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业一剂“补药”

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业已成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最重要的支撑点。就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也从挫折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可以买到粮食,却买不来一个扎扎实实的“农业基础”。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

随着认识的深化,加强农业不再是空泛的口号。从1995年开始,我国农业出现了新的转机,这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宣布,哪个省“米袋子”出了问翘,由哪个省的书记、省长负责;哪个城市的“菜篮子”出了问题,由哪个城市的书记、市长负责。紧接着,中央、国务院又提高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定购价格在1994年提高40%的基础上,1996年又提高了42%,两次提价,使粮食综合平均定价提高了近一倍。1995年,国家计划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15%左右,有20多个省财政预算内支农比上年增长15%左右。党中央、国务院还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并确定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改革农产品价格体制和购销体制、财政补贴体制,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利益关系。逐步开始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1998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把“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放在了首位。要求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丰收,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安定。具体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农业问题已成为辛国经济运行中的焦点和难点,目前农业面临两大任务:一是保证农副产品的供应;二是稳步提高农民收入。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较低,要靠农业本身的力量来实现这两个目标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跳出农业抓农业”,是考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长期处于农业哺育工业的阶段,亿万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效益始终未能达到理想状态,所以在我国,不仅本应早就开始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未能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目前仍在继续,专家们估计,当前农业的这种贡献额每年仍在1000亿元以上。

农业界专家认为,应适时和逐步地从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同时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进行补贴。尽管目前国家财力有限,但我们不得不如此考虑,并逐步实施。

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须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图陷阱”。所谓“李嘉图陷阱”是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由于各种经济要素,资本、劳力、土地等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农产品短缺,进而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暂时停滞。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三次落入“李嘉图陷阱”。分别是1958年—1960年,1978年—1980年,19吕5年—1988年。虽然几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经济部门的发展比例失调,工业部门增长速度较快,农业发展太慢甚至徘徊;农业投入比例下降导致农业增长乏力;农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导致农民减收;农业增长缓慢形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后果都造成国民经济的暂时停滞,一般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进行整顿和调整。1958年工业增长达54.8%,而农业仅为2.4%,比例高达22.8:1,结果随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调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调整过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抢购现象也是在工农业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出现的。脆弱的农业基础是很难长久支撑20%以上的工业发展速度的。根据专家研究,工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应该是2.5:1。

据研究,现在我国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征兆,表现在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农业投入全面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0.8%和21. 1%,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3.7%和4%。江泽民总书记当时就对此敲了警钟:如果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早晚也要掉下来,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他要求宁可少上几个项目,放慢一点工业发展速度,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业投入的一定增长幅度。

与工业的投入年年扩大形成对照,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五五时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时期的3.36%,从1984年的6.210,%下滑到1994年的1.7%。

发达国家对农业财政补贴一般都在30%—40%之间,如日本每年为260亿美元,占48%。有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走过一段农业萎缩的弯路之后,但最后都不得不回过头来调整政策,主要运用财政手段给农业以必要的支持。美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仅占4%,而政府却给予9%的财政补贴。德国农业税收约占全部收入的1.7%,而农业投资却占国家预算的7%。韩国自1969年以来一直采取粮食高价收购、化肥低价销售政策,金融上还推行贴息计划,鼓励资金向农业部门流动。而我国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名义上是农业总产值的10%,但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冲击下,几乎为零,甚至还是负数。1950年—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取得的农业国民收入大约为5239亿元,农业税累计819亿元,而同期国家通过财政支出返回农民的只有1577亿元。28年间,国家从农业国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亿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取”远远大于“给”。改革以后虽稍有改变,但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平等,无心中把农民与市民分为两个世界。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