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性

晚清几十年中，女性状况被视为衡量国家强弱的因素。20世纪的中国，女性也被用于勾勒国家现代性。一些危言耸听的语言被用于形容女性与国家的关系上，如：只要女性的地位不能提高，只要卖淫仍然存在，或有导致卖淫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国家将亡。女性解放了，中华民族才能强大，才能远离封建主义和半殖民地的境遇。

史学家们指出，这些提法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性别平等被列入20世纪一切革命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议程。女性从被压迫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是建立强大国家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也成为革命者宣称权力在握的重要手段。二是，女性命运被置于国家命运之下，只要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被认为有危及国家和革命前景之嫌，性别平等的议题便会被束之高阁了。

●这种将女性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五四”及其之后的各次大规模社会运动，女性的从属地位再次被明确地与中国文化及国家的弱点挂钩，现代性则与女性解放挂钩。“五四”文人们自以为提出了一些首创的观点，事实上这些观点早已被晚清文人指出过。他们的观点抹煞帝国时期教育对精英女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无视过去几个世纪关于女性地位的批判性讨论。小说和散文中出现了对女性身体的描述，把尊重女性与尊重中华民族相提并论，认为提高女性地位意味着提高国家地位。作为现代卫生和用品的消费者，并担负着生儿育女的使命，女人成为优生、科学现代化，进而强化国家的关键。妓女则是陈腐社会的受害者和弱势国家的象征。

●这些讨论主要是针对城市和精英女性的，即使在提到与农民相关内容的时候，也尚未摆脱性别层次：当女性被要求通过生育和劳动而强化家庭和国家的时候，五四运动和之后的关于个人满意度的讨论却都是围绕男性问题展开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给人们带来争取男女平等的希望，但最终未能兑现这一承诺。结果，女性的职位仍仅限于一些不重要的，或者其所拥有的职位取决于她们与共产党男子之间的关系。

●在农村根据地，中共“妇女工作”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调动农民女子，如何赢得农村更普遍的支持。其结果是党放低了婚姻改革的基调，强调女人们参加生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是出于实际需要。农村女性如何理解、参与，以及她们对党的主张的看法，这些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外，保守派则把女人描绘为中国国粹的真实体现。国民党政府主张中产阶级妇女代表着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她们富有献身精神，从家庭走向国家和公共服务。抗日战争时期，中产阶级妇女参与了更多与战争相关的福利工作，使年轻女性受到吸引，并成为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婚姻改革、女性的工作环境、公共卫生，以及保障女性当选政府官员的最低配额，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努力鼓励女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培训农村女干部，动员女子参加农业劳动，鼓励城市女性参加居委会工作、工业生产和行政工作。在早期的研究中，妇联的作用被定位于贯彻和执行党政政策的传送带，而最近的研究则将其作为一个具有多样性功能的组织，并力争把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列入党政各项议事日程，尽管其并非党政工作的当务之急。

●有关性别差异、女性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始于改革初期，并持续至今。在此期间，妇联采取各种宣传形式维护女性权益，如支持女性就业和经营农村小型企业，致力于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定义和反对家庭暴力。在提高农村女子的“素质（quality）”方面，妇联致力于反映与重申女性现状，强调其与国家地位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女性的素质，对于某些地位低下，甚至受虐待的女性，人们虽不认为全是她们的过错，却要她们对自己的改变负责。

关于女人低素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延续了梁启超关于中国弊病原因的分析，即中国的弊病，至少在部分上由女性地位所致。尽管如此，将素质问题个性化是与梁启超早期论点有所不同的。不过，既然与提高女性素质相关的工作深得国家的赞许，妇联便借此获得国家资源，支持地方经济活动和培训工作，使得女性受益。

●在改革时代还出现了一些由学者们建立的、专门从事女性研究的组织。中国女性研究，始于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确切地说，经济改革为女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研究工作又进而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基于中国的女性研究的相关理论著作，“妇女”是官方认可的革命性词汇，被“女性”和“女人”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女性研究工作呈现出多样性，与域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女权研究之间的交流增加了。年轻一代取代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女权主义者以后，中国性别批评的形式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