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适度人口理论

现代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他将适度人口定义为“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74]。关于这个特定目标，他列举了多个方面的目标，如充分就业、实力（即用于实现某一集体目标的全部手段）、健康长寿、文化知识、总福利（或人口总收入）、人口寿命总和、平均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和谐、家庭稳定等。他着重分析了其中的经济目标（即平均生活水平）和集体目标（即实力）。他认为，对这两个目标中任一目标的追求都会得到一个特定的适度人口数量^[75]。在考察经济适度人口时，他提出人口“适度增长”的概念，并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适度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此外，索维通过对人口变动带来的效益和花费的均衡分析，求出经济适度人口增长率。

戈拉·俄林（Goran　Olin）将经济适度人口增长定义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达到极限时的人口增长。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刺激投资，当人口增长超过某种程度时，抚养负担的增大导致储蓄能力下降。但是俄林的经济适度人口模型未考虑控制人口增长所需的费用。修桑·希尔·科克兰（Susan　Hill　Cochrane）提出了包括人口政策费用的修正模型^[76]。

皮尔福特（J．D．Pitchford）阐述了福利适度人口模型，认为应当用最大福利来确定经济适度人口。他所说的最大福利实际上是最大经济福利。米德（J．Meade）则把社会福利引入适度人口分析，并认为如果人口增长可以增加社会福利（理由是人口增长意味着消费和劳动力的增长），福利适度人口就会比以最高人均产量为基础的经济适度人口更大^[77]。

基哈德·斯密特—林克（J．Schmitt－Rink）在讨论适度人口增长率的存在和性质时，把适度的指标选择为：①总人口的抚养率的最小化，即平均每个劳动力人口所负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数量越小越好；②经济负担率最小化，即平均每个劳动力人口花费在抚养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的支出占人均收入的相对份额越少越好（当然，这种抚养未成年人和赡养老年人的支出本身也应该是适度的，要满足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③净人均消费（人均收入与平均劳动力人口的总抚养支出之差）最大化^[78]。显然，后两个准则建立在第一个准则之上，因为只有适度的人口增长率，才可能形成最佳的人口年龄结构，使人口总抚养率最小。

埃利奇（Ehrlich　P．R）指出，地球的资源环境容量是分析适度人口的主要因素，但也不能忽视社会因素（包括“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心理状态同环境的关系）^[79]。

现代适度人口理论扩大了适度人口的研究领域，而且向动态适度人口理论发展，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现代适度人口论仍然把经济标准作为适度人口的唯一尺度，虽然已经将部分非经济因素（如技术进步）引入分析适度人口的过程，但其分析方法仍然是经济分析，还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理论依据。其次，现代适度人口理论片面地强调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了人口结构和人口地域分布，几乎从未考虑过人口素质。最后，适度人口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分析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与人口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和存在大量相对剩余劳动力的现实^[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