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韦托暴乱_曼德拉的故事

索韦托暴乱_曼德拉的故事

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南行13公里，然后拐入深谷，便到了南非最大的“城镇”——索韦托。

索韦托的大街上有很多特殊的路灯，那些路灯非常高，晚上打出的灯光很亮，有如白昼。当然，白人当局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方便当地居住的黑人，而是为了更好地监视黑人。索韦托向来以贫穷和暴力著称，是南非诸多尖锐社会矛盾的缩影。

1974年，南非当局通过法令，宣布在非洲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英语、一半用南非荷兰语（即阿非里卡语）教学。而在此之前，南非中小学均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法令一公布，立即在南非掀起了轩然大波。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和学生家长都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发起了抗议与抵抗。1976年，抗议活动席卷全国。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写信给总理沃斯特，请他取消这一法令：(www.guayunfan.com)尊敬的先生，我之所以给您写这一封信，是因为我有一种噩梦般的恐惧。如果您不马上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南非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流血与暴力。人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他们不会再忍了，一个被绝望、歧视和压迫逼入绝境的民族将使用绝望的手段。

然而，沃斯特总理并未理会图图大主教的警告，依旧我行我素。1976年6月16日清晨，大约2000名中学生在索韦托市政府门前游行，抗议在学校中强制黑人学习南非荷兰语，1万多名年轻黑人加入了他们以示支持。

警察向抗议人群开枪，一名13岁的小孩——赫克托·彼得森被枪杀。此事引发了索韦托其它一些地区的暴力事件，其中一名黑人警察和一名白人官员被杀。骚乱开始加剧，抗议者和警察间的冲突使索韦托大部分有价值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房屋被点燃，车辆被破坏，商店被抢掠。沃斯特总理下令“付出一切代价”恢复正常，一条由1000名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环绕着索韦托布置起来，以便将骚乱社区封锁。

当天下午1点，两架军用直升飞机飞抵索韦托上空，向抗议的群众投掷催泪弹。随后，装甲车驶入索韦托，这个城市顿时血流成河。一名十多岁的少年回忆道：

我想帮助一个差点儿被打死的女子。一个白人警察掏出枪来对准了她，我赶紧跑过去将她推倒，但子弹却打进了我腿里。这是大约下午4：30分的时候。我在5：40分被人送到了医院。那里还有很多中弹的人们。

第二天一早，赫克托·彼得森死亡时的照片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这个13岁孩子的血，激起了全南非黑人们的斗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示威，烧毁警车，捣毁警署。温妮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她回忆说：

孩子们捡起石头，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向机关枪走去。他们并非不知道眼前的危险，但他们还是冒着枪林弹雨向前走去。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有很多孩子惨死街头。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冒着枪林弹雨前进。虽然敌人已经武装到牙齿，但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无所畏惧地用石块对付机关枪。这就是获取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

到6月末流血事件结束时，死亡人数达到了500~1000人，并有1298人被捕。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仅仅有8名白人。7月，黑人教育部部长被迫取消了强制黑人学习南非荷兰语的法令。但国际社会还是谴责了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称：种族隔离政策是“对人类良心与尊严的罪行”，并且赞同“南非人民斗争的合法性”。

事后，政府在报告中将这次惨案归咎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共产党，但实际上，真正发动这次运动的是一个新兴的组织——黑人觉悟运动组织。

黑人觉悟运动组织始于1969年，当时，纳塔尔大学的一名医学生斯蒂芬·班图·比科奋起反抗南非学生联合会的白人领袖，并组建了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南非学生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日后成为领导黑人觉悟运动组织的核心。

斯蒂芬·班图·比科出生于1946年，他的成长史是南非当局“奴化教育”失败的活生生的例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

1966年，比科考入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从此，他成了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到处宣扬黑人应“自我主宰，而不是被他人主宰”。比科有一句著名的口号：“黑人是美丽的”，他解释为：“朋友，你很不错，开始抬头看看你这个人”。

由于南非当局坚持认为这次暴动是曼德拉夫人温妮在背后操纵的，所以他们马上拘捕了温妮。一位年轻的官员咄咄逼人地对温妮说：“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次暴动负完全的责任。”温妮反唇相讥：“你们这些刽子手、杀人犯，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来的暴乱！你为什么不去阻止那些土匪在大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虽然温妮没有参与此次行动，但她觉得这次运动与自己息息相关。“我们担不起那么多荣誉，”温妮说回忆说，“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多亏了学生们的贡献。”

温妮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里，这里也是她第一次被捕的时候的关押地点。温妮回忆说：

时至今日，我仍然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我的政治目标没有丝毫动摇过。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我时，我戴着手铐站在那里，情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我女儿的父亲曾经也站在这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现在正在罗本岛服刑。或许，这就是政府所谓的“变化”。

1976年12月，温妮终于被无罪释放了，而且她还赢得了6000兰特的诽谤赔偿金。获释后，温妮又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为自由而斗争的行业当中，但她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