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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接管中的天津

时间:2022-03-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 有序接管中的天津1)天津接管工作的最初展开及经过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成立,这是解放天津后实行军事管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副主任,并宣告奉行中共城市政策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4]。《天津日报》成为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的机关报纸,也是全国第一张直辖市城市党报[11]。
有序接管中的天津_五千年历史切面:1949中国城市

二 有序接管中的天津

1)天津接管工作的最初展开及经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成立,这是解放天津后实行军事管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黄克诚任主任,谭政、黄敬任副主任,并宣告奉行中共城市政策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4]。同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成立,并发布政府命令,任命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5]。天津的城市接管与政府工作就此展开,这也昭示着天津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1)进城前的准备工作

事实上,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早在解放军攻城前便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1949年5月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当中,介绍了解放军进入天津之前所做的准备。黄克诚在报告中这样讲道:“自奉到接收天津任务后,即分由华北热河抽调干部进到胜芳集中,进行准备工作。第一,进行思想动员,说明进城任务,为解放天津人民,建设天津,为华北人民与解放战争服务;讲明进城工作的方针与步骤;宣布纪律——不乱讲,不乱做,不私拿东西,不贪污腐化,遇事请示报告;讲解各种具体政策,如职工运动、工商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使参加工作干部统一思想、统一政策认识。第二,组织接管机构,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部门,财经部门下设金融、对内对外贸易、仓库、交通、铁道、水利、农林、摩托、卫生、电讯、工业、不管等共13处;文教部门设有新闻出版、教育、文艺3个处;市政部门下设公安、卫生、教育、民政、工商、公用、财政等局,并把所有来的干部分别配备到各个机构。第三,划分和确定各部门接管对象,并由各部门自行订出接收计划,交市委会审查。第四,拟制布告条例等,以备进城使用。上述准备工作虽不充分,但于攻城前大体完成。”[6]

(2)接管工作的经过

这篇报告也在接管工作最初展开的方面,做了详细的描述:“1月14日开始攻城,主要接收干部于14日进到杨柳青附近。15日上午12时公安干部一部进入市内,我们与各机构之主要干部于该日16时进入市内,其他干部和纠察部队连夜赶赴市内,16日所有干部全部到达。各部门各机构人员到达后,即赶赴所指定接收之岗位进行接收工作。原国民党各机关人员(包括政权、文教、党部、企业),除政权、党部、特务机关留少数人看守办公地点,其余人员大部分散回家;企业部门人员,除战斗激烈,遭受炮火之威胁之单位,分散回家外,其他均在各单位未动。各机关均有移交之精神准备,有些单位并进行移交演习。故我接收干部到达各接收岗位后,一经号召,分散回家人员即回到工作岗位,经我宣布政策讲明接管方针手续后,即行办理移交。有些部门即迅速恢复日常工作,如警察、公共事业及一部分工厂。经过3天到7天,所有机构,除个别未发现之机构及敌人破坏和遭受战争毁坏之机构(如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外,已全部接收完毕。其所接收机构之物资、档案、用具等,除敌人事先疏散、埋藏及烧毁者外,其他文件物资均完整无损,接收工作迅速完成。”[7]

除此之外,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在1949年1月15日当天接管了国民党广播电台后,立即成立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并在当晚20点10分开始播音,在这次广播中播放了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重要文告。此后其在宣传党和军队的城市政策,鼓舞市民斗志,促进城市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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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干部正在进行接管仓库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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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守卫在等候接管的商店门口[9]

(3)接管工作的成果

通过以上的综合报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接管人员在进城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具有全面明确的分工,进城后及时地宣传主要接管政策,才促使天津的城市接管工作快速而系统地展开,为天津市民迎接1949年与众不同的春节提供了保障。

另据3月份《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中的数据可知,接管工作进行的效率非常高,成果显著:“截止2月底止,共计接收了工厂115处,仓库165处,机关及医院316处,各种武器弹药、军需粮、被服、机器、原料、成品、货物、资产、现金等大批物资。接收后,除通车、通邮、通航、送电、通话外,公营工厂已开工者115处,其他工厂因原料材料不足及厂房或机器破坏,现尚在修理、整补、采购原料,筹备复工中;各仓库亦已分类清点完毕,并已发出各种大批物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疏散弹药汽油各种易爆炸、易燃烧的物品;医疗与遣送伤俘;拨付救济粮,兑换金圆券,企业投资等等。以12月最高实际工资付给职工一、二、三3个月工薪,并在年关依照旧例付给职工双薪、分红奖金、年礼以及护厂奖金。”[10]

下面结合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的主要内容与总结,详细介绍1949年1月15日至春节前这一段时间内天津新闻出版、工商业、公共建设、社会救助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几方面的接管与建设情况。

2)《天津日报》创刊

报纸作为一种媒介手段,是解放初期人们获得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之一,也是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本章在撰写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1949年的报纸,其中《天津日报》作为解放后天津最重要的报纸,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因此,笔者选择《天津日报》创刊过程作为这一部分的开端,并结合1949年《天津日报》的报道内容,来展开后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7日《天津日报》即创刊发行,这样一份重要的报纸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便出版发行,事实上也是早有准备的。《天津日报》社早在解放前的1948年12月25日就已成立,报社成员一部分是从华北一些重要报社如《人民日报》、《冀中导报》等抽调过来的,一部分是从华北局城工部调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任社长,王亢之任副社长,朱九思任总编辑,范瑾任副总编辑。毛主席还为《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天津日报》成为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的机关报纸,也是全国第一张直辖市城市党报[11]

初创时期的《天津日报》结合解放后的社会情况,以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为原则,大量报道了天津人民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各行各业积极复工复业等方面的消息。正如邹仆在《〈天津日报〉初创时期回忆》这篇文章中所介绍的,《天津日报》在促进天津各项事业的恢复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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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创刊号[12]

“在天津解放初期,《天津日报》向天津读者详细介绍了党的城市政策,努力清除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为了消除部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误解,《天津日报》在创刊后3天,即在1版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解答读者对政策法令的疑问,对读者进行教育和说服解释工作。报道党团建设和工作的开展。报道还以大量篇幅反映了劳动群众在党的号召下,提高自觉性,转变劳动态度等。”[13]

《天津日报》初期的报道主要以城市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为核心,涉及工业、商业、公用事业等的恢复与建设情况,同时兼顾报道国内解放战争与国际形势等内容。可以说《天津日报》及时地反映了解放后城市工业生产与经济恢复的面貌,及时地宣传了我们党接管后的各项政策措施,对于稳定社会、安定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天津是一个港口城市,是华北物资的集散地,又是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如何管理好市场,稳定物价,是天津解放后一项政策性较强的任务。在解放区,农村中商业较少,我们党缺少管理好城市市场物价的经验。帝国主义分子狂喊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批金融、商业界投机分子,也在观望一阵后,开始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妄想破坏我党的经济政策。在这一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天津日报》担负着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的宣传报道任务。”[14]除此之外,《天津日报》对金圆券处理办法、城乡物资交流、合作社建设方面的报道,也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平抑物价,对保证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促进天津经济的快速恢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天津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是天津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无论是在解放后的初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天津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工业:快速接管与复工,积极开展生产

天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20世纪初,天津作为近代大都会的城市形态开始得到充分展现和持续发展。作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试验地,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支持下,天津兴办了一批被称为‘北洋实业’的近代化企业。随后,民族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5]沦陷时期,日本政府出于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天津及华北地区兴建、扩建了一批军工企业,掠夺中国资源。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促使天津工业当中的官营资本企业规模与能力有所扩大。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局面动荡,战火不断,大部分工厂缺少所需要的原料与资金,生产出的产品销路不畅,城市工业逐渐陷入困境。在解放前夕,天津多数工厂处于停产状态,部分工厂完全倒闭。

因此,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首先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接管工厂,并尽快解决工厂的复工问题。通过《天津日报》创刊以来的报道重点也可以了解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恢复天津市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如果不能顺利接收工厂、及时开工,如果工人领不到工资,劳资关系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给天津解放后社会局面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据统计,天津解放初期,失业者和灾民总数有40万人,占当时全市人口(179万)的22.3%[16],面对大量的失业者和灾民,快速的发展工业生产,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工业接管处与天津市政府及时地认清了这一问题,快速展开工厂接管与复工工作。在广大工人的积极配合下,天津市的工业接管与恢复工作迅速开展,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1)破坏较轻的工厂迅速恢复生产

《天津日报》1月27日发表文章《军管会正确执行城市政策接管工作获重大成绩》,介绍军管会接管工业的情况,文中指出“在工业方面,除某些工厂遭受蒋匪严重破坏外,接管的工厂、仓库等,大部分完好无损,其中包括:炼钢、机器、电工、化学、造纸、纺织、面粉、燃料、橡胶、制革、被服、制呢等轻重工业,以及仓库中所存的原料、成品及其他物资。著名全国拥有三十二万余锭的中纺公司天津分公司所属各厂,在接管后,已有十余万纱锭开始转动,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天津纸业公司等亦正式开工,有些厂正积极修理机器筹备迅速复工。”[17]在进城解放军的大力保护下,天津市部分工厂并没有受到较大损坏,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工人重新投入生产。例如北洋纱厂由于地处市郊交接处,1949年1月15日当天清晨便获得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维护下,北洋的生产设备和厂房没有受到一点战事损坏。解放的次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下,恢复生产。”[18]

天津市面粉厂寿丰公司,在国民党时期,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天津解放当日战斗尚未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即在该厂门口派人保护,使该厂机器设备均完好无损,这些工作确保了该面粉厂的快速复工。[19]

(2)军管会、人民政府积极帮助复工

天津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有纺织业、食品、化学、橡胶、机器制造等,但是天津的工业发展存在基础性生产资料的生产比较薄弱,需要从外部引进的问题。解放初天津工业在积极复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原料不足的困难。对此,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积极地配合工厂需要,调运生产物资。例如在《解读天津六百年》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当时,军管会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老解放区支援的棉花等物资运进天津,时值三九寒冬,大清河、子牙河和白洋淀冰厚一尺,船不能行,于是组织数万民工,不顾寒冷疲劳,用手砸开数百里冰河,用船运送粮棉等物资入津,不到七天,面粉厂、棉纺厂就开工了,工人领到了工资。由于粮棉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天津,并大批投放市场,使粮棉价格得到了暂时稳定,工人生活稳定下来。”[20]可见,天津市工业能在解放后得到恢复,失业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工人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是与当时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帮助分不开的。

(3)解决工人工资等生活急需问题

天津解放初期,工厂起步复工生产,不能很快地发放工资,同时关于工人工资问题的政策尚没有完全确定,因此军管会采取借贷粮、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方法,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保障工人生活,妥善解决就业问题。

在《天津日报》1月21日头版《中纺二三厂进入紧张工作一厂、丝织厂亦复工》在这篇报道里,特别提到军管会工业处贷粮解决工人急需的举措。“现各厂工资问题尚未最后确定,但军管会工业处已决定暂借发食粮一部分以应各厂工友解决生活急需,待工资确定后,再根据已借发之粮食来补发或扣除。”[21]

在工资方面,军管会工业处为尽快解决各工厂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拟定临时借支工资办法,并作了详细的规定。“过去原薪每日工资在金圆券七角以下者借玉米面八十斤,七角以上一元以下者借一百斤,一元以上一元二角以下者借一百二十斤,一元二角以上一元四角以下者借一百五十斤,一元四角以上者借一百八十斤。此项借支在一月底发放工资时结算。”[22]

天津军管会又颁布工厂技术机关等工薪办法,并刊登在《天津日报》1月28日的头版,这一工薪办法对解决工人生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摘录此工薪办法的内容:

关于各工厂、邮政、电讯、铁路及技术机关职工之一月份薪资,军管会特于二十六日做出决定如下:

一、各工厂、邮政、电讯、铁路及技术机关,一月份工薪均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份实际工薪折成人民券发给之。

所谓实际工薪系以十二月份货币工薪以伪金圆券两元七角折合玉米面一斤,再以一月二十六日玉米面市价每斤六元五角折成人民券。

二、一月份工薪除发五分之一现金外,余给以实物,所发实物按一月二十六日市价低百分之五(另附物价表)折算发给。

三、职工工资仍以原级计算。

四、一月份工薪应从伪政府时各单位已发借工薪满日起计算(例如已借发十日,即由十日起计算)。

五、在本市解放后,各单位所借给之工资应扣还。

六、一月份前,伪政府时各单位所欠工薪,不代垫付,但会发福利金或临时费等,仍有部分未领者,俟过年后应予补发。

七、各单位春节旧例,如双薪、奖金、分红、年礼等,除年礼一项必须于年前送外,其他如各单位经费一时周转不灵,可由各单位行政首长、军事代表共同公布,务于下月内一律补发清楚。

所欠部分应合成人民券,至期如物价下降,须以公布之日所欠现金付现金;如物价上涨,即以付款之日物价计算实物,务必保证等于公布之日现金所购得之实物。但已在阳历年发过者不再发。

我军入城未久,一切均待整理,既未建立财政收入,又不愿多发货币,刺激物价,影响人民生活,且必须使职工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在此情况下故作如上决定。希各单位军事代表、行政首长、各工作组务须在职工中作深入的传达解释,使每一职工均能深刻了解,并自愿执行。天津市军管会

附:二十六日物价表

大米(斤):10.00元    兵船粉(袋):650.00元

小米(斤):8.00元     玉米面(斤):6.50元[23]

1949年天津解放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活动与社会心理都将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工人地位的提高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军管会积极帮助工厂复工、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的各种措施,可以看出解放后工人社会地位的改变。解放前工人阶级是雇佣奴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解放后,工人阶级翻身当家,成为国家的主人。

(4)工人情绪高涨

由于解放军进入天津后,积极保护各类工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工厂遭受破坏,使得天津工业迅速恢复生产,工人能够重返岗位。军管会有效的保护和接管工作,加之对工人工资问题的关注,使得天津市工人的情绪高涨起来,积极投入到工厂的生产当中来。

在天津的各项工业当中,纺织业一直是一项主体工业,解放前有大小纺织工厂上千家,其中中纺天津公司规模较大,一个公司包含多个分厂,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但是解放前部分纺织工厂由于原料不足与社会环境等原因,纷纷关闭。1月15日解放后,纺织业迎来了重新振兴的曙光。《天津日报》1月20日的文章《中纺职工积极奋发二三厂正式复工》描写中纺职工在工厂接收后积极回到工厂报到,参与生产的景象[24]。24日又有报道称《中纺丝织厂职工生产热情勃发有的自动要求加工》,文章这样写道:“中纺公司丝织厂,在接管中,职工们初次见到军管会的同志,就提出了很多问题,如是不是能够很快复工,有困难替不替解决,石家庄工人生活怎样等等。根据这些问题,工作同志利用上课形式,配合个别谈话,一一的给以圆满的解答,因此,大大的启发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大家都说:‘现在生产,一来为国家,也是为自己,那(应该为“哪”,笔者注)能不下劲干呢?’他们并提出:‘山东出丝,可到那里购买原料。’十八号这天,修理工人便把全部需要修理擦洗的机器都擦好了。当十九日晚接到分公司复工通知的时候,每个人都嬉笑着。年轻的工人们,更高唱着新学的歌子,到处活跃。二十号早上六点,全部机器就呼呼地转动起来了,厂里洋溢着生产的热情,有的工人自动要求加班,一个看两台织机的工人说‘过去我一天织四十码绢哔叽,从今以后,我一定要织得更多。’休息时,大家在宿舍里收听新华社广播,工人王颖增说:‘听见没有?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工厂和机器。’他们已开始关心人民的财产,并已有人提出了改善工厂管理法的意见。”[25]

1月20日和1月27日的《天津日报》均对天津企业公司复工情况进行了报道。1月20日发表文章《恒大企业公司筹备复工》,1月27日又有关于恒大东亚烟草厂的报道说:“有十台机器已于二十四日正式开动。全厂人员共七百七十一名,现每天都准时到厂,积极参加各种工作。目前卷烟机每台每分钟可出六百余支到一千余支香烟,分恒大牌与金枪牌两种。该厂过去最高产量为月产二千三百九十三箱,普通产量为月产二千箱左右。现工友中积极分子,正在发起保持最高生产量的运动。”[26]

1月27日《天津日报》同时刊登了《天津企业公司各厂陆续复工工人认真协助接管工作》一文,指出“天津市企业公司已由军管会派员接收。该公司包括第一纺织厂、第一酱油厂、第三化学厂、制冰厂、制钉厂、机器厂、油墨厂七个单位。自去年十二月中旬起,即进行护厂,除纺织厂、酱油厂一部分工具被敌军用作修筑工事及抢去少部分成品以外,其余均完好无损。第一酱油厂,已于二十四日全部复工,职工情绪颇高。”[27]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天津解放后工业方面的接管与复工情况。工厂复工,解决了大量工人的就业问题,保证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短期而言,这是工人们过好1949新年的基础;长期来看,这是今后天津工业乃至整个城市经济建设过程重要的和良好的开端。

4)商业:多管齐下,保证百姓生活之需

天津不但是我国的老工业城市,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历史上便有“南有上海,北有天津”之称。自鸦片战争后开埠以来,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全面的工业生产等条件逐渐发展成我国北方的金融与经济中心,成为外商企业、各省商会的集中地。但是伴随着战争的发生,天津先后沦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当中,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天津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对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实行封闭政策,天津只能靠海运与外界联系,重要的物资进出受阻,使得市场上货源不畅、物资匮乏,经济几近陷入崩溃,主要表现在物价飞涨、物资紧缺、投机倒把严重、大量工商企业倒闭、粮食危机等方面。在这种情形下,解放后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商业接收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管贸易经济工作的单位是贸易处,下面分设粮油、百货、煤炭、花纱布、盐业五个组[28]。1949年1月18日,天津市工商局成立,负责管理工商业和市场活动。通过军管会贸易接管处、工商局等部门的努力以及市民的积极配合,在解放后到春节这段期间内,天津市商业接管工作取得了较多成绩,为天津市民欢度新春提供了必需品,解放后新天津的经济建设工作就此迈出了踏实有力的第一步。

在解放后至春节这段时间内,天津军管会以及工商局在商业方面的工作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发行新币,处理“金圆券”

解放前夕,天津的商业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十分严重,国民党为了控制局面,在1948年8月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发行了“金圆券”,以一元折合兑换当时的法币300万元,并提出“借人头、平物价”等商业政策[29]。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在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太大作用,1948年12月份的物价较1947年12月上涨了1 460倍[30]。此外据统计“到1948年底,16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比年初上涨了740倍,其中面粉上涨761倍,大米上涨689倍,玉米上涨1 006倍,食油上涨934倍,盐上涨279倍,糖上涨746倍,布匹上涨622倍。”[31]经此物价上涨和金融浩劫,天津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许多中小型商号被迫停业破产,大型商号也亏损较重,商业岌岌可危。

货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天津解放后,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金圆券”,发行使用新的货币,引起了军管会的高度重视。军管会及时地制定和出台了处理办法,1月17日在《天津日报》创刊号头版上刊登了《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伪金圆券处理办法》一文,指出“限期限额照牌价兑换本币,对工人学生特定优待比价”[32],同时刊登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规定统一货币流动办法》、《金融管理办法》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流通货币与金融管理办法,并在1月18日的报纸上再次刊登了这一系列布告,见下图片。

这些布告主要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在全国各个解放区内统一流通的本位币,蒋伪政府时期发行的一切货币均为伪币,伪金圆券限于1949年2月4日停止行使。人民券兑换金圆券的比价为人民券一元换伪金圆券六元,对持有五百元以下金圆券的工厂职工、农民、学生、教职员、贫苦市民等按特定优待比价兑换,人民券一元换伪金圆券三元。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对牌价进行了适当的调整,1月22日起,比价由一比六变为一比八,但是优待比价不变[33]。1月26日再次调整,由原人民券一元比价金圆券八元改为人民券一元比价金圆券十元,但是优待比价仍保持不变[34]。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多次在《天津日报》上刊登兑换办法以及办理兑换业务的地点,方便广大市民尽快兑换到人民券,兑换所及委托代兑所共计270余个。同时,还规定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禁止外国货币流通,逐渐收回各解放区的地方货币,各商业机构和其他经营活动一律使用人民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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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金圆券”兑换办法等内容的布告[35]

到2月4日,历时19天的伪“金圆券”兑换工作彻底完成。《人民日报》在2月15日的《肃清伪币安定民生天津兑换工作顺利完成共兑入伪金圆券四亿多》一文中对天津伪金圆券的处理工作进行了报道[36]。通过这些货币手段,天津逐渐建立起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为平稳物价和城市商业的恢复与开展奠定了基础。

(2)调运粮蔬物资,稳定物价

解放前天津地区的物资极度匮乏,市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物资的匮乏同时也影响了天津各工厂企业的正常生产,加上战争时期销路不畅,天津的工商企业大量关门、倒闭。解放后,天津政府和军管会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向天津周边地区广泛调运粮食物资,保证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物价,对工商业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天津市的接管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并快速取得成果,与军管会对天津社会情况的准确把握,对接管工作的充分准备密切相关。上文已经提及,早在天津解放前,天津日报社的筹备工作就已开始了,为了接管好贸易工作,贸易接管处、天津市工商局也同样做了很多前期准备。

以粮食调运方面为例,在1月21日的《天津日报》中刊登了《工商局在津郊大力调运粮菜》一文,指出“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解决市民食用,除令公营商店竭力调运外,并早于本月初,即派四个工作组赴静海、唐官屯、王口、新城等地,通过当地政府分别召开行商小贩及农民代表座谈会,组织群众调运工作。据称:由当地政府领得证照后,即可直接运货到市。各行商小贩报名者,至十六日止已有二千八百五十一人,大批米面、油、肉、菜蔬即将运津销售。”[37]同时,天津工商局、贸易接管处的调运工作也得到了周边地区、其他城乡的支持,源源不断的粮食等物资运入津市。

通过接管与调运,天津粮食匮乏问题得到了解决,如何组织粮食供应销售,成为军管会贸易接管处粮油部的又一重要任务。1949年1月19日贸易接管处接收敌伪民食调配处,此后迅速展开粮食调运与销售工作。“在解放后的六天里,经过筹备,到1月21日,市内各区普遍设立了代售店,出售面粉,而且面价每斤仅为16元,每人每次限购5斤,仅此一项全市即供应面粉近千万斤。”[38]同日,《天津日报》也对贸易公司配售面粉进行了报道,“天津市贸易公司粮油部为供应市民粮食,从今日起开始在市内各区普遍设立代售店,出售面粉,面价每斤人民币十六元,每人限购五斤,又该公司现正积极准备其他各种日用必需品,不日亦将开始出售。又讯: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现正积极从事对市内产业工人之粮食配售工作,旧历年前即将作第一次配售。”[39]这些工作的开展,保证了天津市民在旧历新年的时候能够吃上可口的饭菜,过一个欢愉的新年。

军管会接管天津后,通过处理伪“金圆券”、调运物资、发放赈济粮、帮助工厂尽快复工生产等手段,促进物价回落,并积极解答市民关于贸易和物价的问题。在1月20日的《天津日报》上,刊登了几个解放区的市场商情,给市民作参考,并又于1月23日起开始刊登每日市场行情,及时反映市场物价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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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几个市场的商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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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3日首次刊登天津市场行情[41]

1月25日《天津日报》刊登《工商局召集各行业座谈会解答贸易物价问题》一文,提到:“市府工商局于十九日至廿三日,分别召集粮、菜、煤炭、五金、百货、纱布、干鲜等大行业,举行座谈会中,除该局局长尚子锦等,阐述人民政府的贸易等政策外,并对各业所提确定物价、伪金圆券兑换、原料来源等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关于物价问题,人民政府向来主张贸易自由,不定‘官价’。”[42]

1月27日《天津日报》刊登《盐价下跌》一文,介绍了解放以来天津市盐价的变化情况。文中指出“军管会贸易接管部盐业部,二十一日公布批发盐价每担人民币二百元,开始批发后,市内各盐商即纷纷复业,盐价逐步下降,二十五日市上零售盐价已落至每斤人民币三元。当本市解放之初,市场上食盐价格甚高,十七日零售价每斤达伪金圆券四十元,合当时人民币六元七角。据贸易接管处盐业部负责人谈:市内存盐甚多,加上各地交通迅速恢复,今后本市食盐来源,不会缺乏,盐价可趋平稳。”[43]

年关前几天是老百姓购置年货的日子,这几天虽然物价有所波动,但是随着军管会积极从胜芳、霸县等地调运肉、菜等物资,年关前物价基本趋于平稳。下表为1月25、26、27三日的部分商品价格,由此可见,粮食、肉菜价格变动较小。

1949年1月25—27日天津市场部分商品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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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根据《天津日报》1949年1月26—28日物价报道整理而成。

(3)工商贸易纷纷复业

随着解放后天津战场清扫工作的完成,工厂、公用事业的恢复,以及人民币的发行流通,物资的大规模调运,天津工商业逐渐复苏,商店纷纷开业,提供市民所需商品。《天津日报》针对这一时期的工商业复业情况作了众多报道。

1月22日发表《本市解放一周来工商户陆续复业人民币受欢迎物价日趋平稳》一文,指出中共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44]。同时,报道称天津虽仅仅解放一周,但是部分工商业陆续开工复业,物价走向平稳。

1月25日《天津日报》又刊登《本市商号纷纷复业截至昨日已达百分之七十》的文章。报道称“津市百分之七十的商号,已经开张复业,市场日转活跃。截至二十四日,本市菜蔬、煤油、火柴、瓷器等商行,已全部开张。粮食、煤炭、染织、货□、制烛、理发等业,亦已大部复业。另有肉业二百八十家、胶皮车行二百余家,澡堂七十七家,茶业四十家,油业十九家,酿酒业十五家等,也已先后恢复营业。其他还未复业的各业,正纷纷修理门面,准备日内开张。”[45]

在天津工商业的快速恢复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也采取有关办法,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失业工人、小商人等谋求生路。1月26日《天津日报》对这一有利于百姓生计的金融政策进行了报道。这一小额贷款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已组织起从事生产的失业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及一般有生产能力的劳苦市民,为确保贷款合理,效果完好,中国人民银行在1949年春节前先投入2 000万元人民券,进行试贷,每人借贷最高额不超过2 000元,贷款期限和利息视生产的性质而定[46]。这一贷款政策对战争后缺乏经营成本的失业者、小商人重新谋求职业、组织生产是十分有帮助的,体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善市民生活方面的作用。

部分复业的工商企业还积极在报纸等处刊登广告,例如,1月26日中原百货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位于罗斯福路上的总店和滨江道分店均复业,营业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4时[47]。这些广告信息也反映出天津解放后,社会稳定,工商企业积极复业,信心十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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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后不久,市中心秩序恢复正常,商店开始营业[48]

虽然解放后至春节这一段时间较短,且工商业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在军管会和工商局的努力带动下,天津商业仍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人民币的发行对稳定物价、统一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粮食、蔬菜等物资的充分调运和销售、商业企业开工复业,也为天津人民欢度解放年提供了有力保障。

5)公用事业:全面整修,提供市民生活之硬件保障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先后成为通商口岸,随着资本主义工业与近代交通工具的不断涌入,这些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进程相当迅速。天津在被辟为通商口岸后的几十年当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城市交通、公用事业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众多成就。例如:“近代天津是北方铁路建设的中心。1888年11月,津唐铁路通车,天津成为我国最先运行火车的商埠。……天津还是我国近代邮政和电信事业发源地。1878年华洋书信局率先使用我国发行的首套大龙邮票。……翌年(1880年,笔者注),清廷建立天津电报总局,为我国第一个电报总汇地。天津也是我国最早举办电话的城市,同时京津间在(20世纪,笔者加)20年代初已通长途电话。据1948年6月统计,市内电话用户达1.7万余户,长途电话和电报可通往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津水电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叶。自来水有两大企业:一是1898年建立的天津自来水厂,二是1902年建立的济安自来水厂。”[49]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的各项社会公用事业发展缓慢,并在战争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解放之初,快速全面地整修各项公用事业,为市民生活、工商业生产经营提供硬件上的保障,成为军管会与天津人民一项主要任务。军管会在进入天津之前已经制订了详细的公用事业接管计划,并在进入天津后及时派部队保护了电车厂、公共汽车公司等部门,促使天津市公用事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从打扫战场,收容散兵(18万余名),到修通水电,恢复全市交通秩序,仅用了七天时间。”[50]

(1)解决市民用水用电

天津两大自来水供应企业天津自来水厂和济安自来水公司在解放当日即正式复工,16日便初步解决了市民的用水问题。据《天津日报》报道,“天津自来水厂解放前仅供十区用水,月产六千八百万加仑左右,战争中间,由于工人、职员之积极保护,该厂供水设备未受损坏,仅十四日因电路中断停水两小时。十五日军管会军事代表到达后,该厂供水工作照常进行,截至十六日晚,员工已有百分之八十报到,目前正一面进行接管一面继续工作。被破坏之济安自来水公司,在人民政府的保护与监督经营下,也正积极进行修复工作。该公司原有一个水厂,其中六区水厂已于十六日下午二时开始供水,供水量每日约七十万加仑,现六区用水全部恢复,但因水力不足,一区仅楼下有水,高楼用水尚存困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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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后工人迅速修理电线[52]

在电力方面,冀北电力公司等电力部门积极抢修市内主要的输电线路,有些工人自动坚持每日工作超过12小时,于1月24日修复了全市各个主要输电线路,每日供电量可达1.4万多基罗瓦特[53]

(2)疏通交通与通信

天津解放后,在军管会的及时保护和电车厂工人的努力下,很快恢复了交通与邮电通信事业。电车17日就已经开始行驶街头,19日白牌线路全部修复通车。据《天津日报》报道,“仅二十一日一天即出驶(电车,笔者注)大小车八十二辆,售票六万六千余张。”[54]1月24日时,全市七条线路实现了全部通车。1月19日《天津日报》报道介绍了一位在抢修电车线路过程中受伤的青年工人房宝成,他在拉线的过程中割坏了手,在医院稍加治疗后便要求返回工作。他说“过去受尽国民党压迫,现在解放了,看着他们修,我也高兴!”[55]工人们这种高涨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反映出天津解放后百姓的那种欢愉心情和希望尽快恢复各项事业、谋求天津新发展的迫切愿望。

军管会在接收铁路运输后迅速组织全站人员抢修线路和设备。“在机务、工务、车辆等部门通力合作下,很快恢复了毁于战火的‘东天桥’、‘第一号志楼’;填平了战场内‘工事壕沟’和‘弹坑’。……到当年2月3日,津山、津浦线天津德州间恢复通车;当年2月4日车站行李房开始办理提取解放前托运的行李包裹;当年2月5日‘北宁铁路’(今京沈线)全线通车。”[5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庆祝天津解放,沈阳铁路局特制了“天津号”机车一辆,赠送给天津,《天津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文章题为《沈阳铁路局制赠“天津号”机车昨抵津 铁道处长号召铁路工人加紧完成铁道运输任务》[57]。沈阳铁路局赠送“天津号”这一举动,鼓励了天津铁路工人提高工作积极性,对天津完成铁路全线通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月4日,“天津解放号”正式通行,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接轨通车。[58]

2月7日,《天津日报》刊登了部分铁路职工的文章,以此纪念“天津解放号”出炉,他们的目标是要把天津的火车开遍全中国。

上文中已提到天津市我国第一个电报汇总地,是我国最早开通电话的城市,解放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天津邮政与电信局紧张工作,快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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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火车开遍全中国[59]

在《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节录)》中,具体统计了全市电话线路的抢修情况,在这里引用此报告中的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电信接管处接管后迅速取得的工作成绩,在方便市民与外界联系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电讯接管处电信局电话线路抢修情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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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31日开放长途电话情况(三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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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恢复医疗、教育工作

1月14日至15日的天津解放战争虽历时较短,但是仍有伤员以及受伤群众需要及时救治,因此,医疗事业的恢复至关重要。据《天津日报》23日报道,“经本市军管会接管之市立第一、二、三、四医院,市立牙科、产科医院及中央等医院,已于十八日恢复门诊,前往就诊者颇多。国民党联勤系统的陆军医院所属各院,经军管会接管后,大部人员亦已报到登记,并各留原职,从事收容与治疗蒋匪伤兵。据十七日不完整统计,已新收容敌伤俘七千二百六十五名(该院原有敌伤病员七千三百零四名)。”[62]

在学校教育方面,据1月27日《天津日报》的报道,“包括驰名全国的南开、北洋大学在内的二十四个公立中等以上学校,和一百个以上的公立小学,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正积极筹备复课,部分已经正式上课。南开大学一千余师生员工,正展开热烈的学习政策运动。”[63]

6)社会救济:收容慰问,稳定社会之秩序

解放前天津工业与商业萧条,大批人员失业,而战争爆发后,又新增了大批国民党散兵以及流散街头的乞丐。为稳定刚刚解放的天津社会之秩序,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尤显重要。军管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开展各项社会救济工作,收容处理散兵与乞丐;拨发了大量赈济粮食,保证灾民、贫民生活;慰问军人家属,解决其生活之困难。这些社会救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树立了人民政府、军管会在广大市民中的威信。

(1)收容处理散兵、乞丐

“天津解放初期,散布街头的乞丐达15 000之众,内中又分职业乞丐,流丐和半乞丐三种。5月21日,市政府民政、公安、财政等部门联合组成收容乞丐委员会,下属五个收容所。至7月下旬,仅2个月时间就收容乞丐1 505名,分别编组生产、遣返原籍和具保回家,使市面乞丐大为减少。”[64]

天津解放前,由东北等地溃逃下来流落天津的国民党散兵、伤俘近2万人,他们到处敲诈、抢劫、抢占民房等,给天津市社会的稳定、百姓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较大的伤害。因此,天津市军管会在解放后第2天即成立了散兵伤俘处理处,并在各区分设临时收容所,负责迅速收容处理这个群体,促使社会秩序尽快步入正轨。“半个月内收容散兵、伤俘近2万名,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送解放区受训、入院治疗和发证照资遣回原籍,使散兵问题基本解决。”[65]

(2)拨发救济粮等物资

解放初期,针对战后出现的失业人口和灾民难民,军管会、人民政府积极采取拨发救济粮、救济物资等方法,解决灾民、贫民生活所需。这一系列救助社会的举措,为战后全市人民恢复正常生活、欢度春节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

在调运拨发救济粮食和物资之前,天津市政府组成慰问团,分赴全市各区,调查灾民情况,并首先拨发40万斤粮食举行急赈。1月21《天津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全市受灾市民,达十三万八千五百余人。……人民市政府对各处灾民深为关怀,民政局特于十九日组织慰问团,分赴各灾区,进行挨户慰问,调查灾情。市府民政局,已决定按具体受灾情况,举行急赈,现已发出首批赈粮四十万斤,并已分配到区,闻今日即可开始发放。”[66]在此基础上,军管会文教部为解决大、中及专科学校员工、学生的食粮问题,又在1月22日拨发十万斤救济粮食,帮助各个学校解决粮食问题[67]。首批急赈粮食很快发放完毕,1月25日第二批赈灾粮食三百五十万斤开始发放,为了尽快让灾民领到急赈粮食,此次发放委托各区的粮店代为配发,提高了效率[68]

春节前,天津市政府顺利发放完390万斤粮食,在2月4日《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做了总结。“全市六万九千八百五十二户,二十九万九千二百零八名灾民贫民,每人都得到了半个月的赈粮(每人每日以一斤小米计算)。”[69]虽然发到每个灾民手中的急赈粮数量并不多,但是这项工作给了灾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除了在粮食方面对灾民进行救济外,天津市政府还积极发放其他救济物资,例如1月25日,市政府向灾民发放衣物、棉被,真正为灾民送去温暖。1月27日《天津日报》报道:“本市人民政府为关怀市内灾难民缺乏衣着,于本月廿五日拨出救济物资三百八十余件,救济遭受蒋匪迫害的灾民。其中有棉衣、棉被褥、毯子、袜子等。依据各区受灾轻重及需要,有重点地发放急赈。”[70]

灾民贫民救济工作单单依靠政府部门和军管会的力量是不够的,在救济灾民过程中,市政府等积极发动灾民、贫民中的积极分子和代表,帮助开展救济粮款登记、调查和发放工作,促进了急赈粮工作的快速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广泛调动灾民,提出从生产中达到救济的工作方针。例如天津市四区人民政府便采取了这一方针,组织带领贫民参与运菜工作。对此,老百姓反映也十分积极,有些参加的百姓高兴地说:“这样就能解决我们各家的生活,老百姓真解放了。”[71]年关将至,采取这样的救济方针,一方面为贫民、灾民筹备年货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丰富了市内的生活物资,对稳定物价也有积极作用。

(3)慰问军干烈属

天津市政府和军管会接管各项工作、组织慰问与救济灾民、难民的同时,也给予军人家属、革命干部和烈士家属很多关心,并于春节前组织了慰问工作。

1月26日天津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区政府立即调查各区的解放军家属、革命干部、烈士家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与生活情况等,并提出要在旧历元旦对这些军干烈属进行慰问,对生活贫困者发放二斤白面和一斤猪肉[72]

《天津日报》在2月3日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报道:“全市十一个区,共有军干烈属四百七十户,二千三百四十八人。共发肉二千三百四十八斤,白面四千六百九十六斤。军干烈属们收到这项新年慰问物品,又见到黄市长的贺年片及区干亲自拜年,都格外愉快。”[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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