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卫三畏的中国观中也带有那种从固有的观念和偏见出发，草率、武断地得出的结论。
在介绍中国的城市时，卫三畏以近代西方城市建设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城市，结果中国城市在他眼中成了街道狭窄、拥挤、通风条件不良；公共厕所和垃圾由清洁工人从街道运走，污染了空气；排水系统很近地表，而且不完善，阴沟很容易堵塞或损坏，污水外溢，流到路上，产生的氨气及其他气体加剧了眼病的流行；居民稠密，呼吸的空气如此恶浊。因此“没有引起霍乱、鼠疫、黄热病在居民中肆虐倒是令人惊讶的事”。[32]而且，认为中国民众不讲卫生，“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农民尽管贫困，但会把一切尽量收拾得干净而有条理，而异教徒却满足于生活在这破烂和肮脏之中，简直连森林中比较干净的野兽都不如”。[33]
在溢美中文的同时，又从西方语言的标准出发，将中文的特点看成缺点。他认为中国语言最大的缺点在于表示时间采取含糊态度。造成这种缺点的原因在于中国作家赞赏简洁的叙述方式，这使他们放弃每个非本质、特别是关于时间的词。在语法上，中国的语法家对副词、前置词、连接词、感叹词完全不加区分；将副词归入形容词；其余笼统称为“虚词”。[34]
卫氏的中国观中也带有西方近代的公民观念，将中国民众中本来存在的负面表现放大为中国国民固有的特性。在卫氏看来，中国人的特性有：虚伪、忘恩负义、撒谎成性、无视法律、表里不一等。只不过数量还没有达到后来明恩溥（Arthur Smith）总结的26条。[35]
如果说对于中国城市、汉语和国民性的认识是从西方近代城市建筑、公民观念来简单化中国，其中还能找到中国原本就有的一面。但是卫氏看待中国时有一种异常武断的简单化倾向，便是站在近代新教的立场上对中国文明任意裁断。
如前所言，卫氏的中国认识中有客观如实的方面。他抱着同情的心态理解中国文明。但是，卫氏对中国文明的肯定绝对不能逾过一个界限——中国文明“是亚洲的而非欧洲的，是异教徒的而非基督教的”。[36]而中国文明只有在皈依基督教的前提下才能更富有活力。
在谈到中国宗教的时候，卫三畏一方面说中国的宗教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宗教总的来说一般情况已老化。皇帝崇拜的庄严仪式、孔子的教义、佛教的礼拜、道教的巫术，已经不能起抚慰作用。但是，畏惧邪恶恶魔魂灵和崇拜祖先，这两个信念依然强烈，足以吸引所有阶层，束缚他们的能力；两种宗教能够左右人心，在于僧人、道士和丧葬仪式连在一起。两者各尽其最大的可能控制老百姓，但是都不可能给他们的信徒以现实的幸福和欢乐。儒家教义冷淡无味，不能满足充满神情和极度痛苦的人，也不能探究内心世界；道家的先验论和佛家的奇想则更不如。一切阶级都成为虚幻的恐惧和迷信的俘获物，躲进无知与谬误的迷雾之中。而“唯有真正宗教与之时之光才能将其驱散”。[37]
他虽然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比大多数国家有更多的美德。但是，中国人无法摆脱内在的局限，“他们试图以法律制约和普及教育来补救性格上的缺点，他们无疑抓住了正确的方法，他们的不足表明了这二者的不灵，要等到福音来帮助统治者来提高全民族的道德观念”。
他在肯定中国政治专制制度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专制，有其缺陷。它建立在错误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些制度可以说有稳定的因素，但没有改进的因素。“宗法理论不会使人尊严、诚实、仁慈，不会使妇女有应得的地位，也不会教育所有阶级对上帝承担义务”。
他尽管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可是又认为在开明的基督教国家没有必要实行这样的制度。因为“人们为其自身而学习，不必如此劝诱，就有能力、有意愿成为统治者所期待的博学之士。他们不会听任网罗和圈套的摆布，汲汲于官职；而且最能干的政治家不必从最渊博的学者中寻求。官职的荣誉和权力就是多年坚韧学习的激励和报偿”。
因此，在卫三畏眼中，中国文明和“当代非基督教国家或是古代穆斯林王国作比较，在许多方面可以为他们洗刷因此而得到的污名”。中国人在生命财产安全、国内生活艺术、大众福利等方面，较之迄今为止存在的异教徒与穆斯林国家都居于较高的地位，在文学智力上也有较高的水平甚至比自称为基督教的国家，如阿比西尼亚也高出一筹。“中国人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国的现存制度和文学方面，是最文明的异教国家”。
卫三畏确信“汉人的子孙有着伟大的未来，但是唯有基督教的发展才是适当的手段”。只有等到曾在欧洲兴起的宗教自由与讨论也在中国出现，人们在改善道德与良好政府的同时，也开始改进科学与工艺，当发展文明的崇高而宽广的原则寻得进入中国社会和心灵的道路，这样在选择足以保证来生幸福的原则并付诸行动的同时，就有理由期望得到迅速的进步，创造今生幸福。于是，“神的允诺将实现以赛亚的预言，这一预言在孔子之前的年代里就已做出，上帝的人民将从希尼之地来到，加入阳光下每一部落的赞美大合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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