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敌人看不起”,要人民看得起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让“敌人看不起”,要人民看得起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硬拼是会吃亏的。但不敢打,不敢拼,又会使敌人更加猖獗,会使人民看不起。国民党前期硬拼,打了不少大战,1938年武汉会战和1939年长沙会战后,国民党又不敢打了。特别是1940年3月傅作义组织的绥远五原抗战和1940年五六月为阻止日军进攻重庆的枣(阳)宜(昌)会战后,除了1943年的常德会战外,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对日战争。有的话,就是1944年的大溃败,在该年的4月至12月8个月内,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江南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势。其中八路军系统共歼灭日伪军18.1万余人,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新四军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国土7400平方公里。国民党抗战八年,没有一点长进,八路军、新四军却越打越强,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下简称《五年来》)的报告。报告在回顾五年来对敌斗争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10大经验,其中的第一条,要而言之,就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竞赛;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如何斗智?接下来的第二条经验,“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隐蔽积蓄力量”,用邓小平所讲的通俗的话说,就是“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中国人特别爱面子,“麻痹敌人”这个说法能让人普遍接受,而“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这个提法,也许只有邓小平这种特别讲究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在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正式报告中讲得出来,而在当时及所有的对抗性竞争中,这又是一条宝贵的经验。“麻痹敌人”虽好听一些,但意思也多,不如“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这样明确,这样爽。

在战争中让敌人看不起是好事,可以出其不意,打他一个冷不防,但如果让人民也看不起那就糟糕了。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看不看得起,邓小平在这次报告中说:“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据1944年开辟豫西作战的第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回忆,在1944年8月中旬出发前夕,邓小平听取了他对有关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和他一起研究了渡河方案。最后指示说,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

“要使敌人看不起”,又要让人民瞧得起,关键在于要会打。邓小平在《五年来》的报告中提到日军110师团文件上提出的一种策略:“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对我军来说,其主要策略在邓小平《五年来》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有:“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敌进我进”、“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打入敌占区一切组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地去做”,等等。(www.guayunfan.com)这里的“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等,一个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敌后武工队”的活动。早在1940年8月20日,即百团大战打响的当天,八路军总部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部队在此次战役计划完成后,乘胜派“得力干部和精干小部队”留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2年2月,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政治部再次下令,明确由每个军分区(旅)组织一个到两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每队30至50人,由工作能力相当于地委书记或强的县委书记的干部负责,深入敌后,开展各种工作,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对这种敌后活动,邓小平在《五年来》的报告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特别强调要“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等等。这样,在1941年至1943年这段时间,我根据地虽有所减少,但“敌进我进”,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范围更大了,基础更为坚实了。

1944年春,日华北方面军所辖的11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中共有9个师团先后抽调南下,其中129师系统的晋冀鲁豫区日军有6个师团南下,虽有新编的旅团补充进来,但战斗力明显减弱。这样,我军实行“突然的跃进”的时机到来。1944年,八路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18.1万人,解放县城20座,村庄1.2万个,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129师系统共歼灭日伪军7.6万余人,解放县城11座,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

1945年1～7月,129师系统继续向敌军展开攻势作战,再歼灭日伪军3.7万人,解放县城28座,攻克据点2800余座,把日伪军压缩到平汉、陇海、津浦铁路等主要交通线上和大中城市之中,为随之而来的战略大反攻做好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彭德怀、刘伯承等军事领导都在延安,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师部合并,邓小平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在前线指挥129师和北方局系统的最高领导,也就是邓小平。1945年6月中旬,邓小平作为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他和刘伯承一起,又部署和指挥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这一战中,129师系统共歼日伪10万余人,收复县城80余座,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组成共有18万平方公里土地、2400余万人口的晋冀鲁豫解放区,129师则成为拥有约30万兵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人称“刘邓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