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先生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样式，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是也。文化形态的变化意味着时代的变化，观众的变化。电影形态的发展也是如此，电影从诞生之始，就与时代和观众密不可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立体电影到宽银幕，其外在的表现是时代变化，是科技在起作用；而背后的推动力实际是观众，是市场。
20世纪20～40年代是电影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电影是与当时科技发展同步的具有综合视听功能的艺术和媒体形态。60年代电视的兴起，分流了很大一批电影观众，也出现了伴随电视成长的一代人。八九十年代以个人电脑为标志的信息处理技术融入社会，宣告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数字化、交互和在线不仅与媒体和文化形态相关，这些特征已渗透到了与产业和市场相关的方方面面。
电影不是实验室文化，电影也不是精英文化。批量生产是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电影需要观众，需要市场，需要与时代同步。从历史发展中探求规律，我们看到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都推动电影形态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每一种电影形态的变化，都意味着电影生产者在争取观众和扩大市场方面的一次努力。当然，形态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新的形态出现并不取代旧的形态，而往往以一种并存、互补的方式存在。在并存和互补当中，推动形态之间的融合与创新。电影人必须建立一种开放的心态，仔细地审视新媒体所带来的变化，从中寻找电影发展的新动力，为此，电影人甚至要和自己固有的思想做激烈的斗争。
电影在中国经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经过了100年的探索跋涉，已经从最初撂地摊的杂耍，变成了现在巍峨的艺术宫殿。“艺术”这两个字是一种成就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桎梏，它让一些电影人忘记了艺术形态没有高低之分，在心中不自觉地把电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也把自己从电影的基石——观众中分离了出来。在当今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它们不但分流着电影的观众，而且改变着观众的生活和文化习惯，电影人必须拿出开放的心态，洞察媒体的变化，为电影的下一个百年开一个好头。
爱森斯坦在《蒙太奇论》的《序论（草稿）》中引用了普希金的一段话作为开题词：“只有傻子是不变的，因为时间不能使他发展变化，而经验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2]其实回想20世纪初叶，无论是梅里爱还是爱森斯坦，无论是格里菲斯还是普多夫金都把电影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紧跟社会的变化，积极地结合当时的科技、人文成果，对电影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时至今日，社会变化的节奏加快了，媒体创新的频率加快了，而一些电影人的思维相对封闭了。面对数字电视、网络、手机、PDA等新的媒体形态，电影人必须建立新媒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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