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国公司对经济制裁的反对

一、美国跨国公司对经济制裁的反对

90年代初，南非见证了自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化，这种变化在1994年春达到高潮，曼德拉在南非第一次多种族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这标志着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53]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在南非民主化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经济压力和国际排斥相结合最终使南非白人政权相信变革要比继续维持现状风险小。^[54]然而，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样，美国跨国公司是反对本国政府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的。

在冷战早期的“冷战共识”下，美国公司管理者的种族中心意识使其认同美国外交目的，并倾向于自愿配合禁运和出口控制。^[55]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日益反对和抵制将其商务活动陷进去的外交政策。这部分是由于公司业务的国际化；随着海外经营对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司管理者更加认同东道国而不是母国的目的。^[56]这也部分由于“商业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该意识形态“将贸易、金融和投资看作一种社会善事，政府不应当对其干预，以免招致危害更大的生产扭曲”。^[57]

与这一“商业国际主义”伦理一道，公司官员将其在南非的经营描绘为非政治的（apoliti‐cal）商业行为，并认为制裁是要求公司为超出其控制范围之外的非正义承担责任。他们还认为，在其业务对象国政府类型多元的前提下，公司应对当地政治冲突保持中立，这对于公司生存是根本的。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将美国法律扩展到其在南非的经营，反对政府利用美国商业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执行部队”。^[58]正如花旗银行的一位官员所说的：“存在着一条对不管在何处经营的公司都适用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请勿插手’！”^[59]

此外，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投资者持一种几乎是宗教般的信念，即在威权市场资本主义下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将最终有助于终结这种同样服务于他们的排斥性的制度”。^[60]美国公司认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本身是一种使南非政治产生积极变化的行为。然而，美国政府（主要是国会）和公众并不分享公司管理者的观点，两者主张对南非采取强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