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马六甲青云亭的华人领袖在1800年前后变化的深层分析，笔者尚未见到。学术界对这部分碑铭的利用尚不充分，因此笔者试着以碑铭为中心，来探讨1800年之后以马六甲青云亭亭主为中心的华社权威的变革与再造尝试。马六甲华社权威变革的大背景，是马六甲的所有权在荷兰与英国手中不断转换。这与清朝时期福建、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
世纪上半叶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领导权的式微与再造尝试_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
如本书《由碑铭看1800年前居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所言，虽然马六甲在华人史研究上地位重要，对甲必丹和青云亭主制度的研究开始也有多年。[1]但迄今为止，对两者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对历任甲必丹、亭主的生平考察，以及甲必丹和亭主制度的组织结构上。对马六甲青云亭的华人领袖在1800年前后变化的深层分析，笔者尚未见到。现存有关马六甲华人碑铭的时间最早相当于清初，集中于19至20世纪。学术界对这部分碑铭的利用尚不充分，因此笔者试着以碑铭为中心，来探讨1800年之后以马六甲青云亭亭主为中心的华社权威的变革与再造尝试。
马六甲华社权威变革的大背景，是马六甲的所有权在荷兰与英国手中不断转换。[2]
在甲必丹转换为亭主的时代，马六甲华人人数剧增，自1817年的1 006人增长到1842年的6 000余人。其中1824年华人有2 741人，仅隔两年的1826年就激增到4 478人。[3]这些急剧增加的人口绝对不可能是全部自我繁衍出来的，而多是从福建、广东地区南下而来。这与清朝时期福建、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此时的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等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民众痛苦不堪。另一方面，这时先来南洋的成功，给故乡民众造成一种来南洋淘金的诱惑，因此吸引了一群群野心勃勃的年轻人。[4]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带来难以治理的问题。19世纪上半叶青云亭所管辖的华人聚居区，或许没有1903年的八个“里”，但是应该也基本形成规模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六甲华社由甲必丹时代步入亭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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