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略

云南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档案编纂活动。从西汉起，大量史书、方志、诗文集、专著、杂录中辑录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日趋增多，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汇编。民国时期，在金石档案、地方资料、综合性史料的编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研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编辑出版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并朝着现代化——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本文试对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作一简要回顾，希望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清代以前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纂活动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晋时期。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专篇，其他史书的本纪、列传和地理志诸部分亦分别有不少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散见其间。如《晋书》无西南地区专传，材料多附在纪、传中，卷十四为西南地区《地理志》。东晋人常璩编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乃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写成，即采自前人编著史书中有关西南的记述，如《史记》《汉书》《南裔志》等。上述各类史志，无论是官修还是私纂，大多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写成，是从原始记录转化而来的二次文献。

南诏时期，档案文献的汇编公布主要体现在《曲江集》和《云南志》上。唐人张九龄撰的《曲江集·勅书》集中了若干“勅书”，有关云南的勅书约10道，内容涉及唐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的经营策略。开元年间，云南尚未统一，滇西地区为六诏，滇中及滇东为爨氏统治，唐朝为了分化吐蕃势力，必须使云南诸部在相互攻伐中渐趋统一。于是，勅书中分别下达指令，让各部都为此战略意图效力。而其结果也正是这样，南诏首领蒙归义在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授意下，率先合六诏为一，继之又征服诸爨，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此书卷五的《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卷六《敕辒州都督许齐物书》、《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敕吐蕃赞普书》、又《敕吐蕃赞普书》、又《敕吐蕃赞普书》，卷七《敕西南夷大首领蒙归义书》、又《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敕蛮首领铎罗望书》、《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共十道，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对研究南诏兴起和唐代西南民族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唐朝册封南诏的诏书原件未保存下来，但在《旧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考异》等史籍中都有记载。

樊绰的《云南志》（又作《蛮书》）是唐代记载云南最为全面的史料。在樊绰之前，唐朝派人到过云南，回唐也写过书，如袁滋的《云南记》五卷、韦齐休的《云南行纪》二卷；有的是为官于西南，把自己了解到的南诏情况写成著作，如韦皋的《复开西南夷事状》十卷、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十三卷。由于这些书多是根据当时唐朝经略南诏的档册编成，故材料多属可信。樊绰参考并摘录了这些材料，加上自己的见闻和调查，向安南经略使蔡袭随时报告，回唐后，经过整理，便成了这部《云南志》。书中末卷所录的《赵昌奏状》为793年赵昌以安南都护府名义上呈的《蒙异牟寻请降状》；另有《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此即著名的“苍洱之盟”盟书，原件久佚，樊绰《云南志》末卷收录有全文，反映了“苍洱之盟”（又称“贞元会盟”“点苍山会盟”或异牟寻归唐）这一唐、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唐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会盟于南诏都城羊苴咩附近的点苍山神祠，双方立下誓言：南诏全部落归附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若南诏违反盟约规定，则“天地神癨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户畜，悉皆减耗”。如果唐朝背盟而“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癨共罚”。当时这份盟书的形成和保管都比较慎重，按文体制成一式四份，一份由崔佐时带回进呈唐朝皇帝德宗；一份秘藏于玷苍山下神祠的石室内，一份存入祖庙，一份置于南诏城内府库中（一说沉入西洱河中），以示子孙，不令背违，不令侵扰。这是一份对研究南诏与唐、蕃关系有较高价值的盟约。

宋代大理国时期，“白文”已广泛使用，这是一种借汉字记白语，或称“汉字白读”的文字，创制于南诏末期。白蛮统治集团为了宣扬自己的国史、谱牒，使用白文编纂诸如《白史》《国史》《白古通》等南诏大理国的经典。如《白古通》（又作《古通纪》）就是一部用白文记述南诏大理国史实的白族古代地方史籍，初成于大理国时期，后来成为明代《滇载记》、清代《白国因由》和《古通纪浅述》等书的蓝本。大理国时期还利用档案编写了不少图经志书，如《大理国志》是编纂地理志的专书，《大理入贡录》记载了大理国进奉之事，《云南录》记载了云南的山川风俗。

元明清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在云南民族地区先后推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因此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大多与土官土司制度有关。此外，大量史书、方志、政典、杂著、杂录中辑录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日趋增多，并出现了专门收录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文献汇编。如明代张编的《云南机务钞黄》抄辑了明初平定云南全境的公牍。自洪武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间的制、诰、敕、谕，悉按原文全录，共计37道，多记明太祖朱元璋指令的原话，内容涉及都指挥司、布政使司的设置、屯种、兵食，乌撒、乌蒙及麓川兵事等，是一部研究明初政治、军事以及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重要档册。

《土官底簿·云南土官》是明代吏部验封司的一份云南各地土官的档册。此书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卷，不著撰人姓名，系根据土官世袭的文书编纂而成。全书首载云南土官151家，其中土官知府17家，最多的是巡检司巡检。记述了明嘉靖以前云南诸土官的官爵、授职、承袭、削除等事，书中对土官建置原委记述较详，对了解明代云南土官建置、世系及改流情况有重要价值。

《皇明恩伦录》内题“奉天敕诰”，辑录了明朝皇帝颁赐给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圣旨”“诰命”“敕谕”等文件。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嘉奖阿得投诚之圣旨，止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加封木懿妻之制诰，共存61件，中间有缺页，今存抄本。内容尽为授职加封奖誉之文，至于例贡赐物所颁敕书，则仅载其事由，未录原文。此“恩典实录”为研究纳西族地方民族政权与明王朝中央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剑川赵土官宗图亲供册》是一份记载明代土官袭职的珍贵史料，清顺治年抄本，无撰人姓名，原件现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它详细记录了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鹤庆府剑川知州向平西王吴三桂报请当地土官千户赵震袭职的经过。全文载始祖赵坚以下历代承袭、立功、授职、效命之事甚详，传至赵天爵为九世，万历十一年袭职，后传至赵武裔及赵登，又传至赵元将为十二世。其中不仅记载了剑川州百夫长兼试百户赵氏宗系传袭世次，而且还包含有明代土官对中央王朝所承担的种种义务，诸如趱运粮储、自备马匹赴京进贡、率土兵出征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对研究明代土官及其宗图体例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麓川思氏谱牒》是一件以傣文书写的谱牒档案汇编，不著撰人姓名，成书年代亦不详。为麓川傣族统治者思氏家族的谱牒，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录有孟定土司罕定国的口述译文。谱载思可法即位以前的史事及思机发兵败之事较详，至于思伦发以下的思行发、思任发、思机发事迹，则多见于明代汉文记录，而谱牒甚略。此谱为后人提供了一些研究明代思氏土司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清代毛奇龄编的《蛮司合志》录自史馆为修《明史·土司传》所搜集的土司资料之底稿。卷八至十一为云南土司，首为总叙，其下叙述明代云南土司招抚及安置情况，间有各地风俗掺杂其中，最后是分地区辑录，其材料多来自《明实录》《土官底簿》《四夷馆考》诸书，因尚未整理成史传，故每有凌乱之处。王菘的《云南备征志》收录此书云南部分四卷，更名为《云南蛮司志》。黄炳辑的《土司纂例》有光绪十七年腾越厅署刊本。此书作者曾任腾越厅同知，利用他所看到的官方法规文件辑成此书。书中纂录了清代公布的有关土司土民的法令，凡106条，每条注明出处，如土官承袭、降级、升叙、议处事件，田产买卖以及限制汉人入苗疆等，对研究清代云南边境事务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代还编纂了许多有关云南边务界务、民族问题的时臣奏议之书，如《朱批谕旨》《张允随奏稿》《宦滇存稿》《滇南界务陈牍》《滇事奏议》等，其中陈灿撰的《宦滇存稿》选编了陈氏在滇之公牍，所收内容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民族、边务诸方面，且均为调查处理有关政务的原稿，多有裨于考史。全书共五卷，卷三为有关新平、顺宁、车里宣慰司、普洱、思茅事，尤详于镇边厅民族问题，卷四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二年（1896年）处理镇边厅拉祜族、佤族事件的有关禀文，卷五辑录报告洋务局公文及照会，为关于孟连、车里、阿佤山边界交涉内容。

值得一提的还有《怒俅边隘详情》，是书原题为《丽江府分驻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造呈履勘书册》，为清夏瑚撰，凡一万三千余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履勘经过及路线；第二部分详记俅江、狄子江、狄不勒江、脱落江、狄满江、木里江沿江的地理状况及人文资料；第三部分提出十点开发、治理这一片地方的方案，包括设官分治、添兵驻防、设关守隘、设学校、治交通、广开垦等。详记滇西北的地理、疆域、民族、经济、社会情况，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准确可靠，为研究大金沙江江源一带历史地理的权威文献。文中有少量小字夹注，并附《维西边隘舆图》一幅，旧存洋务局档库，今藏云南省档案馆。1933年尹明德将其附于《云南北界勘察记》后，拟题《怒俅边隘详情》，对少数地名加按语用小字注出。丽江有传抄本，蜀南野鹤校勘，题《边著拾遗》，方国瑜先生藏。近年云南省档案馆将该书全文公布，刊载于1994年第四期《云南档案史料》。然诸本不无错讹，宜用原件重加校勘。

近人黄诚沅编的《滇南界务陈牍》卷上为南界陈牍，辑录有关广南、开化、临安三府界务资料，卷中为普界陈牍，辑录有关普洱府界务资料，卷下为西界陈牍，辑录有关顺宁、永昌二府界务资料。全书收录资料220篇，计有我国驻外使节、查界委员的照会、奏章，总署与滇省地方官员间的来往函电、咨文，沿边各地官员及经办界务官员的禀、呈、摺、条陈、告示，还有边界图说、探路清册、案册摘抄等，是研究近代西南边疆变迁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20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的发展

民国时期，尽管受到政局动荡和战乱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工作仍取得一定进展。尤其在金石档案、地方资料、综合性史料的编辑方面有新的突破。

在金石档案方面，周钟岳主持纂修的《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一反前人厚古薄今的传统，在不遗漏远古金石资料的前提下，着重充实了明清两代的碑刻，打破了《金石》列于《艺文》之惯例，将其独立为一门，较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云南地区汉代到清末遗存及著录的碑刻、铜器及铜鼓图案铭文、钱币、铁器及其题刻、玺印、砖瓦图纹及铭文、陶器文、摩崖石刻、钟鼎款识、古石幢、墓志铭等各类古代文物数千件。特别重要的文物，每一件都影印图像、备录文字、广收题跋；较次要的文物，则录文字与题跋；再次要的文物，就只节录文字；若时代较近，又不太重要的文物，则仅录其目而已。加上《续云南通志长编·金石》所录，已有4000余种，时限止于民国初年。另有石钟健的《弘圭访碑录》《邓川访碑录》抄录了喜州、邓川两地的墓碑铭文。张希鲁撰的《滇东金石记》收录了昭通等地的金石铭文。

在地方资料方面，云南省通志馆于1931—1934年间汇辑了征集到的云南各县方言资料、礼俗资料、遗闻轶事资料，江城县政府汇辑了征集到的省志资料，贗江县政府汇编了贗江县乡土资料。

在综合性史料方面，1941年刊印了由李根源先生主持纂辑的大型文献资料汇辑《永昌府文征》360卷，这部约500万字的大型资料书卷帙浩繁，收录汇集了自先秦两汉以来迄于20世纪40年代初1203位作者撰写的有关永昌府六县七设治局的诗词11536首、文论1102篇、史料253篇（部）、人物传记66则，所录资料至少出自上千种典籍文献、碑刻墓志和各种信函文件等。这些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永昌府本籍人士有关各方面的各种著述，二是其他人士有关永昌府的各种著述。全书分为四大类：（一）诗录；（二）文录；（三）记载；（四）列传。其中的“文录”部分共收文1102篇，分为三十卷，大体按照时代编录。就时代而言，这一千多篇之献上起汉代，下迄民国，但由汉（实际为三国蜀诸葛亮《荐吕凯表》）至元仅寥寥数篇，大量为明、清及民国时代的文书。就文献的珍稀程度而言，有的文件也见于其他常见书，但“文录”起了集中的作用；有的文件为从未刊刻过的手稿、档案等，或虽已刊刻印行，但今已稀见。如诸葛亮、马可·波罗、章炳麟等人写下的有关永昌府郡（府）的文章，元世祖、明太祖等皇帝的诏书等。此外还有林则徐在云南的文件，清末民初政闻，滇缅边务、交通档案，永昌地理及名胜记载、抗战文献、各界人士致李根源书信等。就文件的体裁而言，有上谕、序跋、碑记、书信、论文、檄文、祭文、游记、传略、奏疏、族谱、笔记、赋文、告示、呈文、电稿、命令、题识、证书、宣言、供词、铭文等等，可谓种类齐全。就内容而言，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军事、交通、外交、经学、音韵、文物、文字学等领域，相当广泛。其中经学、音韵、文物、文字学等方面的文献，对专门的研究人员有较高的学术利用价值，而一般读者则较少涉及。其他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军事、交通、外交等方面的文献，则对于广大的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及普通公众来说都是很有趣味和很有价值的。其中的“记载”部分系统收集了大量有关中缅关系、边界问题、边境民族的档案史料，大大方便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展起来。为了系统而广泛地向社会和利用者提供所需要的档案信息，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室）成立专门机构或指定编研人员，编辑出版了公开的、供内部参考的各种档案史料。云南省档案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设专人开展档案文献研究、编辑工作，1983年正式设立编研机构，出版《云南档案史料》（季刊），先后在刊物上公布了《滇南民族团结第一碑》《澜沧上勐允世袭土职刀氏残档》《民初云南巴补梁山土司内附》《民初武定环州乡民备受土司苛派档案》《班洪事件档案史料选编》《民国后期云南省政府对土司制度的改革》《清末丽江夏瑚履勘曲江以外各江要隘风土人情呈册》等档案史料。各地、州、县档案馆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档案汇编出版工作，如中甸县档案馆与县文化局合作编译了《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

除档案馆外，各级民族、科研、图书、博物、文教部门也积极参与少数民族档案的编译工作，公布出版了一批内容丰富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如彝族史料节录本主要有：《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蒙默）、《彝族史料集》（魏治臻）、《〈明实录〉彝族史料辑要》、《〈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徐铭）、《彝族文献译丛》、《彝文石刻译选》、《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何耀华）、《〈新唐书·南诏传〉笺证》（王忠）、《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李霖灿）、《元代罗罗斯史料辑录》（杜玉亭）、《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云南彝族氏族谱牒译注》（张纯德）、《阿诗玛原始资料集》（李缵绪）。

白族的《云南洱源白族马氏文史资料汇编》《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元明清碑刻契文抄》《大理金石录》《大理丛书·金石篇》《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大理历代名碑》《鹤庆碑刻辑录》。

纳西族的《东巴经二十二种》《纳西族史料编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永宁土司署档案文书摘抄》。

傣族的《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勐泐王族世系》《西双版纳宣慰世系》《中国傣族史料辑要》《耿马土司历史译稿》。

回族的《滇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云南回民起义史料》《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诗》《杜文秀帅府秘录》《云南回族人物碑传精选》。

藏族的《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

独龙族的《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

哈尼族的《红河哈尼族谱牒》。

综合性史料有：《清末滇边务档案史料》《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云南史料选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百年历史名碑》《云南文史集粹》等。这些档案史料为史学界特别是民族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近三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民族部门、研究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在开展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标志性成果。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红河民族研究所等对全省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典籍进行了搜集、调查、翻译、整理，分别编辑出版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纳西东巴经选译》《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红河民族语文古籍研究丛刊》等系列成果。

云南省古籍办整理的《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此书收录了相当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官印和其他官印，其质地有金、银、铜、木质及包金、包银等，全书分为汉晋印、唐宋印、元明清印、西双版纳傣族官印、杜文秀大理政权官印等几个专题，按朝代编纂成集，并加以考证说明，以反映历代王朝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管理的历史概况。此书可算作是收录云南少数民族官方印章档案的第一本专著。

何耀华著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以《凤氏本末》为线索，采用大量汉文文献、老彝文文献、摩崖、碑刻、手抄本及实地调查材料，对清代檀萃资料中有关武定凤氏土司的档案史料进行了笺注，对南宋至清代以罗婺部为代表的云南彝族历史进行直接的阐述、论证和考释，首开对古代彝族部落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可以说是目前所见到的系统整理、研究清初乌蒙彝族封建领主制土司的权威性著作。民族学界专家认为该书“为古籍史料的整理和少数民族部落进行系统的微观研究树立了成功的范例”，“笺证精当，论证深刻，方法科学，观点新颖，以其考释、论证的严密，逻辑新颖而有创见的立论和典型而丰富的史料赢得读者”。

荆德新编的《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收录了档案抄件、原始粮单、尚存的域碑、墓碑、祠序，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信件，地方政府的呈报材料，当时及以后某些人士的撰写稿，还有英、法两位作者的见闻录和文稿，是一部较为全面丰富的关于云南回民起义的档案资料汇集。

王云、方龄贵编的《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选录了1979年在大理五华楼遗址发现的宋元碑刻62通，其中可考为大理国碑的3通，其余59通均属元碑，年代最早的署元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最晚的署北元宣光九年，即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并收录了方龄贵先生对部分元碑及与元碑有关史事的考释11篇，不仅有“述”，而且有“作”，对于从事蒙古史、元史、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白族史研究的人员来说，无疑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大理丛书·金石篇》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白族的“永乐大典”。此书收录了东汉至民国年间有关大理地区历史文化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多件，并附有原物的图片、录文和简短的介绍说明。其中碑刻、摩崖、器物、铭文700多件，火葬墓碑120余件，砖瓦、铭文190件，官印19件。大理州档案馆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并收藏有一套样书（共10册）和原书手稿的复印件。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是一项跨世纪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出版工程，政府为此投入了500万元。此书汇集了两万余卷东巴经典，采用象形文原文（扫描录入）、国际音标注纳西语音、汉文直译对注、汉语意译的方式。据称，此种“四行对照体例”模式在全世界是独创的，其浩大的出版工程在中国来说也是第一。

《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出版被专家称为“滇云史籍之总汇，资政启后之宝藏”，“云南古籍整理之丰碑”。这部13卷约1300余万字的大型史料汇编广征博录，涉猎史籍400余种，除录入二十五史所有涉及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资料外，还转载了汉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官员奏章、清季外交史料、历代野史、文人著述、诗歌、旅行记、见闻录、金石文物题跋、考证等。从西汉至清代有关云南的各种文献资料搜罗殆尽，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文物、人口、资源、环境、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称得上是一部云南古代历史资料的百科全书。此书以“信得过，用得上”为编纂的基本原则，系统收录了云南历史档案资料，并依据善本逐一校勘、辨伪、辑佚、考订，在收入的每一篇（部）史料正文之前均有方国瑜所作的“概说”，正文之后为徐文德、木芹、林超民、郑志惠所作的“后记”。“概说”考察史料的来源和社会性，“结合史事，发抒意见”；“后记”则对史料的版本流传、鉴别和选择作了说明，同时对“概说”中言犹未尽之处作适当的发挥和补充，两者互为照应，相得益彰，真正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见证历史的巨变》丛书是迄今为止第一套以图片方式反映和记载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式杰作，也是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又一力作。此书的编纂历时四年多，编纂者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从近万幅民族历史的老照片中，精选出1480多幅见证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纪实性的珍贵照片汇集成册。画册的出版，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云南各兄弟民族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50～60年代），尤其是新中国建设初期时的社会发展状态，书中提供的一千多幅当时拍摄的各种真实的历史图片，不仅保存了不可复得的珍贵影像资料，而且见证了各少数民族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为共和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述这些汇编成果多为前人所未发，且选题各有特色，选材比较精当，编辑加工认真细致，编纂质量较高，一些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献，为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译，较好地保持了原件的风貌，有较高的科学性。不足的是，没有一个稳定的、专门的机构来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全省各系统各单位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研工作，既无人才的保障，也无经费的来源，一些编研成果得不到及时出版，工作进展缓慢，有的部门则难以开展工作。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研工作将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朝着现代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研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化的成果形式表现为各种电子出版物、数字化文献资料和专题数据库，网络化的成果则表现为网络信息，它们为最终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指明了方向，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这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拓宽了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研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也对档案编研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对当前的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硬设施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少数民族档案编研工作如何与信息社会和数字化时代所提供的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相结合，走上现代化、数字化、网络化的道路，是摆在档案界、信息界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