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
一、社会变迁中的丽江古城文化保护
当今世界，在全球一体化和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当代社会也在发生重大的文化变迁，特别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以丽江古城为例，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非物质性文化）不仅是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促成因素，也是形成旅游名胜的因素。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代的文化变迁中，如何保护和发展丽江古城的文化。
目前国外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即使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化形式（如衣食住行、宗教礼俗等）已经消逝或融合于其他民族文化中，但该民族内在文化机制、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有的学者据此理论，对一些表面上已完全被主体民族同化的原住民和“非主流”民族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出关于这些民族个性、特质等传统因子还普遍存在于现代的结论。因此认为不必担忧族群的文化变迁和传统文化的流失。
这样的观点，已经影响到当今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特别是如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在当代的保护和传承，以及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代的流失和衰落等。
上面说到的国外学者的这些理论和研究结果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是事实，无可非议。但它对我国的不少学者却有一些误导性，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衰亡不值得大惊小怪和忧虑，因为在任何时候，该民族文化的特质都会存在于该民族的肌体中。
这种用放大镜搜寻式地“发现表层下藏于深层的民族文化特征”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去发现现代趋同潮流下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学术探研，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学术探索，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据此认为不必忧患当今的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因为它将以其他方式残存于现代社会肌体中，那对于建设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在西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大区，以及对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设想是十分不利的。
西方学者做那样的深层分析和得出上述结论是有一个前提和具体的历史背景的，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之前的漫长岁月，由于西方殖民者和统治民族实行大民族文化沙文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使很多国家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濒临灭绝，甚至数百种语言都丧失殆尽。就东方国家而言，如中国清朝“改土归流”中强制性实施的极端的“以夏变夷”政策，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国内少数民族阿衣奴人的歧视和强迫同化，直至现代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人的强迫同化政策，都导致了各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急剧衰落。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对过去这种强权政治支配的民族政策进行反思，大力提倡文化的多元主义。很多学者对由于统治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所导致的原住民文化衰落乃至灭绝的悲剧进行了痛心疾首的反思和揭露。西方一些学者是在一片很多“原住民（或某一“非主流”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消亡”的悲观呼声中做出上述研究并得出结论的。这固然是事实，但亦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事实。从放大镜下发现的原住民文化的残迹并不能掩盖殖民地国家和欧美一些国家“非主流文化”在所谓“主流文化”和强权政治的挤压下衰亡的惨痛历史。
当中国还有可能成为绚丽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大国，像云南这样的西部省区还有希望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大省之时，我们应该做的事就应该是去极力地去促成她，保住她，而不是等到必须拿着放大镜去一个单一文化模式中去寻觅民族文化残留物而得出一个“民族文化尚存在”的“科学结论”的那一天。
又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民众不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住宅、歌舞形式等，而喜欢穿当前在城市流行的服装，喜欢住城市型的钢筋水泥房，喜欢流行的影视剧、流行歌曲等。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有的甚至把它理解为一种时代的进步，一种走向所谓“文明”的标志。这种观点看去似乎有理，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民众的文化品位、认识水平、时尚潮流是需要正确地加以引导的，需要长期的文化熏陶才能对特定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一定的识别能力。特别在周围是一片大文化（或主流文化）的海洋的环境下，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会趋于衰微。如一味迎合所谓民众的意愿，有时会导致真正有长久魅力和价值的多元文化的灾难。近十多年来丽江古城的保护实践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于受城市建筑时尚的影响，很多居民过去都想掀掉传统的土木建筑而改建钢筋水泥房，认为这才是进步的、“现代化”的房子，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拆除传统的土木结构房而建钢筋水泥房，有的人包括一些领导认为古城的石板路很落后，发生了火灾连汽车都开不进来，于是就有人动议拆掉石板路，改建水泥路，使消防车能够畅通无阻地开出开进。丽江古城几度在为数不少的民众的这种意识和意愿中濒临危境。如果不是城建部门的行政干预、古城保护法规和后期有关如何看待文化传统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丽江古城早已面貌全非。
再如在丽江古城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的错误城建理念导致了不恰当的决策，建了一条一直通连四方街的现代化建筑街道，它把原来丽江古城著名的“玉河烟柳”景观破坏殆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开展后，丽江县政府部门下决心改建此路，由于要拆除很多还完好无损的高楼大厦，因此很多当地民众想不通，认为是劳民伤财，“发疯”，对决策者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后来一条传统的以五花石铺地，两边是传统庭院式民居的道路建成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每天直至深夜都有游客流连忘返，成为国内外游客交口称赞的古城一景后，很多当地民众才意识到过去那条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挤压下的“书记路”对于古城的风貌说来是多么煞风景，对发展旅游是多么不利。
当代的文化趋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和融合等，如果是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不是靠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而发展的省份，可能其负面影响还不大，但对西部省区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区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的区域来说，保护正在趋向衰落的民族文化资源，就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性要务。
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丽江古城的各种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包括纳西语的传承，充满本地民俗情趣和民族文化个性的各种礼仪习俗的保护和传承，因为这是丽江古城长期保持吸引力的重要文化依托。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适当地借鉴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做法，既广采博纳、大量吸引、引进中原的汉族人才，在广泛学习汉文化、藏文化以及白族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同时，又要求外来移民入乡随俗，学习纳西人的语言，学习纳西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和礼仪等。据民间传说，纳西族木氏土司乐于广采博纳汉文化，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到丽江，但他们又非常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用各种方式让外来的移民学习当地文化，比如纳西语。按规矩，不会说纳西话的人就不准参加祭天仪式，在过去，如果不能参加祭天仪式，就相当于开除了纳西人的“族籍”，因此，外来移民都很快地学纳西语，逐渐同化于纳西族中。这也是丽江古城成为中国少有的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区域之一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丽江古城这种儒、释、道文化和纳西族本土文化、汉、藏、白、纳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奇观，不能不说是与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那种兼包并容、广采博纳但又不失自我，保持本土个性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很多来到丽江的人，无论是到此一游的游人，还是移民到此长期居住的新丽江人，都是受了丽江古城文化的感染和吸引而来的，很多人在这里是靠了文化的恩惠而能在此安然惬意地休养生息。因此，尊重丽江文化乃至保护和学习丽江本土文化，应该成为在丽江生活的人们的一种共识。
二、保护丽江古城文化的几点思考
丽江古城是丽江市人文资源中最为闪光的核心，它最吸引人的有这样几点：一是古城的依山就水，不求方正，不拘一格地随地势水渠建房布街，整个古城结构自由活泼而充满灵气；那种虽得中原建筑神韵，但又不照搬古代中原城镇的模式，在总体结构上融进纳西人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和生活的情调意趣，使其成为一个自然流畅，人与山水亲和的边地古城。二是那种“活着的古城”的文化风貌。古城在历史的进程中融合了儒、道、释文化和本土文化，形成独特的城市个性和地域特色。因此，古城的保护应该包括各种与上述文化魅力相关的无形和有形文化，我认为它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一）古城民居的外部形式和内部格局
要保持古城民居的现有格局和风貌，古城内的房屋修建装修，应接受统一的古城城建和历史文化专家组的审核认可。要保证培植一片速生林或者保留一片天然森林，用来专门供应古城的民居建房用料，当然内部的一些装饰可以采用仿木料的现代建筑材料。内部装饰要做到与传统审美观相适合但又有现代的舒适感，切忌学那种现代宾馆式的内部装饰风格。
（二）古城的街巷格局
要保持古城街道、小巷现有的历史风貌，如保持古城那种“曲径通幽，不求平直”的自然风貌，不应在古城再建“东大街”那样一马平川，直来直去有违古城传统格局和审美趣味的新路。在古城建设“城市广场”，也应在突出当地特色和与古城传统整体格局相吻合的前提下思考，避免如一些大中小城市现在流行的那种“城市广场”的模式。如果要开辟城市广场，最好在古城之外。
（三）历史文化旧址、建筑和遗物的保护
丽江古城有不少历史文化旧址和建筑，应该加强保护。这些受保护的对象应该包括：像文庙、武庙、玉河书院、雪山书院这样的遗址和遗留的建筑物，基督教教堂遗址和遗留的建筑物，古城著名人物和家族、家庭的居所、祠堂、家庙以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家具、服饰、民俗旧器、老照片等，“茶马古道”上马店遗址、建筑和各种遗留物，著名的社区活动场所遗址和建筑。丽江古城有不少古老的深宅大院，有些是“茶马古道”上著名藏客的住宅，有些是过去一些家族的祠堂等。在这些祠堂和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湖南的凤凰古城做得不错，有不少古老的当地家族祠堂、名人古居保护得很好，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有些修旧如旧地修复了，比如大作家沈从文故居，曾经当过民国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故居等。这些古宅大院配上详细的图文解说，吸引了大批的游人，从参观这些宅院中看到了本地的独特建筑文化和人文景观。丽江虽然没有如此显赫的举世闻名的名人，但是丽江过去一些大家族、藏客等的民居是丽江古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了解丽江历史上的民众生活、历史、人文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认为，每一座古城镇里的历史遗产景观，都有着一种历史和具体的人和事相融而成的人文价值和精神魅力，不应随意地改建甚至拆迁，应该遵循“修旧如旧，整旧如初”的原则。我曾经在瑞士苏黎世古城参观过不少据说已存在了数百年的老字号商店和饭馆，以及不少古街巷。美国很多城市都完整地保留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古城，我被当地市民引领着观看古城满目皆是的历史建筑物，还领去参观过一座曾经是18～19世纪时作为马厩的老房子，马厩的格局和装饰都完整地保留了历史的原貌，当地市民自豪地向我介绍这个历史遗产。丽江古城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镇，过去有很多马店，但如今已经没有一个类似保留完整的马店遗址可以供人们回顾中国西部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四）留住古城本地居民
据编者主持的“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丽江县、宁蒗县纳西族、摩梭人和彝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现状评估”课题组的调查，1986年底，丽江古城有居民4269户、15279人。到1999年底，已有1527户5001人迁出古城。即13年间，已有35．77%的居民户、32．73%的人口数迁离古城。1987至1999年间，每年平均有117．5户、385人迁离古城。而1990年最高达293户1165人，最低的1999年也有68户193人。每年平均有103．8户、311人迁入古城。13年间，丽江古城的居民净减了113户802人。照此推算，再过26年时间，丽江古城中的居民将全部迁离古城，古城中将无人居住而成为一个“空城”“死城”。[2]
当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群开始大批外迁之际，也就是民族文化转移、衰落之时。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主体的转移与失落：大批纳西族的聚居使古城成了纳西族传统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汇聚与集中点，而随着自发、分散和缓慢地外迁，文化大量的失落，消亡。即便孤立、零星的存在部分，也迅速地被现代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淹没。例如，纳西语言、服饰、节日、礼俗等就在迅速的衰落之中。
2．古城的人口“置换”过程伴随着的是古城文化的“置换”：古城本地居民迁走后，房屋依然存在，但房屋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却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居民把房屋的所有权转让出去，即出售；另一部分居民则转让了房屋的使用权，即出租；也有少数房屋是闲置或无人居住的。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古城居住的结果，使古城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大量地被“外来文化”所置换。而这种“外来文化”与古城的传统风格、历史风貌格格不入，反差极大，逐步使古城丧失了独有的文化特色。
因此，要采取措施留住古城的居民，关键是通过各种方式使古城居民从旅游中得到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产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居民的自豪感，心甘情愿地居住在古城中。目前丽江当地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把更多的“原住民”留在古城，以后可想更多的方法实现留住更多的“原住民”的目标。
（五）民俗文化和语言的保护
古城的核心魅力在于那鲜活地延续至今的多元文化，纳西民俗和完全不失历史传统，依山就水率意天成的城市空间布局和民宅结构。假如丽江古城没有了那些白发长髯的纳西老乐手，那众多身着本族服装的纳西女人，那古城人纵情谈笑时使用的纳西语和一年四季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节庆，以及充满古城多元文化特点的社区民俗活动，即使古城内有很多数百年的古老建筑物，活水滔滔长流，那也不是世界所瞩目的“活着的古城”。丽江古城的灵魂是古城的民众生活和独特的地方人文精神，因此，我们在呼吁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不要忘记更多地珍视和保护那些虽还存活在民间但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衰落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应采取更多的方式，在学校传授乡土知识和纳西语课程，在电视台、电台开设纳西语节目频道等方式来保护住上述民俗文化。应鼓励、保持和恢复古城的各种民俗节庆活动，鼓励各种民间的文学艺术组织展开活动，比如诗社、剧社（包括滇戏、京剧）等。
如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很多少数民族已经面临着母语逐渐消失的危险。我常常在家乡丽江古城看到这样的情景，用母语可以妙语连珠地把当地的民间故事、逸闻趣事讲得出神入化、妙趣横生的老祖母祖父们，如今面对自己那已经只会讲汉话的孙子孙女，一下子就变得拙嘴笨舌，他们不得不用磕磕巴巴的汉语讲述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用母语讲述的那种生动、妙趣和魅力，孩子们也就一脸茫然，提不起兴趣听这些本土故事，于是就自顾自去看电视上的肥皂剧，看明星们的作秀了。这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所带来的代沟，祖父母们一肚子的故事和乡土知识，也就因语言的隔膜而不能传给孙子孙女辈，使他们获得乐趣。如果纳西语断了传承，纳西人千百年热烈生动的人生和朴实深邃的智慧，将会因为母语的失传而无法薪火相传。
母语既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母语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而一种没有了灵魂的文化是不会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它总归要逐渐消逝，比如很难想象没有了汉语的汉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此，保护和传承母语，是丽江古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一个重要内容。
（六）古城周围环境的保护
人们常常忽略了古城古镇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眼睛仅仅孤立地盯在具体的景观或建筑物上。其实，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融具体建筑物和城市格局、民众生活、社会历史文化氛围和周围的环境于一体的整体，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比如，距离丽江古城20多公里的纳西人的神山——玉龙雪山，以及作为古城水源地的黑龙潭及其周围山水，与古城历史文化、古城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景观、玉龙雪山为主体的自然景观与丽江坝子的高原田园风光间有机整合、互为映衬，既是丽江坝区旅游的精髓和灵魂，同时也构成了丽江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城市建筑格局上，丽江古城是整个丽江的最亮点，因此，不能逐渐使之成为一个被与之反差极大的现代建筑群和拥挤的小区包围的孤岛。从城市建筑美学和丽江的传统城乡格局的角度看，古城周围应该留下比较多的田园和原野，各种建筑物也要尽量与古城的风格相协调。
在进行新城建设和周围的环境建设时，我认为也要尽量突出当地特色，避免雷同于昆明、大理、迪庆等周边地区。因此，在建设居民小区的城市规划上，应该突出地方特色，从民居建筑的外观和内部装修上、街道格局乃至街道的取名等，都应该突出地方特色，使古城周围的居民社区也成为丽江古城区、坝区整体景观的一部分。
三、与保护古城文化关系密切的两个问题
（一）保护乡村文化与保护古城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不能孤立地来谈保护丽江古城文化，而是要结合周边的乡村来谈，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丽江的几个国际驰名的文化品牌都要依托农村，比如东巴文化，其根基和土壤在乡村，只有土壤和根基保护得好，东巴文化这张在全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才能长久地打下去，才能保证它有可持续的魅力。而保证东巴文化这棵文化大树常绿常青，关键是要在乡村里有鲜活的民俗土壤来滋养它。如果乡村里已经没有依托纳西民俗鲜活地留存着的东巴文化礼俗，那在古城范围内繁荣一时的东巴文化产业就不可能持久发展，会日益成为一种仅仅是表演性的民俗展示，而国内外的很多经验表明，这种仅仅是表演性的民俗文化展示，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如果丽江乡村的东巴文化保护得好，不仅能提供源源流水，使东巴文化活水长流，而且今后还有望展开依托东巴文化等纳西民俗的乡村旅游。现在国内外依托乡村文化习俗展开村寨旅游的成功例子已经很多，比如我去参观过的意大利依托“生态博物馆”的乡村旅游，泰国清迈等地依托乡村宗教礼仪的民俗旅游等等。作为“农家乐”开展最早的丽江白华村模式，曾经在云南的乡村旅游中影响甚广，至今这种“农家乐”乡村文化旅游方式在云南仍然方兴未艾，其依托的主要是乡村的民俗文化。现在丽江比较成功的玉湖村、玉龙村等的乡村旅游，主要也是依托自然、田园风景和历史民俗文化融为一体的吸引力。
我曾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依陇村的乡村文化资源非常丰厚，过去现在都出了不少著名东巴，远至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大东巴东五、和文质、和绍文等，到当代已经小有名气、在丽江的东巴文化交流活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的青年东巴和秀东、杨玉华等，都是从这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如果这几个村寨没有至今仍然活着的东巴文化礼俗，就不可能产生这些当代乡村青年人才。现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丽江市文化局等将这里作为纳西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乡村基地，这无疑是很有远见的举措。可以相信，如果这样的文化传承、传人培养的农村多有一些，将会对丽江以文化为灵魂的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一种“活水长流”的功能作用。据我所知，无论在学术文化界、还是在大众旅游市场上，想到丽江的乡村领略一下活着的东巴文化和其他民俗文化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致力于营造更多这样的文化乡村。
再说到丽江古城目前在一些院落开展的纳西族传统手工艺展示，其中有不少手工艺是来自乡村的、目前在乡村传承得比较好。只有把乡村的民间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好，才能保持古城的本地手工艺展示呈现一种活水长流的状态，使古城的纳西手工艺展示不至于成为一种已经死去的民间技艺的展演，而是一种活态文化的展示和传承。
（二）青少年文化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届欧亚世界遗产城市国际会议”上，提出了“青少年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以及“青少年的本土文化教育”这一问题，其中就谈到对文化遗产地的青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会代表有一种共识，即在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下，对遗产地青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事关遗产地能否保持持续的文化魅力，保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再创造。
国内外的很多经验证明，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承和发展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的传承不可能斩断历史来进行。很多民族经过久远的历史考验的传统知识体系，可以弥补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很多缺陷，特别是可以弥补全球一体化潮流中文化霸权和唯主流文化至上倾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当今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主流文化的系统教育，这毋庸置疑，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教育则相当薄弱，因此，逐渐造成很多少数民族年轻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学艺术、文字、宗教信仰、地理生态、植物动物以及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少，甚至连本民族的语言也逐渐在忘记。这就导致了很多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特色的不断丧失。长此以往，这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丰富多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中华文明中逐渐没有了55个少数民族灿烂文化，仅仅剩下一个汉文化，那可想而知，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创造力、互补性都将丧失，那将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一个大悲剧！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地”（如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获得各种国内外文化遗产称号的城镇乡村等）对青少年的本土文化教育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地，本土文化教育显得非常薄弱。
一方面，当今各个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跻身于主流文化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的母亲文化、故土文化的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过去人们常说的“数典忘祖”现象，正在我们各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中日益突出地呈现。一方面，不少民族的社区传统知识、文化艺术等正成为旅游市场和商贸市场上热卖的商品，但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市场上日益炽烈的对传统文化知识功利性的实用主义风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和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比如在丽江古城的小学里，已经不能讲或只能讲部分纳西语的纳西学生在增多。据我们在1999—2000年对进行双语教学的大研镇兴仁小学1～6年级12个班76名大研镇纳西族学生的调查，会听纳西语的占44%，会说的占23．7%，但通过对学生的会话抽查，所谓“会听”是连猜带测，“会说”是把汉语直译成纳西语，完全是机械性的，纳西语优美的语言表现特点在这样的会话中荡然无存。在上述调查对象中，我们发现几乎100%的学生不会发纳西语中特有的后鼻浊音。
上述学生中会说纳西语者基本上是跟祖父母学来的，在约有90%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讲汉语，这是父母为求子女将来求学就业有保障所为，并要求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也与孩子讲汉语，在学校也被要求讲普通话，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二代就失去了家庭、社会接受母语的环境和条件，从而也失去了接受本民族优秀文化教育和传承的机会。[3]
对社区传统乡土知识的遗忘，就意味着对自己祖先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漠视，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枯燥无味、缺乏个性魅力的“文化一体化”时代将会早日降临到我们的土地上。意味着中华民族以多元一体著称于世的深厚博大的文明有可能逐渐走向单一化而不再有七彩纷呈的魅力。保护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神圣职责；保住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个性和魅力，是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文化多样性地区、世界遗产地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文化传承工作，除了进行理论探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扎扎实实地从一个个社区、一个个学校做起。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到一些资金，在丽江牵头实施了几个旨在进行文化传承和文化传人培养的项目，如“纳西族东巴文化传人培养”“纳西族‘白沙细乐’传人培养”“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培训”“纳西族小学乡土知识教育”等项目，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致力于这样的工作，各个民族优秀的传统乡土知识就能够代代相传，形成各种文化互补互学，“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机制。守住自己的母亲文化之根，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灵魂才不会漂泊无依，家园也才会因独特的个性和特点而长久美丽。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9期］
【注释】
[1]本文为“第二届欧亚世界遗产城市国际会议”论文。
[2]段松廷、杨一奔：《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现状调查》，收录于杨福泉主编《策划丽江——旅游与文化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3]段松廷、杨一奔：《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现状调查》，收录于杨福泉主编《策划丽江——旅游与文化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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