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毛泽东从小“熟读经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特别喜欢研习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不涉及，直至晚年，在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里九万多册的藏书中，就包括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典籍850册，2300卷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勾画、眉批、点评、心得体会等，可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酷爱之深。如何对待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何种态度，这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考察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切入口。

自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殖民入侵，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西方文化也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古老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强大挑战，它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随之发生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论争，这种论争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20—30年代更是达到了高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中西文化论争过程中，出现了以旨在保全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保守主义和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两种文化偏向。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亲身经历着这种文化冲突，他一方面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感到传统文化在西方挑战下暴露出的危机与弊端。因此，他强烈地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

对西方文化，他一方面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另一方面则强调说“‘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3]

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4]这是因为：

首先，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其两面性，它“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5]因此，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一种新文化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然建立在对旧文化继承改造的基础之上。中国新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重整以及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十分强调“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其三，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一个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国家何谈繁荣富强！因此，继承民族文化的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7]

毛泽东多次阐述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决定着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选择，在创造性地开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但是，问题是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的，要区分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创造性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个难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不仅反映在显性的思想理论上，而且也深化到隐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习性等意识层面，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要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可能的。对此，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无法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比常人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毛泽东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某些论述所持的辩证的态度来论证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只有正面的，而无任何负面影响的结论。这样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无助于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