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_生前功臣，死后罪人_古代宰相故事

张居正_生前功臣，死后罪人_古代宰相故事

明世宗时，严嵩当国，内祸日滋，边患迭生，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明王朝就像一条年久失修的破船，航行在风恶浪险的大海上，随时都有解体和沉没的可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了。于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出现了宰相张居正，通过改革，方使这条破船，恢复了平稳的运行。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颖敏绝伦”，知书善文。十二岁考中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湖广巡抚顾璘读过他的文章，视为“国器”，赠予犀带，说：“日后，你当腰束玉犀，出入朝堂，前程不可限量。”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张居正进士及第，任庶吉士，从此步入官场，开始了从政生涯。

张居正的顶头上司徐阶，为翰林院学士，器重他的学识，很快提拔他为编修，负责典籍史料的编纂工作。张居正新入仕途，意气风发，对于政治更感兴趣。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他满怀热情地上了一篇奏书，称《论时政疏》，指出朝廷存在五大积蔽：“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瘝，读作关，疾病），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这些积蔽必须加以革除，否则不能富国强兵。可是，他人微言轻，奏书呈上去，没有任何回音，事情不了了之。

张居正看到的是个腐败透顶的朝廷。皇帝明世宗长居深宫，多年不见朝臣。宰相严嵩掌握票拟大权，把持朝政，一手遮天。严嵩杀死另一位宰相夏言和总督侍郎曾铣，引入张治和李本为内阁成员，张治和李本唯恐得罪严嵩，不敢预政，“嘿嘿而已”。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俺答部入侵至北京郊区，烧杀抢掠。严嵩不让抵抗，伙同亲信仇鸾，冒功封赏，反而在事后杀了无辜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兵部侍郎杨守谦。张居正耳闻目睹了这些事件，深恶痛绝，同时也心灰意冷。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干脆以养病为由，离开北京，回了老家江陵。他在江陵住了三年，考察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越发感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回到北京，决心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接受沉浮考验。这时的他，比以前更加成熟和持重，“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即使严嵩，也有意跟他套近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徐阶升任吏部尚书，张居正则升任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祭酒高拱，信任张居正，认为他有宰相之才，二人之间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随后，张居正升任右喻德兼侍读，进侍讲学士领院事，也就是皇子们的老师。(www.guayunfan.com)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朝廷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专权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垮台了，众多党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徐阶出任内阁首辅，高拱不久也进了内阁。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明世宗因服用丹石，不治身亡。其子朱载垕（垕，读作后）继位，就是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升任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这时阁员有徐阶、高拱、李春芳、陈以勤等，张居正处于最后一位。但是，因为他年富力强，对于政事往往有深刻的见解，间出一语，无不切中要害，所以很受其他人的尊重。徐阶、高拱相继罢相，张居正逐渐成为内阁中的核心人物。正是在这时，张居正上了《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核名实，振纪纲，重诏令，固国本，饬武备”六个方面的意见，他所向往和追求的改革，得以初步推行。

政治上，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借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为政，百事推诿的腐朽吏治，进行整顿，强调“用人唯才”，官吏进退，“一以功实为准”，裁减了许多冗官。

军事上，张居正主张整饬边防，抵御异族入侵。对于北方的蒙古族，采取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政策。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政府册封蒙古俺答可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开展中原与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张居正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守蓟门（今北京密云），派李成亮镇辽东，并在西起居庸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上，修建敌台（碉堡）三千座。戚继光和李成亮努力经营，安定了北方边境人民的生活，保障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在位五年多就病死，遗诏太子朱翊钧继位，由再度入阁的高拱和张居正、高仪辅政。朱翊钧登基，时年十岁，就是明神宗。次年改年号为万历，故又称万历皇帝。明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势力很大，一般任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特务机构东厂，陆续出现了王振、汪直、刘瑾等巨阉。明世宗后期和明穆宗朝，宦官冯保任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明穆宗病重时，冯保避开内阁首辅高拱，让张居正草拟由太子继位的遗诏。高拱发觉后，大为恼火，甚至说年幼的太子不能治理天下。因此，明神宗即位后，冯保“总兼内外，势焰益张”。他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动皇太后李氏和小皇帝，罢去高拱的宰相职务，改由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大柄委以（张）居正”，这给张居正进一步推行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除了处理政事外，还受李太后委托，一面编纂《穆宗实录》，一面教授皇帝功课。教育皇帝事关重大。张居正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重任。其后数年间，他亲自给万历帝讲解经史，同时挑选学识渊博的正直大臣，担任皇帝的老师，教授历算、书法等课程。一天，他给万历帝讲解历史，强调帝王应当注重简朴，不应偏爱珠玉等饰物。万历帝说：“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何用处？”张居正立刻说：“陛下说得很对！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而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帝王偏爱珠玉，往往会玩物丧志。”进而说：“旧例有赐宴的习惯，一宴之费，动辄数百金。此例可以省去，实乃简朴之道。”万历帝说：“省去就省去，大可不必铺张。”此言一出，张居正立刻照办，命令取消了实行多年的赐宴旧例。张居正掌握票拟的大权。但是用权而不专权，每次票拟以后，都向皇帝请示和解释，凡是皇帝明白并认可的，方才颁发施行。李太后积极配合张居正的教育，万历帝若荒废学业，她会罚其长跪，直到皇帝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为止。

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进入高潮，重点是整顿赋税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他认为，财政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地主豪强隐占土地，逃避赋税。他说：“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冲破重重阻力，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臣庄田、民田、职田、军屯田等，一律丈量造册，依律交纳赋税。经过三年清查，查清全国土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明孝宗时的税田总数，多出了三百万顷。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正式推广“一条鞭法”，把它作为通行的赋税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其内容要点是：简化税制，先将赋、役分别归并，再将扰民最重的役逐步纳入赋内；原来十年一轮的里甲改为每年编排一次；赋、役普遍用银折纳；征税起解从地方自理改为官府办理；赋、役外的“土贡”、杂役等，合并征收。一条鞭法的实行，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二为一，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比较容易离开土地，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赋税征银，标志着实物税转为货币税，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张居正执政期间，还任用杰出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不仅减少了水患，而且便利了交通，漕运可以直达北京。

张居正的改革很快取得成效，边境防御和财政收支的形势大为好转：“正赋不亏，府库充盈”，“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太仆寺节约养马的经费），至四百余万”。这一景象，是以前几朝所没有的。因此，张居正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万历帝对他也很尊敬，赐札多称“元辅”或“先生”，有时则称“元辅张少师先生”。为了表彰其功绩，万历帝特赐予张居正一牧刻有“忠良”二字的印章。

张居正的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解决朝廷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它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一些眼前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制例，他应回家守孝三年。万历帝不许，说自己一天也离不开先生。谁知，痛恨张居正改革的达官权贵却据此大做文章，群起而攻之，有人说张居正忘了“圣人之训”，有人说张居正“贪恋权势”，还有人说张居正“不修匹夫常节，不作纲常表率”，实是“不忠不孝，愧对世人”。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身心受到巨大打击，病倒不能理事。万历帝加封他为太傅、太师。六月，张居正病死，死年五十八岁。万历帝非常悲痛，“怆悼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赠上柱国，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谥曰“文忠”。

张居正尸骨未寒，风云突变。守旧派官僚先把宦官冯保驱逐出朝廷，然后集中火力，攻讦张居正，给他栽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键在于万历帝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认为张居正在世时，架空了自己的权力，属于“大不敬”行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这位皇帝翻脸不认人，追夺张居正的太师、上柱国封号及“文忠”谥号，罢免张居正所引荐的全部官员，废止张居正提出的多数改革措施。接着又抄没张居正家产，抄得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居正之子张敬修自杀，其他家人被处以流放。张居正老母已八十多岁。潘季驯上书，请求予以照顾。万历帝这才答应留空宅一处和薄田十顷，供张母度过余生。

张居正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通过改革使明王朝恢复了一些生机。然而死后，功臣变成罪人，这恐怕是他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其实也不奇怪，联想到历史上的商鞅和王安石等，又有哪一位改革家落得好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