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惟一的经济主体,可以说全国是一个大企业,计划由国家订,材料由国家供,资金由国家拨,工资由国家给,产品由国家销,各个企业实际上是全国这个大企业的分厂或车间。政企不分,产权不清,企业没有自主权,也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每况愈下。这是国有企业搞不活的最直接原因。改革,就必须打破第一块坚冰: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省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当时只是给这些企业分别定出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年终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并可给职工发少量奖金。这一措施迅速见效,广大职工积极性高涨,当年生产就大幅度提高。
1979年,国家经委、财政部正式把四川国棉一厂、天津自行车厂等8家企业列为第一批企业扩权试点,到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家;到第二年,又发展到6600家。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国有企业的60%和70%,到1981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进行了扩权改革。
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中国的企业,只要政府给条政策(也有的说,不是给条政策,而是减少一项“政策”。因为过去的许多政策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束缚),就能增强这么大的活力。他们当然不会理解,没有权力,捆住手脚办企业,是个什么滋味。
实际上,中国的企业不仅是得到了本来该拥有的部分计划权、利润留成权、资金运用权、部分产品销售权、部分劳动人事权(仅仅是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企业成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这是对旧的经济体制的第一次冲击。
我们这是在干一番前人从未干过的事业,在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没有哪个本本给我们插上路标,也没有哪个圣人能帮我们跨越坎坎。
以“白猫黑猫”论著名于世的改革实干家邓小平,又以一句实干的话为中国人拨开迷雾:摸着石头过河!
首钢是我国一家大型企业。1979年,扩权3年,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分别增长45.32%和34.8%。1982年,他们率先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成为全国最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型企业。
农村的“包”字请进了城。
国家也只是给了几条政策,也可以说是减少了几项束缚企业的政策,减少了几项压制企业的计划。允许企业内部自行调整职工工资,赋予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根据市场需要调节生产的权利,允许企业生产更多的适销对路产品。
一句话,减少了一些计划体制的控制,首钢竟立即像笼中放出来的猛虎、松了绑的雄狮,生产大幅度提高。1986年与实行递增包干的1981年相比,实现利润从4.4亿元提高到11.2亿元,增长1.52倍,年均递增20.32%。承包5年,国家从首钢实收43.3亿元,是1981年首钢固定资产12.9亿元的3.36倍,相当于5年给国家贡献3个首钢。
实行承包经营,责、权、利关系明确,从而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由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改变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激发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这种方式受到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的肯定。到1988年,全国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7年,《纽约日报》发表了美联社记者的一篇报道:《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出租了整个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辽宁省阜新市。这个著名的煤电之城,每年却要省里给予8000多万元的财政补贴。年初,市长王亚忱下决心对城市进行大面积租赁,全市1264家工商企业租赁了91户。整个城市顿时活跃起来。
很快,租赁经营这种形式遍及了全国25个省、自治区、市,将近6000家中小企业实行了租赁制,更进一步斩断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行政、经济关系,使企业自然而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1987年,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市率先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几天之内,209名投标者拿出存折、彩电、冰箱,前往竞争投标。又一种新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开始传遍中国。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彻底分开,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突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公开把喊了40多年的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就是对这种新形式的肯定。责任承包、租赁经营、资产经营责任制三次浪潮,把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冲开了一个大的缺口,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经过几个营运周期的检验,也逐渐暴露了许多弊病。这些改革不能完全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企业仍是行政的附庸,风险机制难以运行。超收了,企业“盈”不起,欠收了,企业更是“亏”不了。保证不了上缴,也只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尤其令人头痛的是短期行为,为了追逐承包期内的眼前利益,拼设备、拼资产,甚至弄虚作假坑国家,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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