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动因

所谓文化的动因，主要是指制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和力量。也就是说有哪些因素深刻地制约或促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解析从来不曾一致过。主要有以下论点：

一是“种族决定论”。19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戈宾诺出版了一本著作《人种不平等论》，提出希腊罗马文明衰落后，是日耳曼人使文明的脉搏重新起跳。他进一步论证了波斯先哲查拉图斯特拉和印度哲人释迦牟尼及亚历山大、耶稣等均来自雅利安人种，因此得出结论说，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之光，是血统最纯正的白种人，负有统治人类的使命，第一次将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供在了“优异人种”的王座上。戈宾诺的谬论引起了普鲁士国王及德国御用学者们的关注。于是他们将日耳曼人的发祥地改在德国东部的普鲁士境内，让普鲁士国王成为日耳曼人的宗主。这套改装后的“理论”，就成了普鲁士国王统一德国的理论武器。20世纪初，一个酷爱德国的英国人张伯伦又根据这些谬论整理成一本书《十九世纪的基础》，希特勒正是从张伯伦那里接受了这一套理论，酿成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曾经广泛地流行于西方的所谓“白色人种族优越论”，不过是“种族决定论”的翻版，因其理论上的极端荒谬和种族主义的严重恶果，实无一驳之价值，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拉策尔（F．Ratzel，1844—1904）。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状况和发展进程。自然对个人以及通过个人对民族的体质和精神都发生着决定性影响。这种理论后来对我国的文化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12]无疑，地理环境对各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在文明的起源阶段，由于人类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还很差，加上各地区与各国之间交往较少，地理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特定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或文明类型，从而规定和影响到这个民族特性及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全盘否定，但也确有遮蔽之处，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应付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地区与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弱，对特定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也会日益减少。此外，由于文化是人类创生性活动的产物，“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尤其是各民族杰出的思想家对民族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卓越影响。因此，可以说，“地理环境决定论”犯了如黑格尔所说的以“小原因”解释“大事物”的毛病。

三是“文化传播论”。从19世纪末开始，主要在德国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文化传播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弗罗贝纽斯（Leo－Frobenius，1873—1938）、格雷布奈斯（F．Graebners，1877—1934）、施米特（W．Schmidt，1868—1964）。他们的基本理论是，文化是在某几个甚至一个地点一次性发明（生成的），然后加以传播，因此，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传播学派发展到极端，还出现了“泛埃及主义者”，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的埃利奥特－史密斯（G．Elliot－Smith，1871—1937）、威廉·詹姆斯·佩里（W．J．Perry，？—1949），他们认为世界文化主要可以说是起源于埃及文化。事实上，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事情。正如陈序经先生所说的那样：“严格地说，文化的最初发生，还是独立的，至于后来的发展才是传播的。”^[13]虽然文化传播学派在研究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其方法论上有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解决文化现象的本质起源问题，用一次性、甚至是一地一次性突然出现这种没有根据的假设来代替全部文化要素的生成问题，这不仅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而且由科学走向荒诞。

四是“社会政治和经济能动反映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作用和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5]这是我国文化学者普遍推崇的观点。这个论断为我们研究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视角去研究文化发生、发展的现象。这个方法论原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也得到了西方的一些有眼光的文化学者（如美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者怀特）的认同。当然，现在看来，这个论断还不免有些简约，未曾具体涉及地理环境、杰出思想家及文化传播因素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析。

总之，关于文化发展的动因问题，众说纷纭，各种学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现象，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我们应该把文化的动因视作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从文化生态学意义上说，应把握两种关涉：一是文化与外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联；二是文化各种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在考察文化发生、发展问题上，应该综合考察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杰出思想家、文化传播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而其中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