988；Costa，1993）.In this respect，repres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all aspects of urban life are critical，as a sustainable city has to be created by people themselves（Camagni et al.，1998）.How can in fact a city be sustainable if it does not meet the needs of its citizens？

因而，各种城市绿地设施的估值、城市给予居民的心理慰藉和社会服务应当融入项目的评估程序，并在政策决策和规划战略中给予合理解释。可选择的评估方式应当经过公开辩论，还有讨论和审议，这些评估方式要能够说出其美学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功能，适应后物质主义的需求和价值取向（Jamieson，1998；Brown and Cameron，2000；Chiesura and de Groot，2003）。在此方面，代表和参与公民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要创建一个由人民自身创造的可持续性城市（Camagni et al.，1998）。如果一个城市不能符合其居民的需要，如何做到可持续？

It is suggested that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for urban development should include more parameters about public spaces and green open areas，as well as indexes reflecting citizens’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s.Results obtained also show that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reasons，activities and feelings experienced in the park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eople’s age.City planners and urban designers should therefore take into account this variability，by managing green spaces in a diversified way，so as to fulfil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all the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children，families，elderly people，etc.）.

有人建议，对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指标应包括更多的有关公共场所和绿化带的参数，以及指标反映出公民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和见解。调查得出的结果也显示了一些道理，人们的年龄同在公园中进行的活动和得到的体会密切相关。因此，城市规划师和城市设计师应该对此采取措施，通过绿地管理多元化的方式，从而满足所有年龄段人群（儿童、家庭、老人等）的需求和期望。

2.《创意城市：概念与政策》

原题名：CreativeCities：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Questions^[4]

被引频次：121

作者：Allen J.Scott

期刊：Journal of Urban Affairs，卷：28；期：1；页：1—17；出版：2006

精华摘录：The new economy of postfordism has ushered in many far‐reaching possibilities for creative forms of production and work，and these possibilities have come to ground，above all，in the great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the new global order.In some of the more advanced of these regions，strenuous efforts are now going forward to enhance the creative environment by complementar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local social and physical fabric.Certainly，at no previous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do there seem to have been such pregnant opportunities for bringing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y，culture，and place back into some sort of practical and humanly reasonable harmony.The idea first put forward by Debord（1967）of the“city of the spectacle”can perhaps be seen as an early anticipation of some of these developments，especially in the matter of the new production spaces，cultural complexes，and dramatized visual environments that are proliferating in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round the world（Mommas，2004；Zukin，1995）.

后福特制新经济体制迎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生产和工作的创造性形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首先在全球化的大都市地区落地并付诸实践。在这些地区内的一些更先进的区域内，很多人在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当地社会和自然结构的转变来加强创新的环境。当然，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上，似乎从没有孕育这样把经济、文化和地方纳入某种实用并合理的尺度的机会。这一理念首先提出的人是居伊·德波（Debord）的“城市景观”，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些发展的早期预言，尤其是在新的生产空间的问题、文化综合体问题、世界各地的主要大都会区不断延伸的戏剧化的视觉环境之中（Mommas，2004；Zukin，1995）。

At the same time，it is appropriate to recall some of the acerbic qualities of Debord’s commentary（not to mention Gouldner’s strictures on the new class），and to note，once more，that for all its attractions，the idea of the creative city provides at best a rather onesided view of actual trends and latent possibilities in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s.As I have repeatedly stressed in this discussion，large cities today may well harbor unprecedented creative capabilities，but they are also places where striking social，cultural，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prevail，and there can be no truly final achievement of the creative city where these stubborn problems remain.This is not simply a ques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although more equit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all must surely figure prominently on any agenda of reform.It also involves basic issues of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and the full incorporation of all social strata into the active life of the city，not just for its own sake but also as a means of giving free rein to the creative powers of the citizenry at large.In the last analysis，any push to achieve urban creativity in the absence of a wider concern for conviviality and camaraderie（which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echanical conception of“diversity”）in the urban community as a whole is doomed to remain radically unfinished.More to the point，and again with apologies to Florida，creativ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simply imported into the city on the backs of peripatetic computer hackers，skateboarders，gays，and assorted bohemians but must be organically developed through the complex interweaving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work，and social life in specific urban contexts.

与此同时，应当回顾一下居伊·德波的一些尖刻评论，并再一次指出，创意城市的理念至多提供了一个预测在城市发展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上的片面观点。就像我指出的，今天的大城市可能怀有前所未有的创意能力，但大都市同时也以社会、文化和经济不平等而著称，当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创意城市的问题可能永远不会解决。这不单纯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任何改革议程都会强调使所有人享受到更加公平的经济条件。但创意城市的实现必须包含市民权力与民主，以及把城市的各个阶层纳入到城市的积极生活中来。这不仅仅是个人利益使然，也是根本上解放城市创意能力的钥匙。归根到底，任何城市社区对于欢乐和友爱（必须同机械性的“多样性”区分开来）关注的缺席都会使得城市的创意能力处于未完成状态。简要地说，再次向提出“创意阶层”的佛罗里达道歉，创意并非是一种可以通过逍遥的电脑黑客、街头滑板小子、同性恋者和各类波希米亚人生硬引入城市之中的。其必须在特定的城市环境中，通过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交织，在有机的环境中实现发展。

3.《衡量城市形态——波特兰能否在扩张中获胜？》

原题名：Measuring Urban Form—Is Portland Winning theWar on Sprawl？

被引频次：74

作者：Yan Song，Gerrit‐Jan Knaap

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卷：70；期：2；页：210—225；出版：SPR 2004

精华摘录：Many articles on urban sprawl start with the disclaimer that sprawl is ill defined，but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In this article，we present several measures of urban form and use these to evaluate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trends of single‐family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in the Portland，Oregon，metropolitan area.In doing so，we seek not only to increase precision in the debate on urban sprawl，bu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Portland metropolitan area—internationally known for its leadership in growth management—is winningits war on urban sprawl.

许多关于城市扩张的文章开篇都声明关于“扩张”的定义是不明晰的，只有在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其确切含义。但是本文提供了衡量城市形态的几项措施，并用这些措施来评估城市发展模式以及俄勒冈州波特兰大都市区独栋社区的发展趋势。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讨论城市扩张时提高精确度，而且是为了评估在国际上以增长管理模式而闻名的波特兰大都市区是否赢得了城市扩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Portland i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its urban growth boundary（UGB）.First established in 1979 and expanded little since then，the boundary encompasses 24 cities，parts of three counties，and approximately 1.3 million people.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Oregon’s land use statutes，all land outside the UGB—with exceptions—is designated for resource use and prohibited from urban development.All lan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GB must be planned by the appropriate city or county.Zoning must correspond with plans.This comprehensive form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has been both celebrated and maligned（Abbott，2002）.Proponents argue that Portland’s UGB has successfully served to contain urban sprawl，minimize public service costs，and protect natural resources and open space（Nelson，1994）.Opponents argue that the UGB has led to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and helped to stifle urban growth（Staley et al.，1999）.

波特兰以其城市增长边界闻名于世，其于1979年设立，随后范围有所扩增，边界包括了3个州的24座城市，约有130万人。在俄勒冈州土地使用法规的规定下，所有增长管理边界之外的土地被指定为资源使用土地，禁止作为城市发展用地。所有包括城市增长管理边界在内的土地必须由适当的市或县进行规划，分区必须符合规划。这种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有利有弊，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也为另一部分人所反对（Abbott，2002）。支持者认为波特兰的增长管理边界成功地阻止了城市扩张，减少了公共服务支出，保护了自然资源以及空地（Nelson，1994）。反对者则认为增长管理边界导致了住房价格通货膨胀，阻碍了城市的发展（Staley et al.，1999）。

In this article，we presented several measures of urban form and computed them for neighborhoods in Washington County，Oregon.We first tested these measures in two select neighborhoods and found that they appear to measure meaningful differences between a typical neighborhood and highly touted New Urbanist neighborhood.We then examined whether our measures of urban form varied systematically with the age of neighborhoods.

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衡量城市形态的几项措施，并估算了这些措施在俄勒冈州华盛顿街区产生的作用。首先，我们选择了两个街区来验证这些措施的效用，发现它们可以衡量出一个典型传统社区和被热捧的新都市主义社区之间差异。然后，我们测试这些措施是否会随着社区年代的变化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According to Bookout（1992a，1992b），Fulton（1996），Lehrer and Milgrom（1996），Furuseth（1997）and Southworth and Balaji（1997），th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s that New Urbanists hope to replicate are characterized by compactness，small scale，and diversity of buildings，but the economic and life style demands of urban and suburban life seem to require certain facilities on a massive scale.In sum，Portland is winning the war on urban sprawl at the neighborhood scale，or at least appears to have won some important battles；but progress remains elusive at the regional scale.

根据布考特（1992a，1992b）、富尔顿（1996）、莱勒、米尔格罗姆（1996）、弗鲁赛斯（1997）、索斯沃斯和巴拉吉（1997）等人的理论，新都市主义的城市规划者希望传统街区复制的特点是结构紧凑、规模小以及建筑的多样性，但是城市以及郊区生活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求一定的基础设施。总之，波特兰似乎在社区范围上赢得了城市扩张这场战役，或者说至少赢得了某些重要的战役，但是在区域范围内，其进展情况仍难以解释。

4.《艺术红利：城市艺术专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启示》

原题名：The Artistic Dividend：Urban Artistic Specialis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被引频次：71

作者：Ann Markusen，Greg Schrock

期刊：Urban Studies，卷：43；期：10；页：1661—1686；出版：SEP 2006

精华摘录：Artistic activity produces dividends for a regional economy in two ways—as current income streams and as returns to the region as a whole on past investments.Every year，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in a regional economy labour to produceartistic performances，canvasses and photographs，books and magazine articles，tapes and films and videos that are attended by paying customers or sold via bookstores，galleries，art fairs and art crawls，the Internet，private patronage or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including with government，busines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艺术活动以两种方式为区域经济创造红利：非固定收入流和过去投资的整体性盈利。每年，一个区域经济体中的成千上万的个体努力生产艺术演出、画布、照片、图书、杂志文章、磁带、电影、录像带，这些东西或者卖给顾客，或者通过书店、画廊、艺术展览、互联网、私人赞助或合约安排（包括与政府、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所订立的合约）来出售。

Our definition of artists includes actors，directors，performance artists，dancers，musicians，composers，authors，writers，painters，sculptors and photographers.We are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those who self‐identify as artists and have devised a way to engage in their art work as their major occupation，whether through employment，grants‐sponsored work，commercial contracts or sales of their own original work.

我们定义的艺术家，包括演员、导演、表演艺术家、舞蹈家、音乐家、作曲家、作家、画家、雕塑家和摄影师。我们主要针对那些将自己定位为艺术家、并想出了一种将他们的艺术创作作为主要职业的方法的人，这些人或者是通过就业，或者是资金赞助作品、商业合同或者是销售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来实现的。

A number of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rominence of the“big three”：a growth in arts funding，possibly tied to wealth appreciation especially at the highest end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the rise and cultivation of tourist activity by these cities；and more self‐conscious pursuit of cultural capital by the core cities’leade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s.

有很多因素促进了“三巨头”的显著局面：艺术资金的增长，这可能与财富升值尤其是那些处在收入分配最高端的阶层有关；这些城市的旅游活动的兴起和培养；核心城市领导层和经济发展组织的文化资本的更多自觉性追求。

Urban pools of creative artists often co‐exist alongside other occupations with considerable artistic content.Some researchers include architects and designers in the definition of artists.We did not do so because we wanted to focus closely on those whom people traditionally think of as artists.Both architects and designers as occupational group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full‐time，professional jobs than are the artists we have focused on so far，and thus to have higher average incomes.

创意性艺术家城市群体常常与具有其他具有可观艺术含量的职业共同存在。一些研究人员在对艺术家定义时将建筑家和设计师囊括其中。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要将焦点紧紧集中于那些人们所认同的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作为职业性群体，建筑家和设计师都比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集中关注的艺术家们更有可能拥有全职的专业性工作，因而他们也拥有更高的平均收入。

作者简介：

孔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继洋，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诗思，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盛蓉，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汤莉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