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制度保障

美国的国家审计总署（GAO）对“关键语言”教育进行了跟踪监督与管理，在分析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或措施。在2002年1月国家审计总署发布《外语:需要纠正人员不足与能力短缺的人力资本之道》回顾了美国联邦四大主要部门，即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情报监督总局的外语技能的使用情况，确定性地估算出了语言能力的差距，克里斯托夫指出:“美国外语人才，特别是“9·11”后急需的“关键语言”人才的不足已大大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总体工作业绩，已经导致了大量的信息无法解读或翻译，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在与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和毒品贩卖中的战斗力，也损害了美国在海外利益。”^[37]

国防部制定新的招聘制度，加强对“关键语言”人才的管理

美国采取多种办法来扩大外语学习者，特别是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学习者的人数，设在国防大学的国防部安全语言教育项目（NSEP）意欲扩大事关国家安全的联邦人员中语言程度较高者的人数；在安全语言教育项目（NSEP）的名下，国家旗舰语言行动计划（NFLI）的试点行动直接被导向来保证来自各大高校的有较高外语水平的毕业生中，特别是那些在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方面有较强语言能力的毕业生立志到联邦政府部门工作；来自夏威夷的参议院议员阿卡卡和都宾在2006年3月引入了《国内安全教育法案》（Homeland Security Education Act，即S2450），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国内外语能力向更高水平迈进。这个法案为语言学习提供了很多项目支持，如:教师和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项目，涉及到外语学习方面的学生的学习贷款的减免，对中小学与高校合作的资助，对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知识的人员的外语能力的同步进展。德克萨斯州的议员瑞昂引入的《21世纪国防教育法案》（HR4734）里面就强调促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教育与职业教育、终身学习、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同时，他更强调学生在“关键语言”上流利表达的重要性。

情报部门的“关键语言”人才招聘模式的变化与管理

随着美国海外战争、维和等事件的不断增加，情报部门所需要的“关键语言”的语种不断增加，因此，情报部门语言人才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情报部门把这些语言人才大致分为三类:情报分析员、语言翻译员、外语教师，2002年在情报机构内部设立中央情报局大学，并设立了语言研究院和沉浸式外语学习中心，并和马里兰大学的高级语言中心一起合作，经常开展各种交流活动。

2005年，美国情报部门增加向社会招募各种外语人才的数量，特别是关键语言人才的数量，加快了对申请人员的审查速度，还通过提供外语奖学金，建立外语培训中心等方式提高情报人员的外语水平。

2009年，中情局提出了“五年发展倡议”，要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大幅度提高情报人员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语言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设立语言专家库，建立“关键语言”人才的科学管理机制

美国在语言专家库的设立和发展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美国已开始对国家需要的外语，特别是“关键语言”方面具有一定水平的公民展开调查统计，具体包括:一是国家语言技能登记，这项工作目前由国防管理数据中心在做，另一个类似的努力工作是由联邦调查局开展的法律执行和情报机构语言学家接近系统（LEILA）；美国成立国家虚拟翻译中心（NVTC），这个中心直接归联邦调查局管，确保事关国家安全的相关资料得到及时的处理和翻译。

在“关键语言”教育的战略规划体系中，美国的国民语言教育就是为国防语言教育储备人才，是“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长远规划之计。同时在美国的语言人才资源流的系统里，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美国从基础教育、社区教育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国防教育、在职教育、人才储备管理等，怎样一步一步储备语言人才，以真正对待国家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未来面临的安全问题。

建立“民间语言学家储备团”，为培养“关键语言”人才储存力量

美国建立了一个由1 000名民间语言专家组成的“民间语言学家储备库”（Civilian Linguist Reserve Corps），这是在《2003年情报授权法案》的框架下展开的一项工作。这个行动计划提议，基于储备模式，建立和维持一个在语言能力方面有一定水准的干部队伍以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为国家服务。

语言的安全化使美国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外语能力成为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为了顺利实施“关键语言”战略，由国防部负责建立“民间语言学家储备团”，目的是赋予语言学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话语权，希望语言学家为政府提供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专家意见。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积极探求“关键语言”教育新路径

在2001年的“9·11”后，面对急需找到在“关键语言”上有一定胜任能力的潜在雇员，美国联邦政府探求了四种可以选择的路径:（1）在“关键语言”方面，扩大或开始培养自己的职员，这至少需要2年全职的关键语言方面的集中训练以达到最低的职业胜任度；（2）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以短期的语言熟悉来训练职员，把他们和执行事务的口译员放在一起工作，当然这些口译员本身也需要训练；（3）雇佣目的语国家的本族语人员来做笔译员或口译员；（4）招聘“关键语言”是其家族语的美国公民，但这些人中很少有人拥有所需语言的高级水平，因为他们没有或仅有少量的学校教育。在大的事件中，这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都被使用了，但没有一个方案能满足需要。

国家研究委员会就“外语与国际教育”的报告表明:在2007年，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由国会开展的较为深入的、对Title VI和富布来特－海斯项目的总结和评价调查结果，这个调查以“外语技能和文化专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越来越重要”为前提，发现外语技能和文化专长是联邦政府服务、商务、法律工作、医疗保健、社会工作及对作为一个信息灵通的公民所必需的。

教育法案自身的局限，以及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均使得美国必须不断修订和调整教育法案，语言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国会、国家审计总署等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下，美国对“关键语言”的相关法案进行审查、分析，不断地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提交国会讨论，最后达到新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或出台。

然而，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改革的努力仍然面临重重阻力。这不仅来自教育外部，如政党之间的不同政见，还来自教育的内部，如教师协会对政府“奖优罚劣”教育政策的抵制等。因而，美国政府修订教育相关法案、实施新战略的过程注定“荆棘遍布”，其教育新政的成效也仍需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