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唐代官员致仕思想的理性和成熟
官员到了一定年龄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任职，辞去职务，退居养老，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叫致仕。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保证官员队伍的正常更替，有利于政府机构增强活力，避免因循守旧，同时使长期为国效劳的官员能有一个舒适安宁的晚年生活。
自先秦以来，致仕制度已初显端倪。到汉代以后，这一制度初步完备，致仕的年龄和待遇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入唐，致仕制度愈益完善，作为官员的一种管理制度，已大致建立了一套运行模式，如尽可能地缩小在职官员和致仕官员在政治、经济待遇上的差别等，政府想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历来学者对唐代致仕制度十分重视，对唐代官员致仕的条件、程序和形式、待遇、致仕和国家政治之关系等问题作了许多讨论(1)。不过这些文章大多是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而对致仕所涉及的对象，即广大官员，对致仕制度的认识和态度没有进行深刻的揭示。实际上，致仕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不同的官员往往有着自己实际的看法，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态度也决定着致仕制度的推行，致仕制度的实行是离不开广大官员的具体配合。本文试就唐代官员对致仕制度的认识以及致仕后的生活态度进行研究，力求从一个侧面对唐代致仕制度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一
官员的退休致仕制度，唐代主要是继承了汉代的一些做法。汉代《白虎通》卷2下《致仕》说：“臣年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所以长廉远耻也。”汉人认为一是年纪到了七十，二是身体健康不佳，有了这两点就该致仕。唐朝沿袭了前代致仕的规定，认为官员一般应在七十岁的时候退休：“大唐令：诸职事官，七十听致仕。”(2)因而官员七十致仕成了通常情况下的具体规定，唐朝官员对此都是能接受的。到了退休年龄，根据“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以下由尚书省录奏”的规定(3)，高级官员向朝廷递呈申请表札，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请致仕表”，由皇帝决断，官品低的由尚书省有关部门处理。一旦皇帝和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享受退休待遇，官员还得上谢表，感谢国家和皇帝。
一般官员都认为到了七十岁，体弱多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工作，应该放掉工作回家休养。开元二十年，刚到七十岁的尚书右丞相宋璟以年老上表要求退休。在这个表中，他先是说“力不足者，老则更衰；心无主者，疾而尤废”这个基本道理，接着谈到了自己年老体力不足，“积羸成惫，沈锢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废”，因此“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禄，且留章绶，不上阙庭”。他说：“伏惟陛下审能以授，为官而择，察臣之恳词，矜臣之不逮，使罢归私第，养疾衡门，上弭官谤，下知死所。则归全之望，获在愚臣，养老之恩，成于圣代。”(4)按照宋璟的说法，养老是自古以来的一种好传统，官员到了年纪由于体力衰退，帝王应批准他退休，而大臣们不应为了名位俸禄而不肯退休，位子占着，而没有体力上朝。因此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他马上就上表要求回家养病。
多数官员认为身体的这种变化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因而致仕退休是很正常的事情。兵部尚书高郢数次上表要求致仕，他对唐宪宗说：“臣闻劳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动翾飞，日久皆息。”(5)人总有年老的时候，因而主动让位闲养是十分正常的。一些官员认为致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尊老养老的通常做法，“高年致政，前徽之彝准；仲秋授杖，绵载之通规，正以制逮乎桑榆，惕阴于钟漏”(6)。
更应看到，无论是唐代帝王还是官员，都认为到了年龄主动向国家提出致仕是官员在展现自己的高尚风格和素质。唐宪宗在批准杜佑致仕的诏书中说：“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己之高风。”(7)大臣在位时为国尽力，年老时辞职告老，这是展现自己的高风亮节。太仆卿赵元楷提出自己要致仕，是“挹清风于国让，追盛范于阳元，效钓璜于渭滨，类飞星于河渚”(8)。多次主动提出致仕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但人们一般认为是年老官员个人较高修为的体现。
从伦理道德考虑，官员们认为适时退休是遵循了社会礼仪法则的。《全唐文》卷257苏颋《司农卿刘公神道碑》说：“公以休咎由人，动者悔之始；盛衰自我，息者机之先，故在物害盈谦而受福，及引年辞事老而得礼，于是乞骸骨，抗章疏者至于再三，朝廷嘉而遂之矣。”这位刘姓司农卿死于中宗景龙三年。苏颋认为到了适当年龄退休是符合了事物的盈谦规律，适时退休是遵守礼法，他是带着对刘姓司农卿赞誉的语气，对他十分推崇。宋璟在退休表中也说自己如果赖在位上不退休，“仪刑此乖，礼法何设”？
实际上一些官员年龄已至七十，但身体仍然不错，年虽老而没病，然他们还是主动提出致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表达出他们对唐代法令的遵守，另一方面也可显现出他们与世俗不同的气质风尚。唐代后期，薛苹以左散骑常侍致仕，他“年至而无疾”，主动“请告”，“角巾东洛，时甚高之”，得到了一大堆的赞誉声(9)。滑州匡城县令杨灵天宝年间退休，常衮说他“知止足之分，有终焉之志，悬车告第，饰巾待期，浮云身世，脱屣轩冕，追先生于彭泽，继征士于太邱”(10)。及时退休，是有“知止足之分”，在时人的评论中是十分骄傲仰慕的。
官员致仕，经济上会带来较大损失。《通典》卷35《职官典一七·致仕官禄》云：“大唐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法律规定退休的官员只拿在职官员俸禄的一半，这对许多大手大脚过惯奢侈生活的官员来说今后的生活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巨大的待遇差距面前，也有官员害怕退休，但更多的人是选择了遵守国家法令的做法。玄宗先天年间，李日知罢知政事，频乞骸骨，请致仕，玄宗同意了。最初，“日知将有陈请，而不与妻谋，归家而使左右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本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之日。’”(11)按李日知的意思，在物质财富方面，人要知足，不能贪得无厌，所以适时退休也是人知足的表现。
对致仕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泰然处之的。德宗贞元中，御史中丞窦参“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窹，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12)。窦参赐死时才六十岁，因而做这个梦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本不应致仕的，但由于一个梦，他发现自己可能要被皇帝勒令致仕，想想自己只能得半俸，经济待遇将大大降低，内心自然是十分不爽。当然，像窦参这样不豁达的官员毕竟还不是最多，否则人人都为了经济待遇而斤斤计较，致仕制度断然是推行不了的。
总而言之，对唐朝大部分官员而言，他们做到了该致仕时就致仕，不恋官位，激流勇退，根据法令自觉地进退，这在当时的官员中是一种主流的行为。无论这种思想和举动是自觉的还是迫于社会压力，但一般都是能及时地申请致仕，所以上述这些理性的言论和意识，是唐朝致仕制度能够推行下去的思想基础。
二
关于致仕年龄，唐政府又规定说：“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13)虽年纪过了七十，但身体还可以，仍然可以任职。官员也可以提前退休：“诸文武选人六品以下有老病不堪公务，有劳考及勋绩情愿给阶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14)年龄不到七十岁，但身体不好无法从事工作的，国家也能批准退休。很明显，唐朝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在讲求原则性的前提下，体现出了政策的灵活性，既讲究年龄，却又不唯年龄，不搞一刀切，视官员的具体情形而定。
年龄虽已达到七十岁，但一些重臣因为国家的需要而继续在岗工作。比如唐高宗总章元年，在辽东征战了两年多的李终于攻克了高丽的国都，此时他已经年达七十五。回国后的第二年，李就得重病去世了，真正是为国鞠躬尽瘁。武则天长安四年十月，八十岁的张柬之被任命为宰相。两个月后，张柬之等人兵谏迎仙宫，武则天被迫退位。此外如唐代中后期的郭子仪、裴度等，身系国家安危二、三十年，都是超过了七十岁还在为国操劳。
超龄出仕的官员，即使身体尚健，但他们知道已经过了七十致仕的规定，因而不时以体弱有病为由提出要求致仕，否则会被人误认为是留恋官位。鲜于绍自降州刺史除同州刺史，唐高宗特地召见慰勉他。绍辞曰：“今年八十五，视听昏耄，岂可妄叨荣宠，自贻罪谴？乞许臣致仕。”(15)皇帝是希望他继续为国家作贡献，鲜于绍的身体其实也是可以留任的，因为高宗认为“卿气力尚强，可且为我检校”，但他认为大臣不能只顾自己荣宠，应当视身体而及时退休。
然而过了悬车之年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不少人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缺乏准确的判断，不及时致仕还政，结果还在任上身体就出问题了。如宰相苏良嗣八十五了还在高位，武则天载初元年仍在知政事。一次在朝廷向武则天谢恩拜伏时，“便不能复起，舆归其家”。武则天派了御医前去医治，终因年老体弱无药可救，当天就死了(16)。高龄出仕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东观奏记》卷下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含元殿大朝会，八十岁的太子少师柳公权因为德高望重被推举为百官之首，代表文武百官向宣宗恭贺新年。含元殿很大，“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绵惫”，柳公权体力已严重透支。接下来他向宣宗高声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与天同休”，由于体力不济，柳公权在念到尊号时误将“和武光孝”念成了“光武和孝”，结果被罚去一个季度的俸料。
如果七十岁不到，但身体不好，官员也可以主动提出退休。贞观八年，李靖只有六十四岁，但他“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恳至”。他的这种行为让唐太宗十分感动，因为有的官员如果身体不好会赖在官位上死撑下去的，所以他派人对李靖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以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17)这说明李靖的思想境界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是唐太宗竭力想提倡的。上官仪为太仆卿刘基写的《请致仕表》中谈到刘基一生运气较好，所以能为国效劳了这么长时间，但“犬马之齿，甲子已多，风雨之疾，惛眊日甚。虽年非致仕，而力不当官，簿领沈迷，端绪纰缪。久尸厚禄，惧在身，内省愆尤，外惭物议。乞解见职，退就衡门，朽质余生，获从药疗”(18)。虽未到退休的年纪，但身体已不适宜继续在官位上操劳了，心中觉得继续待在官位上不是很好，会被人议论的，所以自己只能提出早点退休。
从当时具体情形看，不到七十岁而身体无法胜任工作的人还真不少，所以许多官员一再上表要求提前退休，言词恳切。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宰相卢迈在政事堂中风不能走路，遂乘肩舆而归。他先是上表请求罢官，德宗不许，下诏让其他宰相前去探视。之后卢迈“凡五上表，坚乞骸骨”，德宗只能下诏，先是大大表扬了卢迈一番，接着说：“方藉谋猷，遽婴疾疹，岁月滋久，章表屡闻，陈请再三，谦难夺。且备养贤之礼，宜遂优闲之秩，告免之诚，虽为恳至，俯从来奏，良用怃然。”二年后卢迈去世，才六十岁(19)。再如唐穆宗时，宰相李夷简以疾告老，但朝廷以“未及悬车，不之许。夷简坚请，凡四表”(20)。李夷简想致仕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已不能再进行工作，而朝廷认为年龄不到七十，身体尚可，不让他退，还需要他在这个位子继续工作下去。身体不好，所以一再提出退休，一个五次上表，另一个上了四次，因此这里就卢迈和李夷简而言，之所以这样做，有较大的可能是他们从人品的角度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
不过从史书记录看，政府是大力提倡年龄不到而身体吃不消的官员可以提前退休。开元初年，黄门监卢怀慎“以疾笃，累表乞骸骨”(21)。玄宗下诏对卢怀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是“朕之紧赖，人所具瞻。顷者忘身徇公，积劳为病，竭诚抗表，固辞在职”(22)，同意他去职养疾。事实上，卢怀慎是退休后“旬日而卒”，死得很快。因而他上表要求退休可能的确是由于身体无法胜任，而玄宗认为年龄不到的官员因身体不好而提出退休，应该大加褒扬。谏议大夫张正一本想好好为国效劳，“虽年齿未暮，而衰疾有加”。白居易为唐宪宗撰写的《张正一致仕制》中说：“所宜颐养，不可牵率。俾移优秩，以从致政。”(23)直接提出张正一应该无条件退休，政府只是应该提升他的官职使他经济待遇不受损失。因此，官员和政府之间其实想法是比较接近的。
无论是否到了或超过七十，身体不好须致仕是大多数官员坚持的一个共同原则。国家的政策虽然放得很宽，但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如果能以国家利益为重，都会适时地向皇帝提出乞骸骨。即使皇帝不同意，不少人还是一再上表，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三
退休政策灵活性的特点，造成了一些人钻政策空子，找出不少理由，不肯退休。武则天时期兵部侍郎侯知一年龄超过七十了，“敕放致仕”，让他回家休养。侯知一不愿意退休，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表示自己身体健康，再干上几年也不成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百官上朝时当着圣上的面“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展示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24)。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曾经谈到，唐代前期常会提升官员的散官阶一级或数级以优宠致仕官员；武则天以后，“泛阶渐多”，散阶越授越滥，散品不受重视，中唐以后遂以改授或提升职事品为主(25)。因此为了在官员中推行致仕，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政府给致仕官员升官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利用了致仕制度的这个特点和致仕年龄的灵活性，一些官员通过提出致仕希冀能提升职位。有官员年龄不到，身体很好，却主动提出致仕，实际上是对官位有更高的欲求，想引起皇帝的注意，满足自己个人利益。如睦州刺史张後胤（俊裔），“因入朝乞骸骨”。唐太宗说：“朕与卿刺史资以自养，何谓即求致仕？”对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还私第，时见阙庭。”张後胤曾为唐太宗讲经，与唐太宗是师生关系。唐太宗知道他“气力犹强”，是想得到一个更高级别的官位，所以授予他国子祭酒，张後胤遂高高兴兴地上任了(26)。直到高宗永徽中他才正式致仕。
到了年龄致仕，或者因身体原因提前致仕，是官员注重伦理道德的表现，因此致仕者往往被人敬重。所以有人利用致仕，来获取好名声。韦况隐居于王屋山，德宗时征召为拾遗，他不愿意做。后来征为起居郎，结果做了半年他就离职了。征召为司封员外郎，以生病辞。宪宗元和初年，以谏议大夫征，只做了几个月，他就“乞骸骨，以庶子致仕”。官职越来越高，但他通过致仕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看得出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任官、辞职、致仕，韦况利用制度的游戏规则，既得到了实惠，又博得了好名声。史家评论说：“轩冕之家，高尚自处，四征终去，时人美之。”(27)又云：“况虽世贵，而志冲远，不为声利所迁，当时重其风操。”(28)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致仕，韦况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由于全社会拥护官员退休的制度，同时在官员中也达成了共识，因而对钻致仕政策空子的人，特别是到了年龄不愿退休的现象往往给予严厉的批评。《朝野佥载》的作者张生活在唐代前半期，他评价侯知一不愿退休是“兽面人心”。他引用尚书台官员们的话，说侯知一“非名教中人”，“是王化外物”(29)。也就是说侯知一是不具有伦理道德的人，与唐朝官员通常的做法不同，因而人品十分低劣。前述柳公权并不是不肯主动退休，而是国家需要他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过了七十岁体力一定要充盈，念错贺词，遭人讥讽，《东观奏记》的作者评论说：“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高郢致仕，时为中书舍人的裴度在起草制书时说：“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高郢唐宪宗初年提出致仕时七十不到，而宰相杜佑已年逾七十，却没有意思主动提出致仕，所以裴度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抨击杜佑是寡廉无耻(30)。不过根据《旧唐书》卷147《杜佑传》，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杜佑在之后不久也提出了致仕：“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半推半就之下，杜佑并没有真退休。到了元和七年，杜佑得了重病，才真正想要退休，“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五个月后，七十八岁的杜佑病死。
白居易有《不致仕》一诗，一般认为是讽刺杜佑的。诗中说：“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31)按白居易的说法，七十致仕这是人人都知的规定，但总有不少人假装听不到，虽已八、九十岁了，体质很差，眼力不济，腰腿无力，牙齿落光，却不肯主动提出退休。这些人纯粹是为了贪图名利，想为子孙挣点好处。白居易认为讲究道德的做法应当是“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从杜佑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就是白居易批评的对象。
四
官员对致仕制度认识的成熟，是致仕制度能够有效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官员致仕后的生活态度，同样是致仕制度顺利实施的切实保证。如果退休后的官员因为失去权力而心存不满，或者不安心目前生活而人人锐意进取去关心政治，还想捞个一官半职，就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推行。对政府来说，是采取了不少有力的措施来保证致仕官员的利益少受损失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而在官员方面而言，他们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平静的心理因素决定了致仕是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养老尊老方式。
官员乞骸骨获皇帝批准后，一般都是回到老家退居田舍。司农卿刘某多次上书要求退休，朝廷批准了，“门列行马，室县安车，远寓于汜右，近持于越宝，闲心用晦，物有自亲，启足归全，神无所祷”(32)。看来他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家里生活比较安定。许多退休官员开始追求舒适闲养的生活状态，不再过问政治，也不和官员有来往。萧嵩以太子太师致仕归第后，于园林种植了不少果树，“优游闲养，不交人事，自赡十有余年”(33)。白居易致仕后，给友人的诗说：“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自在胜分司。探花尝酒多先到，拜表行香尽不知。炮笋烹鱼饱飧后，拥袍枕臂醉眠时。报君一语君应笑，兼亦无心羡保釐。”(34)吃着山珍海味，生活自由自在，感觉什么都满意。
许多官员从官位退下来后，专心管理自己家里的私事。《太平广记》卷242“张长史”条记载临济令李回妻张氏的父亲为庐州长史，告老归后，因为李回对其女儿不好，所以特地到临济去教训女婿。还有不少官员提出致仕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年迈的父母亲，因而致仕后侍养双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如一位温姓给事中，虽然自己任官三十余年，却“为子未能报鞠育之恩”。他的母亲已八十高寿了，“志力衰谢，体气虚羸，”而且还得了风疾，长期躺在床上，因此这位官员不再“贪荣徇禄”，而是请求罢官归养(35)。
不少有经济实力的官员修池筑山，平素与家里人喝酒歌唱吟咏，过着神仙般的悠闲生活。李百药悬车告老后，“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燕赏，以舒平生之志”。尉迟敬德在家也是“穿筑池台，崇饰绮罗，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36)。开元时宰相李日知退休后，“及归田园，不事产业，但葺构池亭，多引后进，与之谈燕”(37)。这种现象在退休官员中十分普遍。如卢简求咸通初年，在都城自己的园林别墅中，“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如是者累年”(38)。曹州离孤县丞高某，“因阶秩满告老归闲，闭郊扉于南野，习岸居于东涧，诗书琴酒，以观先达之风，山水丘园，将为遗老之赏”(39)。由于致仕官员的经济待遇仍然很高，因而不少人都有自己的别墅园宅，生活质量较高，能真正做到自得其乐，颐养天年。
有许多官员养闲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经常外出游山玩水。如张说致仕后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40)。卢绍为工部尚书，以年耆乞骸骨，授太子太保致仕。其兄卢渥也是以重德告老，家于华阴，“绍与渥遨游林泉，陶乐度岁，子弟皆显达，辞禄归养，时人荣之”(41)。许多致仕官员的生活其乐融融，快乐无比。
不少官员致仕时身体的确不好，所以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家主要是静心养病，医疗身体。如宋璟退休后，“退归东都私第，屏绝人事，以就医药”。开元二十二年，玄宗驾幸东都，宋璟曾在路边迎谒，估计和玄宗仅是照了一面。此后“上遣荣王亲劳问之，自是频遣使送药饵”，表示出对退休高官的关心。开元二十五年，七十五岁的宋璟去世(42)。
不少官员以热衷信奉佛、道作为安心养闲的生活方式，以导引摄养作为精神寄托。尉迟敬德退休后，“笃信神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43)。萧嵩以太子太师致仕后，“合药修炼”，静心修炼。再如白居易，到了晚年致仕后“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白居易六十八岁得病后“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彻底相信佛教了，结果“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到了死的时候，还让家人将自己葬在如满大师塔的旁边(44)。官员们到了年老时，往往身体每况愈下，有不少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当时盛传的佛、道，通过宗教来治疗疾病，依靠宗教使自己的信仰得到充实。
静心读书，著书立说，是一些官员过的另一种悠闲生活。昭文馆学士柳冲致仕后，在家辛勤笔耕。唐玄宗开元二年，玄宗敕柳冲和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后，赐绢百疋(45)。玄宗时，尚书左丞张说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等因政见不合产生矛盾，玄宗让张说致仕回家，“仍令在家修史”。可以说，编书读书，是官员休闲养性的一种积极生活。
不可否认，官员致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远离政治生活。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对致仕目的认识比较清晰，对致仕后的生活态度比较鲜明，认为致仕后应该具有一种平静心态，提倡过一种悠闲愉悦生活，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今天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对悠闲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达观的生活精神，它对致仕这一政治制度的实行有着十分准确的领会和理解。这种生活态度，使得唐朝的致仕制度能够顺利地推行，同时也使人们追求的尊老养老的理想模式得以实现。因此通常认为致仕后官员们热衷于游山玩水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那些关心朝政、心萦政治者才是积极的生活态度的看法，应该是有失偏颇的。
五
作为一种官员管理制度，致仕的推行，可以有效地解决官僚队伍的老化问题，可以保证年轻官员能顺利地进入各级岗位，为统治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政权机构由年岁较大的官员所掌控，必然会出现政事的因循守旧、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而致仕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一制度在唐代日益完善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一种标志。
致仕制度在唐朝三百年的时段中愈益走向完善和合理，得到了官员们的积极配合。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身体健康、伦理道德和礼法规范，唐朝的大部分官员认为按政府的具体规定，致仕是十分合理的一种行为，因此到了年纪官员都应主动地递交申请致仕的报告。即使皇帝有所挽留，许多人仍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唐朝致仕制度能够顺利推行，离不开官员们对这一制度观念上的认同感。
唐朝致仕制度的设计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一些国家特别需要的官员可以延缓致仕，而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官员也不必拘泥于年龄规定可以提前退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得到了官员的普遍认可。延缓致仕者并没有因为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心安理得，却不时会提出致仕的要求；想提前退休者认识到占住官位而身体不能胜任是对国家的损害，因而常会主动及时提出回家休养的打算。官员中也有一些道德风尚不是很高者不肯退休，或者利用致仕规则而谋求一点私利，在全社会已基本形成到了年龄应致仕这种思想的前提下，他们会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因而社会舆论迫使那些没有很好遵守致仕规定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压束。
官员致仕后远离政事，不再和官员交往，回到老家静心养病，修池筑馆，游山玩水，这样的一种生活悠闲态度，反映了他们对致仕制度有着一种既理性又成熟的认识。
（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注释】
(1)近年来讨论唐代致仕制度的主要论文有：李翔《唐代致仕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羽琼《唐代官吏致仕与国家政治之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郑春生《论唐朝官员致仕的形式和致仕后活动》，《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张剑光《试析唐代致仕官员的待遇》，《跬步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2003年版；许正文《唐代官员的退休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
(2)《通典》卷33《职官典一五·致仕官》。
(3)《唐会要》卷67《致仕官》。
(4)《旧唐书》卷96《宋璟传》。
(5)《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6)《全唐文》卷155上官仪《为殿中监赵元楷请致仕表》。
(7)《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8)《全唐文》卷155上官仪《为殿中监赵元楷请致仕表》。
(9)《旧唐书》卷185下《薛苹传》。
(10)《全唐文》卷419常衮《滑州匡城县令杨君墓志铭》。
(11)《旧唐书》卷188《李日知传》。
(12)《太平广记》卷278“窦参”条。
(13)《大唐六典》卷2。
(14)《通典》卷33《职官典一五·致仕官》。
(15)《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16)《旧唐书》卷75《苏良嗣传》。
(17)《旧唐书》卷67《李靖传》。
(18)《全唐文》卷155上官仪《为太仆卿刘基请致仕表》。
(19)《旧唐书》卷136《卢迈传》。
(20)《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21)《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
(22)《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23)《白居易集》卷55。
(24)《朝野佥载》卷4。
(25)张剑光：《试析唐代致仕官员的待遇》，《跬步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2003年版。
(26)《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27)乐史：《广卓异记》卷14《父子三人中书舍人》，《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8)《新唐书》卷122《韦况传》。
(29)《朝野佥载》卷4。
(30)《唐国史补》卷中。
(31)《白居易集》卷2《秦妇吟·不致仕》。
(32)《全唐文》卷257苏颋《司农卿刘公神道碑》。
(33)《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34)《白居易集》卷37《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寮友》。
(35)《全唐文》卷219崔融《为温给事请致仕归侍表》。
(36)《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37)《旧唐书》卷188《李日知传》。
(38)《旧唐书》卷163《卢简求传》。
(39)《全唐文》卷216陈子昂《高府君墓志铭》。
(40)《大唐新语》卷11《褒锡》。
(41)《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42)《旧唐书》卷96《宋璟传》。
(43)《册府元龟》卷899《总录部·致政》。
(44)《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45)《旧唐书》卷189下《柳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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