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

安徽省省革委会成立后，全省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皖南重镇——芜湖就是问题较多的地方。1968年6月26日，竟然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当即明确表示：“芜湖事关全局，如不解决，将波及全省。”

芜湖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外因：1968年3月23日，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突然被打倒。这一事件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它的发生，像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和七二○事件一样，鼓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矛头再次指向军队，也鼓励着一些野心家利用权势消灭异己。3月27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用武斗战胜了其对立面北大井冈山派。这一以武斗消除对立局面的荒唐举动，却得到了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支持。于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立即起来仿效，从4月23日开始，在清华园挑起了首都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大武斗，以达到逼中央承认、支持自己，压垮对立一派的目的。7月，工人、解放军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蒯大富扬言“以死一拼”，打死、打伤多名工人、解放军。7月28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武斗，武斗才停息。但在北京刮起的这股歪风，在毛泽东出面制止前已经刮到了安徽。

内因：“文化大革命”初期，芜湖的两派群众组织，因为夺权发生矛盾，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大武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其中一派在芜湖待不住了，只好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活动，但时刻准备杀回来。在合肥，有的人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行，到省里告状。后来两派的代表被召集到北京谈判，但未解决问题，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当时，芜湖的派性在全国是出了名的。“九·五”命令公布后，芜湖群众组织“三筹处”所属的四个组织，一直拒绝交出武器，继续搞打、砸、抢、抄，扰乱社会。从1967年12月以来，他们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武器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为此，李德生于12月10日晨1时半将上述情况报告周恩来，并提出：为打开芜湖局面，搞好大联合，拟宣布这四个组织为坏组织。当天，周恩来复电告李德生：以安徽军管会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搞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8](www.guayunfan.com)

周恩来还在李德生报告的记录上标明“万急”，批示：急送伯达、康生、江青、富治、法宪，此事必须立即给以答复，我已与李德生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先以安徽军管会名义向芜湖“三筹处”所属四个组织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执行。

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迅速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这些组织，大造舆论，反复做工作，这才使他们略有收敛。

当江青等人制造的杨、余、傅事件的消息传到安徽之后，一些派性严重、品质不好、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乘机制造谣言，煽动对立情绪，挑拨军民关系，破坏革委会的权威，于是，逐渐趋于稳定的安徽芜湖再次动荡起来。

6月26日，造反派数百人公然冲击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日，他们动手大肆抢枪，阻止他们这种非法行为的战士遭到围攻、殴打，两派还分别占领了市里的制高点，将部队包围起来。28日，他们的暴力行动又进一步升级，解放军的一名司机被打死。29日，他们更为疯狂，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以后，他们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机密海图，还先后聚集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

为了尽快制止芜湖两派的反军行为，李德生派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带工作组去做工作。但是，那些闹事者好像中了魔，不让工作组接近，根本不听劝阻，继续冲击部队，抢夺枪支。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台。部队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其中被打伤的就有200多人。驻芜部队的所有大小单位几乎都遭到了打、砸、抢。这表明，驻芜湖部队不但无法执行任务，连自身的安全也都成了问题。

势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驻芜湖的35师发来急电，请示处理办法。李德生说，他带部队到安徽“三支两军”以来，这件事使他最感棘手。按照事件的性质来看，显然已经构成严重的犯罪，部队即使采取武力镇压也不为过。但是，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时空条件，不能按惯常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1967年9月5日周恩来在北京与李德生谈安徽问题时，曾经专门嘱咐他：在执行“九·五”命令时一定要慎重，不要出问题。自卫反击，特别是开枪，要报军以上领导机关批准，收缴群众手中的枪支时，不要轻易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次芜湖事件受外因影响很大。许多群众误以为冲击军队是上面有人说了话的，有人支持的，所以才参加了抢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定性，会涉及许多人，带来不良后果。周恩来的指示，使李德生在危局面前保持着沉着冷静。他想：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据此，他决定对事件进行冷处理。他指示部队，遇事要沉住气，不要草率从事。

但是，当时部队受了造反派的许多窝囊气，所以有些同志包括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按照中央“九·五”命令，是可以开枪的。特别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这位对党忠心耿耿、性格刚烈的传奇式老将军，在听到造反派冲入军营打、砸、抢的消息时，也曾气愤地说，如果他们再胡作非为，不听劝阻，必要时可以开枪，也可以把部队撤走。但许世友也从未正式下过这样的命令。他的这些话，也只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看法的一种反映，也是他那特殊性格的强烈表现。

李德生很理解部队的情绪，因为在“文革”前从未发生过地方有什么人敢抢军队武器的事，只有“文革”中才会出现这种新问题。他在思想上十分明确，搞打、砸、抢的人中裹挟有好人，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能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下一步棋就好走了。否则，就有人钻空子，矛盾会激化，后果会更为严重。因此，李德生指示驻芜湖的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要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从多方面向造反派展开有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