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适用性

（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W．A．Lewis）^[14]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而言处于过剩状态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型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的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拉尼斯和费（Gustav Ranis和John C．H．Fei）^[15]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即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使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称为商业化点。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人口流动问题，与人口转变和人口增长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该模型本身还存在如下缺陷：

首先，该模型忽略了技术进步因素。该模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适合于短期分析的边际分析方法。这样，农业部门边际产量的变化仅仅来自部门内部劳动者的数量变化，而农业生产力被假定为一直处于低水平。

其次，该模型假定工业部门对劳动力具有无限需求。徐升艳等^[16]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城市中同样存在失业，有时还会很严重。该模型没有考虑工业部门内部的结构性失业。

最后，该模型没有考虑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往往由于受到各种制度性限制而无法实现。

（二）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从此，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昉教授为代表。蔡昉^[17]在2007年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预期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蔡昉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者在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的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他认为，“民工荒”现象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只有5　800万，其剩余比例仅为11．7%。此外，蔡昉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18]。

不难看出，蔡昉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状况及转移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状况，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分别加以分析。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劳动力短缺的标志。

本书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

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他生产要素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相结合，才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而生产函数的含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也不取决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对比决定。在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些生产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需求旺盛，这些企业对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力需求也很大。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者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近年来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2．劳动力素质问题

一国的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如上所述，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分析的是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其潜在假设是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生产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

3．农民工工资上升问题

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马克思^[19]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绝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据包小忠^[20]的分析，广东省和江苏省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却上涨很快。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而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孟昕^[21]对广州市7个工厂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000—2004年非熟练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8%。孟昕在2007年对1000户在上海市、无锡市、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而2004—2006年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22]。

因此，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并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