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化

第一节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化（modernization）看来只有简单的三个字，但其中的内容却多得足以写一部鸿篇巨制。人们一般只是从自己生活的富裕程度、社会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建设的成就等社会标志，或者自己最熟悉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状态来理解现代化问题。在农民过去的观念中，乃至20世纪中叶全体中国人的观念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不用愁。”就是他们概念中的现代化。很明显，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不是现代化，而仅仅是温饱生活。耕田不用牛而用机械，是农业机械化而不是现代化，或者不是现代化之全部；点灯不用油而用电，不是现代化而是电气化。楼上楼下是住宅的楼房化而不完全是现代化。电灯电话则是指照明的清洁化和通讯的便捷化。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是全面的现代化。当年中国领导人，曾经把大规模的工业化视作是现代化，于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到处机声隆隆，烟囱直插云霄，群众喊声震天”，便成为领导人眼中的现代化图景。后来周恩来又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似乎建立了自动化的工业，工厂化、机械化的农业，技术化的军队和武器以及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观点，同样是对现代化认识表面化的表现，好在这些东西全部不再作为口号挂在嘴边了。针对国民对现代化的无知，这里有必要就现代化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做一个简单而且稍微系统的介绍与说明。

现代化是人和由人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系列弹性的和刚性的衡量指标。从人这方面来讲，现代化至少包括人的知识化，而知识化的人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来标志和衡量的。如不能说文盲没有实现现代化，高中生就是具有现代化水平和能力的人；不能说农民没有实现现代化，市民却是实现了现代化的人；同样不能说，工人不是现代人，而知识分子却一定是现代人……

但在一般人的认识中，现代化被更多地赋予了一种社会状态的意义，亦即，一种具有如同前面所说的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等具体而有形的社会面貌。却没有从观念的高度，看待即使这种有形的社会形态，也是在某种无形的观念或者社会意识形式的作用下逐渐实现的。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和由它所装备起来的技术，尤其是大机器，而这种东西正是规模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前提和基础；没有对商业和商人的充分尊重和重视，就不可能认识到聚居于城市，专门为社会提供市场化中介服务的商人和市场机制对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对人们追求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或者以合理的手段追求哪怕是不合理的个人利益的行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巨大促进作用的认识，进而见到功利思想和利益观念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尊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道德合理性……而所有这些，都是促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重要观念因素。

应当指出，现代化是一个既包含着时间过程和时代特征，但又不限于其时间性和时代特征的概念。时间性是一个历时性概念，而时代特征则是一个共时性概念。所谓历时性是指任何一种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的形成，总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通过一系列现时对过去的继承来形成。没有经历一定的历史，便不会贸然产生一种全新的社会合理化和现代化的观念。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人从夜郎自大，经由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今日对西方文明从技术、制度、文化到经济体制愈来愈增加的认同，从而把市场化改革作为实现现代化最强劲的动力，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典型的历时性过程。而共时性是指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在一定的时间区段，总有一个由一个人、一部分人向全社会扩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某一个时间区段内，往往通过从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无论这种扩展是由于时尚，或者由于政府的推动，总会为全社会最大多数人所推崇和效仿，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西方大众文化、以青年人为主导的消费观念以及对商人牟利动机的接受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共时性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最终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因此，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中，包含着时间性、时代特征和时代能力这样三个基本的含义。而时代特征和时代能力则是包含着时间性的现代化概念的核心。人们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家，把这种意识和能力通称为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属性和特征。很显然，这种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

现代性既有社会外在特征的内容，同样具有以人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为基础的内在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现代性包括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和社会状态或者形态的现代性。

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现代化就是不断获得现代性，并逐渐使社会和人的意识告别传统势力的桎梏，发展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和现代性的人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西方来看，就是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或者伦理价值观念，逐渐被世俗的功利价值观所取代；人们单方面服从宗教或其他社会权威的意识，逐渐被立足于自身认识的自主意识或自我意识所取代；非理性地变革社会的手段，亦即剧烈而激进的变革社会的革命手段，渐渐被渐进式的社会改良的手段所取代；人们被动地臣服于国家暴力的义务观念，由于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启蒙，逐渐被日益扩大的权利意识所取代；简单的手工劳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被基于社会分工的技术和智力劳动所取代。而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逐个开启了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大众化和宗教的世俗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化和工业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社区形态的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就目前来看，现代化理论和实体模式，往往以西方社会为参照，而且也只能以之为参照。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甚至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任何谋求现代化的社会和民族必然要走的路，否则，只能固守传统和落后。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但在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也不得不按照西方乃至已经成为联合国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现代化水平。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GNP）、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还有在市场化、民主化、大众化、多元化、世俗化等方面的标准。

从观念意识角度来说，现代化就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不断增长的理性化或者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过程。这不仅是马克斯·韦伯的结论，同样也是每一个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人的基本共识。

就人的观念和意识而言，现代性就是基于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体——人或人们力图超越或抛弃传统，在自己的意识和生活中，增加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内容的努力和要求。现代性区别于或者相对于传统性（traditionality），现代性自然包含着对传统性的革新甚至抛弃。如青年农民不再像过去的农民那样，把经营农业当作唯一的正道，他们甚至不惜一切谋求在城市或城镇的发展，而且最终在城市中站住了脚，成了一个真正的市民。而那些受传统势力影响较深、胆小怕事的青年，则一直从事繁重而简单的传统农业生产，并且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一样，成长为一个活脱脱的传统农民。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凡是农民都是传统的或者带有传统性的，而那些脱离了农村生活的城里人或者市民，便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和任务实现了。即使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只要他具有足够的开拓创新精神，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全新方式，如摆脱了粮食的单打一，利用科学技术搞多种经营，并通过商品化和市场化积累了财富，进而带领乡亲搞起了规模经营，带动了山乡一大片。这样的人，虽然身份仍然是农民，却是现代农民或者说是现代化的农民，在他或者他们身上，生发出了难能可贵的现代农民，或者现代农业意识。

相反，对某些而且是相当多的城市人来说，他们虽然置身于城市，并且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福祉，但却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心胸狭隘，见不得新生事物和谋求开拓创新的人，拥有权力便做特权，而无民主作风。那么这样的人，即使生活在现代文明的城市环境中，也算不得具有现代性，人们对他们的准确称谓是“小市民”或者说是“城市里的小农”。

从这里所做的简单说明可以看出，现代人并不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也不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城市社会中的人，同样不是生活在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人，而是具有理性的现代意识，也就是具有科学知识、创新精神、平等意识和民主观念的人，现代人不以身份为标志，而只以素质、意识和能力作标准；即使以身份作标志，那么这种身份主要是后天获致身份，而不是先天承继身份。虽然在中国社会，由于制度的安排，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其父母的农民身份而来的，但并不能排除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不能培养造就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素质和现代能力的现代农民；同样，中国的市民一定程度上是继承其父母的城市户籍而形成的，但同样可以是具有深厚的小农意识的小市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失败只有我一个　成功就是一大片”

——记溧水县十佳农业科技示范户毛火金

郦　珠

盛夏的溧水县傅家边小盛村，是一片处处飘香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植满了各类果树。累累硕果缀满枝头，踪踪人影穿梭林间。而村边的山坡上，等待收获的中熟水果一望无际，昭示着小盛村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喜迎丰收的人们忘不了毛火金，正是这位农民党员，以“失败只有我一个，成功就是一大片”的示范精神，带领傅家边的村民走上了科技致富的阳光大道。

1984年，在傅家边村还是水稻种植一体化的年头，时任大队农技员的毛火金已经意识到，农业开发必须打破粮棉油种植的传统格局。他在搞土壤分析时发现，周边地区的土质非常适合各种果树的种植，便试着在自家的山地里种了两亩多西瓜，当年仅西瓜就收入了2000多元，成了傅家边的一大新闻。这时，毛火金又从省农科院获得了一条信息，种桃的效益很是不错。说干就干，他不顾家人埋怨，一下子种了5亩地的水蜜桃。第三年，5亩桃林竟收入近两万元。毛火金在种桃中挖得致富路上的“第一桶金”，举村哗然，也惊动了省城的各大媒体，毛火金成了信息致富、科技致富的现代农民的典型。

“要想快致富，就学毛火金。”傅家边几百户农民种果致富的激情被点燃了，纷纷来找他取经种桃。“都是乡里乡亲，有饭大家吃嘛。”憨厚的毛火金倾囊相助。傅家边的桃林迅速发展到了800多亩，这个蜷缩在苏南一角的山村，也因此摆脱了世代翻版的贫穷。1983年，傅家边人均收入仅254元，工农业总产值约100万元，到了2001年，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已达4500元，农副工总产值达到了6000多万元。

1993年，毛火金被评为溧水县科技示范户；1994年，他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2000年和2002年又两度被评为县十佳农业科技示范户。

毛火金走过的路也并非都是坦途。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对果品口感、品质的要求都越来越高，加之大面积种植水蜜桃带来的市场饱和，早花露桃从鼎盛渐渐走向衰落。1993年，在桃子衰落迹象刚露端倪时，毛火金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果源。在《陕西果树》杂志上，他看到21世纪油桃将成为桃类中的主流果品时，种植油桃的念头油然而生。他跑南京、安徽、浙江，寻找优质油桃品种，先后试种了海奥特猕猴桃、新泽西州72、76号等许多品种的油桃，但由于南方雨水过多的气候条件极不适宜油桃的生长，毛火金试种油桃直接经济损失近4万元。一次次失败不仅导致了家庭生活的拮据，更让考取南京建工学院自费生的长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妻子的埋怨，乡邻的期待，将毛火金推进了一个压力的漩涡。是知识给了毛火金重新崛起的力量。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毛火金终于摸索出了一整套果树选种、育苗、栽培的方法。1999年春天，他找到行政村的领导，毅然包下了村东一片近30亩地的荒山，而且，一包就是20年。这样，加上自家的旱地、水田，毛火金种植的土地达到了近50亩。在做了充分市场调研和果品分析之后，他大胆地在40多亩旱地里种上了790株日本大石早生梨和50株中熟品种的加应子。在他的带动下，村民纷纷种植大石早生梨，并迅速向周边村落延伸。到今年初，傅家边加应子的种植已达300多亩，亩产收入3000余元。由于毛火金选择果型时，对果品的品质作了精心研究，又找准了绿色食品这一大卖点，所以大石早生梨一上市，就引发了市场的热销。良好的市场效应，带动了村民的种植热情，也带动着傅家边人走上了种果致富的小康之路。目前，傅家边果品总产量达300多万斤，经济林果总量700万元，林果总面积6000多亩。户均果园两亩，茶园一亩。“家家有果园，户户好收入”是如今傅家边的真实写照。

做一个知识型技术型的新型农民，并能带着大家一起走科技致富的道路，是毛火金矢志追求的目标。在谈到今后规划时，毛火金认为，中国“入世”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品种更新、结构调整的要求将会更高。近期，他打算引进韩国黄桃、中国沙红、新川中岛白桃等品种，走绿色食品发展的道路。毛火金清楚地知道，在引进、试栽、推广这些品种的过程中，也许会经历许多坎坷，但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带动一大片群众，因为可能的失败也仅仅只有他一人。

资料来源：党建导刊，2002年第9期

现代性是一个十分综合的概念，其中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并不能用简单的身份区别、职业区别、生活处所的区别、社区的区别，把它明确地界定清楚。但是有一点，现代性与现代意识具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现代性就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生活观念，现代性就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和社会组织所凝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总体面貌。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竭力追求传统，拒绝乃至鄙视西方城市文明的心态，最终连经过几十年努力所取得的仅有的城市化成果，也被拖回到类似于农村那种灰头土脸的状态中。如六、七十年代的所有中国城市，和浦东开发以前的上海一样。广大中国农民对城市生活中的“灯红酒绿、霓虹闪烁”甚为不悦，对兴修铁路、高速公路占用耕地不以为然，对青年男女自由、时尚的穿戴和打扮不以为然，甚至对他们的自由恋爱也不以为然……凡此种种，其实都透视出，置身于封闭环境中的农民，由于自己单调的生活内容和节奏，表现出对现代城市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严重的不适应。它所表现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在观念和意识方面的剧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