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受株连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受株连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根据康生的授意，在伍修权遭到残酷批斗之时，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无不惨遭株连。首当其冲的，是他的妻子儿女。

伍修权被“监护审查”前后，他的家几次被抄。只是中联部一般干部的徐和在抄家搬家中苦不堪言，后来也被株连进了“牛棚”。1969年夏，她和单位的许多人被下放到位于黑龙江肇源县的中联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几十个女同事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睡大通铺。安家落户没多久，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等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在中苏可能开战的背景下，中联部的这批人员又被迁往河南沈丘县。那时徐和虽已年近花甲，仍然不得不一边为丈夫和孩子牵肠挂肚，一边与同事们一起苦熬了好几年。

伍修权的长女曼曼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从事的是业务工作。当时她已有身孕，产期在即，却照样被隔离审查。孩子才生下来，专案组又来搞逼供，她又急又气，奶就回了，孩子一出生就遭株连之苦而自幼体弱。二女望生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文革”初期是学院“红旗大队”的头头，因在外事系统保周恩来和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而被称为“保皇派”。其父被批斗时，她多次陪着上台保护父亲，被斥为“铁杆保爹派”。她前后被审查了两年，后被分配到安徽淮南。三女连连当时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马列主义，性格又随和温厚，却照样受株连，被批斗。先是以“反对林彪、反对康生”的罪名不予毕业分配，接着去部队接受再教育，后来去了河北广宗县。四女延力“文革”时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在与中学同学聚会时，对康生等当时的“风云人物”发了些不吐不快的牢骚，不料被某校造反组织整成黑材料上报了康生。康生在一次大会上点名说：“伍修权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的那个女儿很恶劣，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至于反对我就更不要提了。历史上一切坏人都反对我。”于是，延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审查对象变成了专政对象。在学校被关押、批斗了七个多月后，又“发配”到河北尚义县劳动改造。小女伍星“文革”开始时还在北师大女附中读初中，因是“黑帮子女”，她连报名去北大荒军垦农场也未获批准。几经周折，才去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武川县的一个半农半牧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在那里一待就是五年。

伍修权的儿女中，受株连之苦最甚的是他的儿子罗斌。罗斌当时已经在总参二部工作。康生授意对罗斌立案审查，并且把罗斌专案作为伍修权专案的一个“重要分案”。罗斌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61年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1963年被派到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武官处担任翻译。他1966年8月回国休假时，正碰上“文革”，便到总参二部参加学习班。年底，根据周恩来关于驻外使馆人员应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指示，他又参加了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归国人员学习班。亲历了康生、王力一伙在外交部煽动炮打周恩来，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在中联部打倒王稼祥、伍修权、许立，镇压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等种种倒行逆施之后，罗斌对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对康生产生了极度怀疑和不满。联系到他所知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康生在过去各个时期的极左劣迹，罗斌在自己的“文革”记事本上，以“党内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为标题，不点名地列出了对康生的十余条怀疑。1968年5月28日，即在伍修权被“监护审查”二十多天后，受康生指使，外交部驻民主德国使馆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当众撕下罗斌的帽徽领章，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当场扣押并宣称：“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不但康老有指示，伯达和江青同志也知道！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攻击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你还要揭发伍修权的问题。”此后，这个造反组织的专案组对罗斌开始了连续数周的突击审讯。审讯采取车轮战术，分组轮番上阵，勒令罗斌昼夜站着交代问题，后来断断续续的审讯又持续了数月。在此期间，专案组在抄家搜查中找到了罗斌的记事本，并且破解了其中“党内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指的是康生，他的“罪名”被“坐实”，罗斌不得不承认“这是对康老的攻击”。专案组抓住这一“突破口”，逼供集中到一点：要他承认“炮打康生”是受其父亲指使。罗斌坚守一条：这事与父亲无关。然而，康生操纵下的伍修权专案组仍然利用这一“突破”大做文章，谎称：“你儿子已经招了炮打康老，把你也供出来了，你还不老实交代！”但伍修权称自己在中联部运动等问题上与康生是有不同意见，但并没有“炮打”他。罗斌的灾难，也远未到此为止：1968年底，经黄永胜批准，总参二部成立了罗斌专案组，继续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和批斗。1969年10月，他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发配”到河南总参“五七”劳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被康生打倒后，惨遭株连之灾的还有他远在武昌的80多岁的老母亲等亲属和他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

与伍修权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黑帮分子”的同时，打倒伍修权的各种标语和大字报，也贴到了他武昌老家的院子内外。1967年4月的一天，几乎是与伍修权在北京的家被抄同步，武昌戈甲营小巷里忽然涌来一群红卫兵，冲进伍修权的母亲等亲属的住处，又喊口号又贴标语又抄家。老奶奶不识字，但耳朵还好使，只听人们吼着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她不知道，“反革命”三个字却听见了，但觉得这与她的四儿毫无关系。她喃喃地对那些红卫兵说：“我儿子修权哪会反革命？他革命的时候还没你们呢！”于是这位耄耋老人也受到了训斥。红卫兵们是根据康生说的伍修权家是“反动官僚兼大地主大资本家”来抄家的，哪知这个“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老窝竟是这么衰败破落。他们找到伍修权少年时期的一个同学外调，那位老汉指着伍家道：“看看嘛，有哪个反动官僚和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住这种破房子的？”那伙造反派什么“反动罪证”也没找到，但这次抄家还是以“胜利”告终：他们发现老奶奶有个念经用的神龛，立即连同其中的菩萨像砸得粉碎，还一度封门，把老奶奶赶到斜对门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里暂住。老人家1960年曾被儿子接到北京，1964年因故土难离又回了武昌老家。她总算避开了在北京眼见她的四儿进“牛棚”的惨剧，没想到还是没能躲过城门失火之灾。饱受了痛失丈夫和几个儿女苦难的老奶奶，心再次被揉碎了。她心目中的偶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却被“扫地出门”，寄居于戴十字架的洋基督门下。

伍修权的七弟伍修凡和七弟媳米爱国原是部队技术干部，却也受株连。他们受清查后被迫离开部队，到长沙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直到伍修权获释后才落实政策，重返部队。

“文革”前担任伍修权秘书的于洪海，也因受牵连被关了起来，勒令他揭发交代伍修权的所谓“罪行”。忠厚老实的于洪海熟悉并敬重自己的首长，怎么威逼也不乱说，造反派把他定为“不可信任的人”，发配到大西北边远地区改造。他的档案材料转去后，因接收方对造反派的定性有不同看法，拒不接收，于洪海才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