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下外蒙古城市的兴起

长期以来，外蒙古地区的蒙古各部处于分散状态，离心力较强，清统一中国后，外蒙古地区受到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威胁。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曾三次亲征，并于康熙二十九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大败噶尔丹，迫其退至科布多。喀尔喀蒙古南部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台吉又陆续返回漠北草原。但准噶尔部落对蒙古地区的威胁并未彻底解决，因而康雍乾近百年间，蒙古地区的不稳定一直是清王朝的一个心腹之患，为此，清王朝被迫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和战略物资来解决蒙古问题。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蒙古地区特别是外蒙古地区的城市相继兴起。

首先，因清廷在外蒙古地区设置办事大臣、将军等重要机构，相继推动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伦多等重要城市的形成。

库伦，在外蒙古土谢图汉部，位于蒙古高原中部，肯特山南端，鄂尔浑河支流图拉河源之西，哈拉河源之东，地处内陆，冬寒夏热，南北两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图拉河从城南的博格多山脚下自东向西流过，东西两面为广阔的草原。库伦在明后期虽然未成为城市，但已是重要的宗教中心——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一世的驻地，时称乌尔格，蒙语为“宫殿”之意，其地有喇嘛木栅如城，蒙古语谓城圈曰库伦，故名。但哲布尊巴并不是固定住在此地，因而此时期的库伦仅具宗教中心功能。由于清以来“库伦已在蒙古各寺院中占据了首位”^[8]，同时，库伦居外蒙古适中之地，且为中俄交通咽喉，故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康雍时期，清廷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十分重视对库伦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在库伦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二人，以司中俄界务并贸易事，一由在京满汉蒙大臣内简放，一由外蒙古扎萨克内特派，其下属有库伦本院司官二人，笔帖式二人，恰克图本院司官一人。办事大臣的设置，对于库伦城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围绕库伦办事大臣衙署的建设，相继形成了坐落在图拉河北岸的库伦城主要街区，“各阶层的蒙古人由于司法和行政方面的公务也开始纷纷来到这里”^[9]。俄国也在库伦派驻领事官，司其商务，领事馆在图拉河右岸之高阜上^[10]，有利于中俄贸易的发展。这样，清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来聚集人口、资源，推动了库伦城市的形成，其后，以库伦为中心的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也开始形成，并逐渐兴盛^[11]。

乌里雅苏台城，在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西北境，位于乌里雅苏台河北，为外蒙古科布多乌梁海之中枢，多河泽，土地沃饶，人民富庶^[12]，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故而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相中了这块适宜长期驻扎的地方，于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上疏，奏请在乌里雅苏台建筑城垣，内外植木，中实土块。十二年（1734），将察罕叟尔城所贮钱粮、米面、军装、火药等陆续运至乌里雅苏台^[13]。其后定边左副将军于此建牙，成为定制，凡外蒙古科布多、乌梁海之兵，皆归其节制，兼司科布多、乌梁海边务，定边左副将军为直接管理喀尔喀蒙古的最高军政长官，故而乌里雅苏台成为外蒙古最重要的边防重镇^[14]。“尽管按居民人数和城市大小来说，乌里雅苏台在北部蒙古诸城市中占第二位，但由于它是统辖全蒙的将军官府所在，在行政地位上须把它看作是喀尔喀最主要的一座城市。乌里雅苏台的性质与库伦截然不同，后者是蒙古宗教界最高喇嘛居住之地，因此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寺院，乌里雅苏台则相反，它是中国政府在蒙古的政治中心”^[15]。

科布多，为清前中期外蒙古的另一个重要军事城市，位于伊克阿拉克泊西岸，科布多河之支流布彦图河环流其西与北，其城三面临水，山峰萦回其间，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人烟稠密^[16]。其地东接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有驿道直达乌里雅苏台，西通塔尔巴哈台、伊犁，南通迪化、巴里坤，北邻唐努乌梁海，西北与俄罗斯接壤，并与西通新疆的奇林、库里野图、布拉罕大道相连，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九年（1731）三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在此筑城，获准。清军以7300人修筑城墙，不数月，城成。当乌里雅苏台建立后，科布多城与之东西并峙，声息相通，对于控制外蒙古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乾隆二十四年（1759），扩建科布多城。二十六年（1761），清廷于此设参赞大臣，进一步强化科布多的行政管理功能，由此推动了科布多城市的发展。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科布多全境，兼管科布多边务，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统辖阿尔泰山南北、厄鲁特蒙古诸部和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诸部。科布多城内驻有赛音诺颜、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三部派出的卡伦兵、台兵，负责巡边。设有学校，招收官学生，由杜尔伯特、明阿特和札哈沁等旗选送。当地商民往来于蒙古各部和巴里坤等地。光绪七年条约允俄设领事官于此。城有市场，商贾骈集，东干之乱毁而衰不能振。物产以家畜为主，近年谷类亦多，已足供一城之用。驻防兵屯田于此，土人开沟渠以供灌溉^[17]。

其次，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防范准噶尔部，保卫内外蒙古牧地的安全，先后在外蒙古西部修筑了驻防城镇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

鄂尔斋图杲尔城是阿尔泰军台的重要站点，也是清军在漠北的屯田基地之—。康熙五十八年（1719），驻漠北的振武将军傅尔丹上疏奏称：“鄂尔斋图杲尔地方，田地肥饶，四时寒暑与内地相同，宜此处筑城驻兵。”^[18]傅尔丹的建议得到清廷的认可，是年，该地“新设木城，池郭俱备，城内盖房达2000间”，郊外“穹庐集成村落，间有土房居住”，“一路毡庐间杂，鸡犬鸣吠相达”^[19]。

莫代察罕叟尔地区的自然条件甚好，“水草甚佳，木料易购”，“卫护喀尔喀甚为有益”，康熙五十八年，清廷决定由傅尔丹在此筑一木城^[20]。是年，木城筑成，“雄壮非常，所迁放置诸徒于此种地。地寒不生禾稻，有大小麦青稞等物，鸡犬住房，亦如内地”^[21]。

定远营建于雍正八年，城垣狭隘，土城外为木郭，外筑三寨，为犄角之势，城内驻蒙古兵，城外户六百，物产以食盐为主，骆驼山羊亦甚著^[22]。雍正九年（1731），清廷将定远营赏给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王府由紫泥湖迁至定远营，称王爷庙府，此后渐发展成为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扎克拜达里克、推河、翁机（金）三城原为驿道站点，也是实施屯垦的绿营、旗兵军营所在地^[23]。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清廷令遣犯筑此三城。十二月，派副都统马哈达、原任巡抚图里琛前往监修扎克拜达里克城，派副都统桑吉柱前往监修推河城，派原任将军来文等前往翁机（金）修筑城垣^[24]。

塔密尔城为赛音诺颜部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所居之城，雍正十年（1732）修筑。乾隆元年（1736）三月，在塔密尔城内添造廒房200间，作为从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城运来的粮食就近存贮之所。乾隆六年（1741），“复因策凌年老，谕移军营于此”^[25]。雍正十一年（1733），因察罕叟尔城甚小，清廷着照扎克拜达里克之例扩建^[26]。

雍正末年，清廷与准噶尔部议和，划阿尔泰山为蒙古和准噶尔部的牧界。为加强北方边地的防卫，遂决定在内、外蒙古各修筑一座屯兵之驻防城，外蒙古驻防城为鄂尔昆城，内蒙古驻防城即绥远城。两城均是议和的产物，筑城目的在于屏藩朔漠。雍正十三年（1748）七月，清朝动员满洲、蒙古、绿营骑兵共5768名士兵在外蒙古鄂尔昆河畔，营建鄂尔昆城，城周长1080丈，四面开三门，城内俱浚壕引水^[27]。城筑成后，拨兵3000名，在鄂尔昆增开屯田750顷。乾隆六年（1741）正月，清廷准予议和，鄂尔昆仅留兵1000名，仍是一处屯垦中心^[28]。绥远城也于“雍正十三年奉旨兴工建造城垣，至乾隆二年竣工^[29]”。

另外，清代外蒙古地区不可忽略的城市还有因商而兴的恰克图。恰克图的兴起同样与清王朝的国家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恰克图买卖城在外蒙古土谢汗部北境，位于色楞格河东岸，当中俄分界处，其地初不甚著。清初，中俄之间即出现民间自发的商业贸易。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草签。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别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汉人称互市地为买卖城。自设中俄互市以来，恰克图买卖城乃百货云集，市肆喧阗，为中俄第一锁匙，亦为中俄陆路贸易之要地，商业繁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恰克图南走库伦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30]。乾隆二年（1737），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恰克图的繁荣。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

综上所述，可见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清朝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城市在兴起初期，功能单一，规模不大，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部分城市能够随之不断叠加新的功能，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更新与发展；也有部分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未能实现转型，因清朝国家安全战略的转移而出现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