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早期介绍

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人士主要是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但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已在欧美和日本广泛传播,并且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把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新的思想介绍到中国。

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刊物《万国公报》。该报在1899年4月,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曾多处提到过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如说:“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论也”,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语语翔实,至今终无以难之”;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著名者”。《大同学》是李提摩太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的著作《社会进化论》的前三章节译来的。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李提摩太翻译时称之为“安民新学”,“马客偲”即为马克思。^[19]

在中国人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当时译作“麦喀士”,他说:“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引颉德的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日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20]1903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21]同年,他在题为《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又说:“社会主义者,近世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乐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日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日:“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然而,梁启超却又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如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近人多能言之矣。”^[22]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领,在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时候,就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尊敬、信任和同情。孙中山在1896年到1899年期间,曾到过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首都,注意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孙中山知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活动,他在与国外留学生的接触中,注意“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23]孙中山“同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有联系,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号召欧洲工人不要为帝国主义的目的互相残杀而遇刺的让·饶勒斯。”^[24]孙中山1905年春天旅欧期间,曾亲自跑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与当时第二国际执行局的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了会谈,孙中山扼要地解释了同盟会的主张,并要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25]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应中国社会党总部之请,连续三日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为题作了长篇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孙中山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极力推崇马克思,说:马克思“研究资本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之学理”,表示“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政策”,这将“影响于人类世界者,既重且大”。^[26]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对传播社会主义有功绩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同盟会的著名理论家、活动家朱执信。1904年,他以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经济学一年。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党人。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1905年至1907年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治文章,有力地抨击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阐述、捍卫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同时,朱执信还专门撰写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革命活动的文章,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篇。一篇是1906年1、4月,在《民报》第二、三号连载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在这篇文章的绪言中,说明了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介绍给我国人民,使它对我国社会革命有所帮助。他说:“社会主义学者于德独昌”,“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即马克思)、拉萨尔、必卑尔(即倍倍尔)等足之。故不揣颛蒙,欲绍介之我同胞。翔赡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遮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27]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朱执信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学说作了介绍外,还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作了介绍,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转述了《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观点。他评价说:在马克思以前,“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云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他还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空言无所裨”,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不是这样,主张阶级斗争,推翻资本家,使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所以,“马尔克(即马克思)既草《共产党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奉以为金科玉律。故颂美马尔克……然马尔克之他述作固甚伙,常与嫣及尔(即恩格斯)共著。学者宝贵之,而其学理之上议论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2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执信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的介绍,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朱执信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就是1906年《民报》第五号上署名“县解”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这篇文章是试图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论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文中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29]。这里,朱执信又明确地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尽管朱执信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掌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在文章中对马克思的学说,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生产资料国有化等观点的如实介绍,这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确实是起了拓荒的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宣传、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方面,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功绩的。除了上述朱执信的文章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1906年,第四号上的译稿《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第5号上需斋(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7年第7号上渊实(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第八号上渊实的《无政府主义二派》,第9号上渊实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第11号和第17号上渊实的《虚无党小史》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或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活动,或者介绍了第二国际的历史,或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斗争情况。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从而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开始受到国际上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这无疑是给长期处于封建愚昧状态的中国人民投射了一道新世纪的曙光。

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宣传、介绍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着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变的地主封建势力的利益,他们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成立之前,向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企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们也可以表示赞扬马克思主义,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毕竟不是改良主义。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大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且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吸取政治营养,来制定自己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主张“平均地权”,号召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改良派就本能地感到社会主义不是向封建顽固派作斗争的武器了,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武器,这就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了。这时,改良派就摇身一变,由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了。于是,就出现了以《新民丛报》为一方和以《民报》为另一方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当然,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这场争论,都不能说是他们谁要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争论,而只是表明了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对待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态度上、理解上是不相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他们的主观愿望出发,想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但他们所主张的只能是主观的社会主义,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早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是他们以后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至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思想基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会赞扬马克思恩格斯,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呢?总的说来,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是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中指出:“资产阶级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级。它的出现大约是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到了20世纪初,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为一个阶级了。”^[30]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反动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对此,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写于1912年)、《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均写于1913年)等著名评论中,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列宁指出,在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而在亚洲,“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31]列宁还把孙中山与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进行了比较,他说:“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那里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32]而象孙中山“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慨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的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33]列宁的科学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是走向腐朽的反动阶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了。所以,必然要反对一切革命和进步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反对它、诋毁它;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人物,为了反对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必然产生他们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同情,因而在他们的革命活动中能够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是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它一生下来就遇到了阻碍其发展的两个敌人: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压迫。救亡图存,振兴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就必须反对这两座大山。哪个阶级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反对这两座大山,谁就能担当革命的领导者;什么思想能够指引中国人民推翻这两座大山,谁就要举起这面旗帜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而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处在襁褓中,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只有资产阶级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们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34]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把西方的进化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新道理搬来以外,也搬来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搬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资本积累、《共产党宣言》等新名词,并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需要来介绍、解释这些“新道理”。这也是中国先进人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