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怎能经得起如此“骚扰”

企业怎能经得起如此“骚扰”？

★某企业集团有位负责人患上了“电话恐惧症”：看见是北京的电话号码，都不敢接。然而，这样的电话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骚扰”传真几乎每天都来。这位负责人为此叫苦不迭——

最近，记者接到一个采访任务：按照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对宁夏某企业集团进行采访。按照有关部门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竟不是上级指定的联系人集团党委书记，而是党委工作部部长，这个号码也是张部长办公室的。不料，当我说明采访意图后，这位认识记者的部长却并不热心。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再打这个电话，就没有人接了。记者在内部电话号码本上查到该集团党委张书记的电话，再次提出采访要求，这位书记却让记者找党委工作部张部长。记者告诉他，张部长的电话无人接听，张书记让我半小时后再打给他。半小时后，记者多次打张部长的电话，一直没人接。（事后得知：办公室装的是来电显示电话）晚上，记者又给他的手机发去短信，请他把有关材料发到记者的邮箱。但是，等了好久都没有回应。无奈，记者只好请自治区国资委支持，请他们第二天派人陪同记者前去采访。

采访受到如此冷遇，让记者颇感意外。张部长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们是“两头在外”的企业，不需要宣传；企业刚刚走出困境，要多做少说。更重要的是宣传会引来更多的“纠缠”“骚扰”，让我们难以应付。随后，张书记见到记者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一宣传，我们受到的“骚扰”还会增加。因此，他对记者的采访同样不很热心，倒显得无可奈何。

采访还没有进入正题，张部长便以几分激愤、几分苦恼、几分无奈的语气，先向记者说起他们遭受的各种“骚扰”。企业现在遭受的“骚扰”，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评比“名牌”、筛选“最佳”、表彰“百强”、办班培训、开办论坛、策划活动、发布信息、编辑画册、组织专刊、出版彩页、增设理事、发展会员、推销书籍、征订报刊、谋求赞助……都会有人找上门来。其中，有电话联系的，有登门面谈的，有邮寄函件的，有发送传真的，有下达指令的，口气相当强硬，有一般通知的，语言亲切温和。这些“骚扰”，有找业务部门的，也有直接找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有先找业务部门后找主要领导的，也有先找主管领导后找业务部门的，有打着中央、自治区权威部门旗号的，也有借助高层领导人的名义的，有真有来头的，也有虚假冒名的。在一些人心目中，任何活动都可以谋取利益，任何企业都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

张部长告诉记者，这些人一开口就要钱，而且口气都很大。一般都拉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拿到钱决不放弃努力的架势。他们一个长途电话可以打上一个多小时，让接电话的人无法打断。他们都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只要觉得还有可能、还有活动的余地，他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在这家企业，这样的电话每天都有许多。“骚扰”电话，以北京来电最多，银川来电次之，其他地区也有。久而久之，张部长患上了“电话恐惧症”，一看见是北京来电，他就以为是“骚扰”电话、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于是干脆不接，也就免去了烦恼。他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是北京的电话，他百分之百都不接。

遭受类似“骚扰”的不止张部长一人。为了进一步说明情况，张部长又叫来总经理办公室赵主任。熟料，赵主任也是一肚子苦水。为了让记者有个深刻的印象，他又回办公室抱来一堆形同垃圾的传真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东西送给了记者。

记者一看，有些传真确实来头很大，让企业难以拒绝。上面都有文头、公章，当然更少不了价码、开户银行和账号。有的还列出多种方案提供选择，价格由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有的还没有进行任何评审，就“很高兴地通知您，贵机构已经入选……特邀……”。

张、赵二人向记者讲述了几个“动人”的故事：

有一回，某组织通知，已把他们列入理事单位，条件是出资10万元。当听出我们有拒绝之意，就改口说，不想成为理事单位，当会员单位也可以，收费也可以相应降低。

有一次，某单位要为我们出版宣传品。标价彩色单页为1.8万元、黑白单页为1万元。我们没有兴趣，他还不肯罢休，就把价码一降再降，最后居然把彩色单页的价码降到7000元。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不做了，他还继续纠缠。那讨价还价的语言，与小商小贩没什么两样。

有一位自称是某党校教务处处长的人，向我们推销他的书，被我们拒绝。但那个人并不死心，又打来电话说集团党委书记已经同意买他的书了。事后了解，党委书记并没有同意，此人也不是什么处长。

有个人自称是自治区某领导的秘书，开口就要钱且口气强硬。但实际上，那位领导的秘书对此毫不知情。

有一个北京的电话，直接就要10万元。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就很知内情地说，你们不是正在申报××项目吗？你们还想不想要了？完全换成了威胁的口气。

有人在电话里硬充熟人，连对方的姓名、职务都没有搞清楚，就张主任、李处长地乱叫。先是套近乎，然后提要求。谈不通，就索要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电话号码。

有人见谈不拢，十分恼怒：“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我要告你的状。等我告诉了总经理，你就难受了！”

有人在纠缠半天仍无结果后，指责之中又加攻击：“你这样的水平怎么能当主任？我真想不明白！我要向总经理建议，撤掉你的职务！”被指责的人也“以虚对虚”：“正好。我现在61岁了，已是超期服役了，撤了我，我正好回家休息！”类似的对话，经常在电话两头传送：这个说：“你就不能和蔼、客气一点？”那个回应：“你就不能放过我们？”

张、赵坦率地向记者承认：由于有的来头大，我们根本顶不住，最后只能很不情愿地给钱。有些纠缠，实在难以对付，最后也是给钱了事。

总经理、党委书记受到的类似“骚扰”“纠缠”也不少。据透露：总经理曾想换手机号，但怕上级有急事找，又不敢换。而打到手机上的电话，又不能不接。有些电话并不显示号码，更是不敢不接。集团的传真机，因为怕有正事、急事，也是想关而不敢关。这样，就还得没完没了地接收大量的垃圾文字。

其实，企业有企业的难处，企业也不是金矿，即使是效益好的企业，也不能无限制、无节制地随意乱支。张、赵希望社会各界改变对企业的误解，不要把企业当成“摇钱树”，少“骚扰”企业。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不要为那些“骚扰”开绿灯、提供可乘之机！

没想到，这类“骚扰”居然给企业带来如此之多的烦恼、如此之大的干扰！在采访结束之后，记者对他们的苦衷也有所理解了。

（原载2007年2月1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