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绍兴市镇的总体发展水平如何？

经济格局_古韵流淌：安昌古镇研究

三、经济格局

（一）明清绍兴市镇一瞥

绍兴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根据考证，到南宋中期，该地区见载于史的市镇有53处。⁽⁴²⁾宋代以前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宋定绍兴府为陪都，并把王室陵寝建在绍兴，不仅提高了其地位，使之成为与金陵齐名的全国两大城市，厢房建置5厢96坊，⁽⁴³⁾拥有居民万户，而且直到清末，其府城内的坊巷名称及其空间布局，均以此为基础。而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区域性商品交换，更为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支撑，不少绍兴市镇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北宋时，会稽县有东关、曹娥、纂风、平水、三界5镇，山阴县有钱清镇，上虞县有五夫镇，萧山县有西兴、渔浦2镇。⁽⁴⁴⁾而据嘉泰《会稽志》载：南宋时，会稽县有车城、三界、平水3镇，山阴县有钱清镇、梅市，上虞县有五夫、纂风2镇，嵊县有剡镇、蛟井2镇，诸暨县有大安、枫桥2镇、牌头、草塔2市，萧山有西兴、渔浦2镇、临浦市。

进入明代以后，随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绍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嘉靖《萧山县志》、万历《会稽县志》、万历《新昌县志》等记载，嘉靖末万历初，会稽、新昌、萧山3县已分别有6处、9处、8处市镇。另据万历《绍兴府志》记载，至万历十四年（1586），绍兴全府共有6镇53市，其中会稽县有8市1镇：平水、马山、樊江、道墟、伧塘、白米堰、曹娥、三界和三界镇，山阴县有9市1镇：清道桥、酒务桥、江桥、漓渚、柯桥、夏履桥、安昌、玉山陡门、钱清和钱清镇，上虞县有4市1镇：县市、梁湖、五夫、小越和纂风镇，嵊县有6市1镇：县市、华堂、上冈、长乐、三界、崇仁和蛟井镇，诸暨县有2市：枫桥、黄阔街，新昌有6市：王泽、胡卜、长潭、棠墅、坑西、蔡岙，萧山县有3市2镇：县市、临浦、长山和西兴镇、渔浦镇，余姚县有15市：江桥、临山、浒山、姚家店、李家闸、新坝、梁同、马渚、周巷、天华、店桥、埋马、匡堰、黄清堰，石人山。清代初期，市镇增幅不大。据康熙《绍兴府志》、乾隆《绍兴府志》等记载，康熙年间，全府市镇数量基本上与万历年间相近，直到乾隆年间才有明显增加，其中镇由6处增至13处，增加7处；市由53处增至72处，增加19处。那么，明清绍兴市镇的总体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呢？

其一，明清时期，绍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分别达6镇53市和13镇72市，但就内部结构而言，镇与市的比例并不平衡，明万历时，全府59个市镇中，仅有6个镇，占总数的10．17%，市与镇之比为8．8∶1；清乾隆时，全府85个市镇中，只有13个镇，占总数的15．3%，市与镇之比为5．5∶1。在市镇体系中，镇作为空间规模较广大、市场体系较完整、辐射能力较强劲，而且相对独立的农村经济中心，其数量多寡无疑是衡量某一地区市镇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镇的数量相对较少，从某一侧面说明明清时期绍兴市镇仍未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些市大部分是经常市，属于较稳定的市场形式，其中多数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镇。而将绍兴与浙江其他地区市镇发展的水平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杭州、嘉兴、湖州的发展水平将明显高于绍兴，到明代中后期，上述三地仅镇分别就有31个、30个和16个，是同期绍兴6个镇的5．2倍、5倍和2．7倍。温州、衢州、处州的发展水平则不及绍兴，其中温州、衢州分别有市镇27个、13个，还不足绍兴的1／2和1／4。台州、宁波、金华的发展水平与绍兴相差不大。因此，如简单地从数量看，明清绍兴市镇的总体发展水平居于浙江省中游，不及杭嘉湖而高于温衢地区。

其二，明清绍兴府下辖会稽、山阴、上虞、嵊县、诸暨、新昌、萧山、余姚八个县，但就市镇分布格局而言，并非雷同，互相间明显不平衡，从万历十四年（1586）各县市镇数量、在全府市镇总数中所占比重、在全府市总数中所占比重、在全府镇总数中所占比重等四个指标看，会稽县分别为9个、15．25%、15．09%、16．67%；山阴县分别为10个、16．95%、16．98%、16．67%；上虞县分别为5个、8．47%、7．55%、16．67%；嵊县分别为7个、14%、13．64%、16．67%；诸暨县分别为2个、3．39%、4．55%、0；新昌县分别为6个、10．17%、11．32%、0；萧山县分别为5个、8．47%、5．66%、33．34%；余姚县分别为15个、25．42%、28．3%、0。其中会稽、山阴、余姚3县市镇数量相对较多，共有34个，占全府市镇总数的57．63%、市总数的60．38%、镇总数的33．33%。其余5县相对较少。⁽⁴⁵⁾之所以如此，主要取决于两大区位条件：一是经济区位，二是交通区位。一般地说，经济发达，交通便捷，该县的市镇不仅数量多，且将成为当地的主要市场和经济中心。否则，恰恰相反。如会稽、山阴、上虞、诸暨、萧山、余姚经济比较发达，而新昌、嵊县则相对比较落后。与此相关，会稽县的东部、东南部与嵊县相邻，只有2个市镇；与上虞接壤的东部却分布了6个市镇。嵊县的东部与上虞、余姚接壤，只有2个市镇；西部、西南部与诸暨接壤，则分布了3个市镇。新昌的东部与宁波接壤，分布了3个市镇，占该县全部市镇的50%。又如在横贯萧山、山阴、会稽、上虞等县的浙东运河沿岸，分布着西兴、渔浦、钱清、江桥等诸多市镇。

其三，明清绍兴市镇不多，分别是59处和85处，但其经济实力雄厚，已遥遥领先于周围其他地区。如平水镇，唐代已是有名的茶叶集散地，诗人元稹称它“草市”。南宋时，平水茶自成一格，当时称作“团茶”，其中名曰“龙团”、“凤团”者为贡品，至清代演变成“珠茶”。当地有茶栈数十家，专营收购、加工，并转运上海等码头出口。会稽、山阴、上虞、嵊县、诸暨等县乃至杭州的茶叶均云集平水，为浙东茶叶集散地，“平水地属会邑，其所收之茶该括八县，且远及于杭州之四乡，而以平水名者，总汇之区，出口之地也”。⁽⁴⁶⁾晚清“平水珠茶”产销甚旺，最高出口量达20万担，占浙江茶叶出口量的半数。例如钱清、西兴、曹娥3镇产盐量巨大，是典型的盐业市镇，据万历《绍兴府志》载，3镇盐场仅纳入官府所征课的年产盐量，就分别高达1．1万余引、1．4万余引和5000余引（每引大约50斤）。又如清末民初，绍兴县城拥有米行34片，米店170家，多集中于偏门、西郭门、五云门，形成五云米市，除秋收适当收购乡货外，主要收购江西南昌、上饶、弋阳，安徽芜湖，江苏无锡以及本省金华、兰溪、嘉兴等地谷物，销往萧山、绍兴、上虞等地。再如诸暨娄家荡牛市，设在浦阳江畔，占地面积二三百亩，每年夏历二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牛市交易时，日上市量少者五六百头，多至千头以上。

市镇首先是一处经济中心，此外还通过对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交换等方式，起着将四周汪洋大海般的广大农村联系起来的作用。市镇的存在和发展，将促进该区域城乡间经济网络的构建。也就是说，市镇虽以某些必须集约化生产的商品加工行业著称，但生产这些商品的基地大多仍在农村。像黄酒生产即是如此，酒店在市镇，酒坊却在农村。据酿酒业中老人回忆，绍兴黄酒年产量最高时为光绪年间，达24万缸。⁽⁴⁷⁾又据1932年《中国实业志》、1933年《浙江烟酒印花税局报告》等载，其时，浙江黄酒年产量为1．03亿斤，其中绍兴黄酒年产量为4300多万斤，不仅使绍兴每年可从酿酒业中获得近157．9万元的收入，而且占了全省黄酒年产量的42%。⁽⁴⁸⁾绍兴黄酒大量外销，出现“越酒行天下”⁽⁴⁹⁾的局面。府城当然是重要的销售市场，酒店林立，而酒坊却多在附近农村，周围潞家庄、单港、曲屯、褚家村、后墅、西湖头、澄江等地酿户把黄酒运至府城，一部分就地销售，一部分转销各地，两者比例大致在40∶60。⁽⁵⁰⁾而城北的东浦、柯桥、阮社一带，是另一处酿酒中心。这一区域接近鉴湖，取水方便，加上糯米就地可取，不必远程运输，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因此，早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东浦、柯桥、阮社的酿酒业国内知名，酒店、酒坊遍地开花，而且市镇的辐射力强劲，以致周围袁川、赏枋、鲁墟、高桥、塔溇、王城寺、杨家汇头、叶港、后龙、厚社、林头、朱储、马鞍、阮社、湖塘、潘枋湖、柯山、桑渎、梅墅、后梅、亭后、州山、西泽、张溇、江头、项里、蜀山、中梅等地农村，甚至穷乡僻壤也有了星罗棋布的酒坊，所谓“东浦十里吹酒香”，⁽⁵¹⁾正说明了酒坊在这一区域的普遍程度。

（二）棉业经营的市场化

曾有学者对绍兴市镇的类型作过研究归类，按其区位特点、经济形态、地位作用，大致可以分做4类：第一类是农业市镇，主要分布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多以所在区域的农副资源为基础，发展成相应的专业市镇，如柯桥、临浦的米市，平水的茶叶集散等；第二类是手工业市镇，多以所在区域的手工业发展为基础，表现出专业化的特点，如钱清、西兴、曹娥的制盐，枫桥、三界的造纸，东浦、柯桥的酿酒等；第三类是交通或商品转运市镇，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线上，如西兴、渔浦、钱清、曹娥等；第四类是乡村墟市，多分布在村头路边，规模较小，发展并不稳定，其地点常随实际需要而不断变更。⁽⁵²⁾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市镇，即使是很不成气候的乡村墟市，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即基本上是作为商品交换场所而形成、存在的，“星散在无数乡间小道上的关节点，其作用主要是打通各目的地之间的物质交流”。⁽⁵³⁾市镇与生俱来的商品交换与流通功能，决定了其经营方式必然带有强烈的商品色彩和市场色彩。

棉业是安昌极其重要的支柱产业，清时，其年产值达数十万，其经营同样以市场为导向，表现出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以下透过植棉、纺纱、织布三大层面，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其一，宋时，绍兴已有零星的棉花种植，但直到明代以后，安昌才与会稽县东塘之曹娥、东关、道墟、啸吟、孙端、沥海、姚江，山阴县北塘之三江、马鞍、陶里、党山一起，成为绍兴主要的棉花种植区。有以下原因：一方面，大自然对安昌并不特别慷慨，赐予的土地资源是会稽以北白洋山外绵延“数十百里”的涨沙。此类土地适宜植棉，而难种稻。农户不得不另谋出路，按照土质的特点，引进棉花种子，广为种植，不料却寻到了经济的增长点，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植棉的收益高于种稻应该是无可非议的，王韬在对两者比较后，认为“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⁵⁴⁾研究自然不会从安昌的实情出发，结论却有十分普遍的意义，意思很清楚，植棉比种稻辛苦，但收益明显高于种稻。因此，安昌从植棉开始，就背离了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主题，农户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

且不说农户的棉花种子必须向市场购买，关键的是农户植棉并非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把棉花当做商品抛向市场，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穿越历史的隧道，返回过去的时空，眼前是这样的一番情景，每当秋分前后棉花上市之际，农户挑担划船，携自种的棉花，纷纷来市出售，花行则早早筹集了资金，大量收购农户所出售的籽棉，轧后，转销各地。棉花交易非常红火。当然，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正如前述，安昌所产棉花的75%是商品棉，直接进入市场，外销杭县、上海、兰溪、嵊县、鄞县等地，仅有其中的25%供当地城乡衣被之用或纺纱，而且，即使是这25%，也不排除交易的可能，无非是供应当地市场而已。出售、收购、转销几旺，使安昌很快成为一处声名远播的交易中心，除本地农户外，也吸引着周围植棉地的棉花源源不断运至安昌，进行交易，每年仅籽棉收购约达21万包。棉花交易需要纳税，规定每包花衣缴纳统捐8角8分，附税1角7分6厘；每百斤籽棉则缴纳统捐2角5分，附税5分，以此推断，棉花交易所纳税额一定极大。成交量、成交额巨大，表明农户已把植棉当做一项重要产业。农户通过种植棉花，或者作为自产商品直接出售，或者经深加工后再出售，以此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棉花交易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既然棉花成了大宗商品，安昌农户的经济收入必须依赖于棉花。为了获得相对多的收益，农户勤于稼穑，更大程度地增加劳动投入，广为植棉，遇到人手短缺时，就采用雇工的办法，工资标准农忙时三四角，农闲时一角五六分，且需提供食宿，在当时，这一雇工的待遇还算优厚。由于将更多的劳动投入植棉，大大扩展了安昌的植棉地，达1．9万亩，属绍兴之首位。同时，为追求单位面积棉花的产量，当地极重视植棉地保护、棉种改良、病虫害防治等，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棉花产量，每年约在万担上下，居绍兴之首位。

其二，与江南其他地区相类似，安昌纺纱、织布的分离程度也十分有限，虽然棉纱交易几乎天天都在进行，每日交易者达200人左右，交易量在50公斤以上，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易场所，但从总体上看，农户织布需要的棉纱毕竟以自纺自织为主，很少假手市场，因此，棉纱流通的规模、范围均不及棉花、棉布，仅成为当地妙龄女孩、中老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之一。从业者不多，交易量不高，如作为独立的经营环节，的确很难形成大的规模。不过，棉纱已是安昌农户所生产的一项重要商品，其中既有植棉者把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成棉纱，也有非植棉者从市场上购回棉花加工成棉纱，而且殊途同归，其中有不少棉纱被作为商品，抛向市场，流通于棉制业发达地区，供织布者购买、使用，经营有比较浓厚的市场色彩。

其三，纺纱往往与织布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较常见的棉业经营方式，也就是说，农户不仅纺纱，而且织布。棉布是棉业经营的最后加工成品，理所当然应该进入流通领域，它同样是安昌棉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重要商品之一，其中大布、小布的75%直接销往杭县、上海、兰溪、嵊县、鄞县甚至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剩下的25%除留作自用外，通过交易，供应当地市场，据悉，大布1匹7丈，可换米5—6斗；浆布大部分出售给花行，用作包装袋布，少部分通过交易，销往外地，用作丧殓布。

安昌棉布交易多赖棉布专营店，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花行也同时兼营，销售十分旺盛，旺季棉布日上市量约在千匹以上，全年交易达数万匹，甚至在棉布市场已控制发展的1953年，1—11月尚收购2．5万匹左右。⁽⁵⁵⁾

总之，就棉业经营的全过程看，其棉花种植、收购、轧弹、纺纱、染织等主要环节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之中，与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或者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而其中尤以棉花、棉纱、棉布的市场特征最为明显，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为了规范管理，避免市场风险，迟至清同治、光绪年间，花、布连同米业在安昌城隍殿并址设同业公会，每年农历“处暑节”（8月22—24日），聚会、祀神、演戏、议价、较秤（包括斗、尺）。安昌首先是棉花交易中心，每当秋季棉花上市之际，农户售棉，而花行则纷纷忙于收购农户出售的棉花，买卖交易，热闹非凡。同时，安昌也是棉布交易中心，一年四季都有棉布源源不断外销各地。棉花、棉布交易两旺，商品量、贸易额巨大，清末，棉花、棉布捐年万有奇，货捐七千余，⁽⁵⁶⁾税款超过全部货税。棉业不仅已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而且安昌也由此成为江南重要的棉花、棉布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

（三）安昌商业业态分析

商业是市镇最重要、最基本的产业之一。在安昌，除棉业外，商业尤其是粮食交易自然被推到了领先的地位，“而此数十万木棉，又必于市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⁵⁷⁾而米甚至与棉花、棉布相提并论，成为安昌的三大经济杠杆，“花、布、米三业兴旺……因三物均白，故称‘银安昌’，成为越北名镇”。⁽⁵⁸⁾

1．米市兴盛

米市兴盛，并非偶然。就小环境而言，农户植棉并对棉花进行深加工如纺纱、织布，已非常专业化，使得从业者所需的粮食必须依赖市场。一方面，安昌植棉地1．9万亩，同时期耕地统计数字缺如，但从20世纪末2．4万亩的耕地估计，棉花种植面积约占所有耕地面积的七八成，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例明显倒挂，致使安昌粮食供应短缺，需从其他地区大量调入，由此促进了米市的兴盛。另一方面，农户纺纱、织布，已完全背离了“男耕女织”的传统主题，即不再以“耕”提供全家口粮，也不再以“织”提供全家衣着，纺纱、织布就是将生产的产品以商品形式抛向市场，换取货币，再用货币购置口粮等生活必需品和进行再生产的原材料。就大环境而言，至明代后期，绍兴已成为一个缺粮地区。绍兴何以缺粮？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前已述及的人地矛盾。此外，因酿酒业快速发展，从宋代起，绍兴糯米种植的面积和产量就非常大，在一个时期，糯米种植面积甚至占水稻种植面积的60%，⁽⁵⁹⁾到了明代，这一现象继续存在，糯米种植的面积仍高达40%，产量也超过粳米，“……盖自酿之利一昂，而秫者几十之四，粳者仅十之六，酿日行而炊日阻”，⁽⁶⁰⁾从而造成粮食的短缺，根据研究，当时人均占有粮1485斤，但其中“真正可用作口粮的只800多斤。另外，明代人口瞒报严重，人均占有粮远不足此数”。⁽⁶¹⁾有时缺粮竟达半年之久，“虽甚丰登，亦只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⁶²⁾清乾隆时，人均占有口粮为311斤米，折合稻谷大约518斤，除去赋税、种子、饲料等，人均净口粮不到500斤谷，不足明代的四成。⁽⁶³⁾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难题，绍兴常年从外地进口粮食，据载，1911年，会稽县粮食进口数目为：黄豆0．9万石，占自产总量的1／3；早籼米70万石、糯米2．8万石，两者共计72．8万石，占自产总量的84．1%，其中早籼米进口量是自产的6．9倍，糯米进口量是自产的13．3倍。⁽⁶⁴⁾也由此形成了大量的粮食集散地，“……米粮入口后，由临浦等处转运分布于柯桥、城区及附郭各地，在平常年份，柯桥占50万石，城区及附郭50万石，临浦诸入口处留存约60万石，余则散至安昌、华舍、漓渚、皋埠、东关各镇区。而邻县之新昌、嵊县、上虞诸县每年复由柯桥等处购办四五十万，经由曹娥，嵩坝两处出口”。⁽⁶⁵⁾说明安昌的确是一处重要的米市，但所处的地位不及临浦、柯桥、城区，而相当于华舍、漓渚、皋埠、东关等地。

因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米业是安昌的主要经济部门，来自四方的米粮运至安昌，由米行进行加工，再由米行转销至附近村镇的农户。现将安昌米市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情况叙述如下。

（1）米源。安昌米市的粮食来源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是钱塘江上游以及江西之籼米，多由临浦转销，主要供应当地从事棉业的农户，晚清时，安昌粮食年交易量在10万石左右，其中60%即6万石左右就是供给专门从事棉业的农户的；二是浙西以及苏皖两地之粳米、糯米，主要供应酿酒业、食品业；三是本地所产之粮食，多系单季粳米，亩产约150公斤，产量不大，往往就地销售。

（2）米行。米行是安昌米市的中间环节，所有粮食的交易、集散均经过米行。清乾隆十六年（1751），西市已有5家米行。1921年增至10多家，又有米店20多家。1924年，米行有16家，以恒春、万丰、德盛为最大。1934年略有减少，剩下13家，资金2．46万元，其中资金在两千元以上4家，计1．19万元。根据营业范围，米行分成两类：一是大米行，本大、销售广，零售、批发兼营；二是小米店，本小、渠道窄，只营零售。米行的公共组织是米业同业公会，其主要职能是调节米价。

表3—5　民国时期安昌米行一览表⁽⁶⁶⁾

续　表

（3）碾米。运到安昌的米粮，多假手米行进行加工，米行设脚踏石臼或手臼，每具日舂白米3—4石，恒春、德盛等米行均设有脚踏石臼10多具，加工谷子以后，再销售。最早的机器碾米厂是位于安昌桥南堍的王同兴碾米厂，设于1931年。以后陆续开设的有：大成、孙绥记、钜成等。

（4）米价。安昌米市粮食交易数额，一般在10万石左右，由于大部分由临浦转销而来，米价受临浦的影响很大，时有波动。请看以下数据：

清乾隆十三年（1748），米价最低，每石1．6元。以后逐年上涨，光绪四至五年（1878—1879），每石6元。清末，米价下降，最低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每石2．90—3．30元，以后略有反弹，最高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和宣统二年（1910），每石均是5．40—5．80元。

民国年间，米价逐年上扬，1936年，每石涨至10多元，曾发生过“米店空白篮，群众搡米行”的事件。1940年前后，日军侵占萧山，导致米价飞涨，5月，每石达138元，安昌米行深受其害，纷纷停业，先后关闭16家。1948年，粮食恐慌，安昌仅分到平粜米40石，米价急剧上涨，7月5日，每石600万元（法币），7月28日，每石1680万元，8月14日，每石2500万元。⁽⁶⁷⁾

考察安昌米市，在清末以前，米市相对平稳，其米价虽有上下波动，但变化不明显。此后，因天灾人祸的影响，米市剧烈波动，米价迅速上涨，严重影响了农户的基本生活。

除了上述米行、碾米厂外，在粮食交易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角色——脚夫。脚夫主管米粮的搬运起卸，《清乾隆十六年（1751）安昌镇众米行5月脚夫合约》⁽⁶⁸⁾写道：

立公同议单，众米行沈兰生、丁慎威、张在四、顾配乾、顾茂林等。缘安昌镇四十六、七都，东至洞桥西至市尽为界，上落河米等物，脚夫原止七人。今因行店茂盛，难转身，故公议新加脚夫三名，各演戏一台，置酒七席，请众行以为成规。其脚夫相应子孙传流亦无紊乱，倘有顶卖，议定设酒七席请众行，以为通达之规。如有强横硬进者，亦应众行公宾。每岁新正脚夫，亦应公同设酒五席，发帖请各行以为年规。此系公议，日后均无异言，恐后无凭，立此议单一样十币，付脚夫各执一币，永远存照。

　　　　　　　　　　　　乾隆拾陆年七月　日

主议单米行　沈兰生　丁慎威　张在四　顾配乾　顾茂林

主议脚夫　顾洪乾　沈德茂　李士圣　沈德祥　胡禹天

　　　　　顾天祥　沈伯元　顾瑞玉　顾叔义　顾尚聚

从这则合约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米市初兴时，因西市仅有5家米行，脚夫人数并不多，仅7人而已，但随米行增多，脚夫人数也相应地增至10人；二是脚夫不同于作坊所雇佣的工人，并无一技之长，挣的是出卖体力的钱，但在用工上，已形成了一定的规程，如入行、出行，均需摆酒请客，告知所有米行，此称“年规”；三是脚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工人，为所有的米行雇佣，职业相对稳定，忙时穿梭于米行间，搬运起卸，“上落河米”，闲时时刻等待，一旦有活，便能挣钱。

脚夫挣的是出卖体力的辛苦钱，但能入行，获得做脚夫的资格，或许还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谋生之业，轻易哪肯放弃！以下是一则脚夫绝卖的文契：⁽⁶⁹⁾

立绝卖脚夫一名：沈王氏同男启秀、启明因无殡之费，挽中，情愿将自己安昌镇四十七都脚夫一名，绝卖于侄处，面议价银肆两正。自卖后，任凭银主管业，两厢情愿，各无翻悔，永无回赎，永不再找，立此绝卖文契存照。

今收到契内银一并完足，并议单一纸执照。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

　　　　立绝卖契　沈王氏十同男启秀、启名（画押）

　　　　　　　　　　　　　　　　　沈善章（画押）

　　　　　　　　　　　　见中　沈启俊（画押）

　　　　　　　　　　　　　　　　　沈百万（画押）

　　　　　　　　　　　　　　　沈云从（画押）

　　　　　　　　　　　　代笔　孔光夏（画押）

从中可知，沈王氏可能因丈夫去世，而无丧葬之费，万般无奈，不得不忍痛将脚夫的资格卖给侄儿沈善章，得到4两白银。卖后，心里老大不情愿，但仍需表示“永无回赎”、“永不再找”。

2．商业繁华

市镇无疑是周围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中心，“主要在于将其乡脚范围内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汇集起来，沟通它们互相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产品之间的交流”。⁽⁷⁰⁾其商业机能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方面，因市镇集结着大量农户无法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又是农户必需的，市镇具有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职能；另一方面，市镇又是周围农村地区各种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农户只有出售了各种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换取货币，才能购置其他商品，市镇具有维持农户购买力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因素，构成了市镇的商业机能，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形成和繁荣。对于安昌的商业经营状况，仍能从那段已被多次引用的经典话语中见到：“木棉之利，岁登数十万，而此数十万木棉，又必于市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则市有之懋迁有无，又不啻数十万”。⁽⁷¹⁾农户出售自己种植的棉花，换取货币，再用货币购置“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交易量、贸易额巨大，“岁登数十万”，“不啻数十万”，商业繁华。较之于“商贾辐辏”、“百货骈集”等概括性的文字征引，这一描述大致已能窥见安昌的商业经营状况，但仍欠具体、细致。《安昌镇志》列表叙述了民国时期安昌工商各业店铺的全部内容，计有行业71钟、店铺601家，基本上勾勒出安昌的商业业态和经营状况，今据此及其他相关资料，列表3－6。⁽⁷²⁾

表3—6　民国时期安昌工商各业店铺概况

其中“集散型商业”4种，行业并不多，仅占全部行业的5．5%，却反映了安昌作为棉业、米业集散地的职能。棉花、棉纱、棉布之中的大部分通过安昌，转销杭县、上海、兰溪、嵊县、鄞县等地；来自外埠的米粮则通过米行，在安昌及周围农村地区销售。

“其他商业以及服务业”49种，有些行业与下述“手工业”其实可以互相交叉，如成衣、水作等，也包括了手工业的成分，所占行业份额却很大，达67．1%。从商业业态分析，又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是木、茶漆、砖灰等业，反映了市镇从外地输入生产资料、服务于地方经济的职能；第二类是百货、成衣、旅馆、茶馆等业，商业与服务业兼营，周围农村地区的农户是主要服务对象；第三类是山地货、肉、鱼、鸡鹅等业，产品既供应周围农村地区的农户，也有部分销往府城绍兴以及其他地区。

“手工业”18种，占全部行业的24．7%。从商业业态分析，也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香作、铜锡、铁器、刻字印刷等业，大部分是为当地农户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二类是丝织、染坊、糖坊、碾米、油坊、竹器、花边等业，或通过来料加工，再由商行将产品分销外地，赚的是加工费，如竹器、花边等业即是；或通过加工本地农副产品，产品既供本地，也销外地，如油坊、糖坊等业即是。手工业作坊往往与店铺合二为一，不仅从事生产，而且兼顾销售。前店后坊、产销合一、亦工亦商，是常见的商业形态。因此，大部分手工业也具有商业的性质，是安昌商业的组成部分。

“金融业”包括典业、钱业两种，行业种类很少，仅占全部行业的2．7%，而其重要性却不容低估。典业即典当，体现的是以物作抵、放款收息为业务的借贷关系，是安昌较早出现的金融业。开设于明万历年间的茂义当是当地最早的典当，此后陆续开设的有森玉当、茂德当、义和当、协泰当、嘉德当、恒德当、泰康当、仁和当、天和当、同泰当、恒泰当、同德当等10多家。典业多由富商大户开设，业务对象除贫困人家急需借钱外，也对商家店铺开展抵押借贷业务。一般的规则为：金银值十当八，丝绸六折，被帐对折，衣服三折。期限是18个月，逾期“没当”，不得回赎。利息多为月息2分，也有1分8厘、1分6厘的，此外，需加存箱费每元1分，裘皮类保管费，典时现收。钱业即钱庄，体现的是直接为商家店铺提供资本的借贷关系。开设于清道光三年（1850）的穗康钱庄是安昌较早的钱庄，此后陆续开设的有永孚、钜源、宏裕、德昌、利泉、恒孚、钜昌、谦裕、安裕（豫）、钜生、镇源、信泰、裕源、宝泰、吉源、乾茂、济源、协昌、丰昼、安孚等20多家。业务对象基本上是商家店铺，也包括一部分当铺。钱庄划单（随附式样）必须由府城绍兴大同行（亦名出账钱庄）过账。经营业务为存、放、汇3项，包括长存、长放（相当于现在的定期）、浮存、浮放（相当于现在的活期）、同业拆放、往来透支等项。汇款又分信汇、票汇、电汇3种。通汇地点一般是沪、杭、甬、绍等地，因安昌属于“绍帮”，沪、杭、甬汇划均转绍兴，本地汇划用汇划单，利率民国初存款日拆1—1．25分，借款日拆1—6分。表面看来，典当、钱庄并不直接进行商品的交换，但却通过向商家店铺提供资本借贷的形式，间接参与了商品交换，是安昌商业繁荣的标志之一。“安昌市面，以钱业为首领，故往年获利，累累几万”。⁽⁷³⁾

显而易见，安昌作为一处周围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中心，其商业业态是比较全面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全镇共有工商各类行业71种，店铺601家。当然，行业、店铺时有增减，1919年，笔名“久巽”者在安昌作乡土调查，“予在安昌周历一载，每届星期，邀致同事向东西两市暨附近村落缓步流踱。与本地人相聚谈时，辄询以本镇经济情形”，获知“安昌镇上有商店八百家：内钱庄十家（近只七家），当铺三家，树场三家，油车三家，酱园一家，花行七家，米行十余家，南货、油、烛、洋广杂货各业均各二三十家，余如绸缎、梭扣、棕绷、嫁妆、裱画、古董、茶漆、染坊等业均备”。而且，资本充裕，“每一商店资本多者万元以上。如当业，少者亦须二三百元。如酒店，牵匀以五百元计，共有资本四十万元”。⁽⁷⁴⁾1936年，安昌有工商行业97个，“商号933户，资本312456元，经营额2453574元，商号数、经营额居集镇首位，资本居第二位”。⁽⁷⁵⁾在上述71种行业中，“集散型商业”虽然仅有4种，但却在当地的商业结构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是第一层次的商业；“其他商业以及服务业”、“手工业”两者相加，共有67种，占全部行业的91．8%，在商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集散型商业”固然是安昌的主业，但“其他商业以及服务业”、“手工业”却实际扮演着维持市镇日常商业运转的角色，批发、零售共存，商业与服务业兼营，一方面，通过开店设铺，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各类资料，另一方面又将农户生产或加工的农副产品外销各地，通过买卖、交易，获取收益，以一种商业中介机构而存在，是第二层次的商业；商业繁华，资金周转一定十分活跃，“金融业”应运而生，为其他行业提供资本支撑，是第三层次的商业。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对安昌商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注释】

(1)《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

(2)（清）张世庆：《安昌志序》，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四册。

(3)高骧云：《安昌记》。

(4)高骧云：《安昌记》。

(5)（南宋）《会稽志》卷一九。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

(7)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6—7页。

(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9)（明）《绍兴府志》，转引自《浙江通志》（四库本）卷一○四“石首鱼”条。

(10)（明）《绍兴府志》卷一一。

(11)（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12)（明）张岱：《陶庵梦忆》，上海书店，1982年，第20—21页。

(13)《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宣统三年上期。

(14)《安昌镇志》，第105页。

(15)《越绝书》卷八。

(16)（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一。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三十二册。按宋制以50斤为1石。

(18)（宋）姚宽：《西溪丛话》卷上。

(19)（清）《两浙盐法志》卷七。

(20)《安昌镇志》，第345页。

(21)《安昌镇志》，第107页。

(22)《安昌镇志》，第107页。

(23)冲斋居士：《越乡中馈录》卷上。

(24)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329页。

(25)（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卷二《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

(26)（明）《松江府志》卷五。

(27)（清）《上海县志》卷一。

(28)（清）《蒲溪小志》。

(29)（清）《慈溪县志》卷五三。

(30)（清）《余姚县志》卷六。

(31)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162页。

(32)高骧云：《安昌记》。

(33)《安昌镇志》，第458页。

(34)参见1919年5月25日《越铎日报》。

(35)《安昌镇志》，第113页。

(36)《安昌镇志》，第181—182页。

(37)参见1919年5月25日《越铎日报》。

(38)（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

(39)《安昌镇志》，第114页。

(40)《安昌镇志》，第148页。

(41)《安昌镇志》，第180页。

(42)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43)（南宋）《会稽续志》卷一。

(44)（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五。

(45)参见姚培锋、李青锋：《明代绍兴府市镇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46)《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宣统三年上期。

(47)金志文：《绍兴老酒简史》，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48)陈觉民：《绍兴老酒》，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49)（明）《会稽县志》卷三。

(50)陈觉民：《绍兴老酒》。

(51)（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五年正月十三日。

(52)参见姚培锋：《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姚培锋、李青锋：《明代绍兴府市镇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53)［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54)（清）王韬：《瀛濡杂记》卷二。

(55)《安昌镇志》，第114页。

(56)《浙志便览》卷二。

(57)高骧云：《安昌记》。

(58)《安昌镇志》，第109页。

(59)（宋）孙因：《越问》，载宝庆《会稽续志》卷八。

(60)徐渭：《物产论》，载《青藤书屋·文集》卷一八。

(61)卓贵德等：《绍兴农业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页。

(62)《祁彪佳集》卷六《救荒杂议》。

(63)卓贵德等：《绍兴农业史》，第170页。

(64)《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1911年上期。

(65)社会经济调查所编印：《浙江粮食调查》，1935年，第95页。

(66)《安昌镇志》，第178—179页。

(67)《安昌镇志》，第172—173页。

(68)《安昌镇志》，第452页。

(69)《安昌镇志》，第452页。

(70)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37页。

(71)高骧云：《安昌记》。

(72)参见《安昌镇志》，第178—199，218—221页。

(73)1926年3月22日《越铎日报》。

(74)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75)《安昌镇志》，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