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在历史的天平上,邓小平是一个极具重量的人物。日本的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伟大的人物,第一位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第二位是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第三位是毛泽东,他是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第四位便是邓小平,他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俄国的威廉·奥弗霍尔特认为邓小平是本世纪末20年里最响亮的名字。这仅仅是外国人对邓小平评价的两个例子。

无论是外国政要,还是新闻媒体,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工人、农民,对邓小平都有许许多多的赞美之情,赞颂之词。但正如美国人哈里森索尔伯里说的:“他不搞个人崇拜,走遍中国,看不见邓的面像和塑像。”他“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他不愿引人注意,不喜欢别人像对毛那样吹捧他。他天生平易近人。”邓小平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谦虚朴实平和宽厚的老人。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但他从不居功,不自傲,他虚怀若谷,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性格光辉感染着千千万万人。

他不争权,不要官。他24岁当中共中央秘书长,52岁当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他又是核心人物,但他从不谋求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的职务。曾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人也有这种愿望。如果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谁都不会反对。但邓小平拒绝了这一职务,而推荐胡耀邦担任这一职务。按能力、按资历、按贡献,邓小平完全可以担任这一职务。但他从党的事业考虑,从大局出发,让年轻的胡耀邦在一线发挥作用。(www.guayunfan.com)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是有些自传还是宣传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1986年9月,他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讲:“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如果要我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1988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说:“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自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

邓小平不争功,不诿过,他从不隐晦自己的错误,他不愿意讲自己的功劳。对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而对自己的错误,邓小平总是磊落地承认,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品质。在1954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认真的检讨和反省:“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20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绝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

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犯过的一些错误时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1980年8月,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那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邓小平对自己向来是一分为二的。他对人说,“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是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点过他的名,撤过他的职,但他没有把过去的错误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他坦诚地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中国近十年获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回顾近十年的时间里,“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李鹏在这次向人代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失误,外国议论说我们做了自我批评。我们老同志也有份。”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执行几年,发展顺利。但接着经济发展过热,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这种现象,哪怕三年前,如果警醒一下,能够注意到,现在情况就要好得多。”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包括伟人,也是一样。古人说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则能改,善莫大焉。邓小平的过错,正如日月之蚀,丝毫不影响他的光辉,人民反而更崇敬拥戴他。

对于功劳,邓小平从不记在自己的账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是邓小平带来的。中外人士,对邓小平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无不同声赞颂。但他总是讲这是集体的作用。

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外国报刊都是在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他还对美国客人说过这样的话:“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

对于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功劳记在他账上的说法,他不仅不接受,而且坚决反对。他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大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所以,不能把九年以来的成绩都写到我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

邓小平一再反对突出宣传个人,一再强调集体的作用。如果搞个人崇拜,他完全有资格接受个人崇拜,但他深知斯大林、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断然拒绝任何个人崇拜。他不仅尊重集体,归功于集体,也尊重群众,归功于群众。他谦虚地表示:“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历史功绩。邓小平读了送审稿之后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对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他也认为这不是中央的功劳。“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的政策是对头的。”邓小平是真正处理好了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关系的政治家。

列宁认为,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她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劳动者之中,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而不是凌驾于集体之上。

邓小平的虚怀若谷还表现在他敢于承认落后上。他从不打肿脸充胖子。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0年。”他说:“中国在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正因为他敢于承认落后,敢于正视现状,才激发了中国人民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教育学习的热情。

邓小平的原则性很强,违背原则的人和事,他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有时候也难免批错人。

1984年5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被邀参加采访六届二次人大及政协会议的港澳记者,让记者拍了照之后,神色凝重的邓小平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第二,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中国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引起邓小平批评黄华、耿飙的导火线是香港的一份报纸,邓小平接见政协、人大港澳代表的当天下午,刚好看了这份报纸,报上刊载前国防部长耿飙5月21日出席湖南省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就香港问题表示: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同时,又有人向他说,黄华也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并曾就香港问题发言。他在盛怒之下,以为黄华说的也是驻军问题,于是在谈话时把两人扯在一起了。

驻军问题是主权问题,中国理所当然在香港驻军。

而这次动怒,被批的黄华并没有讲过这个话,因此,事隔三日后,他在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时,曾内疚地说,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真正是知错就改,勇于认错。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耿飙也作了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才有这种勇于改过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这一辈子,既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的原则性,又有谦虚宽广的胸襟,他为人又厚道,毛泽东也特别称许他的厚道。他虽然在战场上杀伐决断,但待人宽厚,与人为善,他一辈子不曾整过人,不仅未曾整人,还及时解救大批挨整的人。后来他为地富分子摘帽,为错划“右派”平反,允许千百万知识青年返城,用古人的话说是施“仁政”,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宽厚的大德。特别是,对于犯错误的人,如赵紫阳、华国锋等同志,处理也甚合情理。更显示出他待人完全是出于党心公心,根本不存在个人恩怨。由于他的宽厚,可以说邓小平一生中没有一个私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