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的一生_明思宗朱由检生平介绍

明思宗朱由检的一生_明思宗朱由检生平介绍

明思宗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明兴宗第五子，公元1627～1644年在位。1622年，朱由检被册封为信王。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病故，由于没有子嗣，传位于弟弟朱由检，次年改年号“崇祯”。即位后杀魏忠贤，罢黜阉党，励精图治，很想有所作为;但随即信任另一批宦官，冤杀抗击后金的将领袁崇焕。刚愎自用，动辄更易将相。在位期间，农民起义纷起，势如燎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

登上皇位，铲除“客魏集团”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大明帝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年仅23岁的熹宗朱由校卧病两个月后死去了。不久人们看到，一队仪仗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涂文辅带领出了宫门直奔信王府。不多时，便拥簇着一个17岁的青年，在一片暮色中踏进紫禁城登上皇位，他就是思宗朱由检。

朱由检对天命的降临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他的父亲虽然生了5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朱由校和他两个。朱由校嫔妃成群，却无子嗣。这样，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就是朱由检了。

朱由检虽然只有17岁，但他比他的哥哥要成熟得多，这与他的身世有很大的关系，朱由检的母亲是一个平民的女儿，入宫后为光宗选侍。朱由检出生后，父亲就对母亲不好，朱由检4岁的时候，母亲便死了。朱由检的记忆中丝毫没有留下母亲的印象，这使他非常痛苦。

母亲死后，朱由检被李选侍抚养长大。李选侍不为光宗所喜爱，始终没有生育，她将朱由检视如己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身上。待朱由检长大后，将其生母的事情告诉了他，朱由检十分尊敬李选侍。童年的不幸使朱由检早熟，作为一个王子，他在宫中时也曾与哥哥一起玩耍。哥哥的骄傲、任性，朱由检是非常清楚的。哥哥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的擅权乱政，朱由检也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

朱由检被迎进了文华殿，一些德高望重的贵族、朝廷要员及顺天府尹率领文武百官和军民耆老来到文华殿朝见新君，并恭上《劝进表》。朱由检懂得要表示逊让，直到《劝进表》上书了3次，他才表示顺从天下臣民所请，即皇帝之位。随后内阁提出了4个年号，供他选择，这四个年号是“乾圣”、“兴福”、“咸嘉”、“崇祯”。由检沉吟了一下说:“乾圣，乾为天，圣字我可不敢当。兴福，中兴固然好，我怕是不能胜任，咸嘉，成字右边有一‘戈’，现在当务之急是息止干戈，还是不用为好，就用崇祯吧。”

朱由检从他哥哥手中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只保留着强大躯壳的腐朽政权，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面对这样的现状，究竟应从何做起?其实，朱由检心里早已有打算，第一个应当解决的是天怒人怨的“客魏集团”。但是，思宗朱由检要清除魏忠贤也没有那么容易。朝廷中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没有一个帮手，操之过急只能逼魏忠贤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力量的对比是不利于朱由检的，他要谨慎地、耐心地等待时机。

思宗即位后，客魏集团也很恐慌。魏忠贤提出辞去东厂职务来试探朱由检的态度，朱由检没有批准。随后，客氏提出出宫，朱由检马上表示同意。第二天，天还未明，客氏素服到朱由校的灵前将她保存的朱由校的胎发、指甲焚化，痛哭一场，离开了紫禁城，住进朱由校赐给她的府第里。魏忠贤的主要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照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恩赏照样给予他们。只不过，从信王府出来的太监徐应元、曹化淳比魏忠贤更加得宠。

朝廷大臣中那些魏忠贤党羽也心神不定，他们预感到形势将要变化，许多聪明人开始寻找退路。魏党的分化使形势开始明朗。魏党首恶分子杨维垣上书弹劾同党崔呈秀专权乱政，魏忠贤是听信了崔呈秀，被他所误。崔呈秀慌了，要求回归原籍守孝，朱由检不放他走。接着，杨维垣再劾崔呈秀通内，连累了魏忠贤，并颂扬魏忠贤一心为公，矢忠体国。杨维垣疏中还弹劾了其他几个魏党人物，朱由检继续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独立于魏党之外的下级官员也行动了起来。工部主事陆澄源参劾崔呈秀，涉及魏忠贤建造生祠问题。朱由检薄责陆澄源越位擅言，但心里高兴，于是将崔呈秀放归。兵部主事钱元慤直接弹劾魏忠贤，言词激烈，天下震动。海盐贡生钱嘉徵上疏，将魏忠贤罪行列为十项:一曰并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无君，五曰无圣，六曰赳剥藩封，七曰滥爵，八曰盈民，九曰掩边功，十曰通关节，呼吁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朱由检拿这本奏章让人读给魏忠贤听，魏忠贤知道事不好，马上以患病为由提出辞去东厂首领职务。朱由检下令他出宫调理，随后传令将魏忠贤集中在宫中内操的军士解散。

解散了内操，驱逐了客、魏，朱由检开始放手大干，他首先点了几个魏党首要分子的名，下令吏部调查崔呈秀等人的罪行。同时，撤回各镇监军太监。然后，朱由检发布上谕，公布了魏忠贤的罪行，宣布本应将魏忠贤寸磔以谢天下，念先帝还未出殡，姑且安置于凤阳。客、魏二犯家产籍没，冒封的爵位革除，子孙等一律充军，同时也将徐应元赶出宫去做凤阳祖陵司香。

朱由检以魏忠贤离京带了许多人和车辆为由，令兵部差人将魏忠贤押解往风阳。魏忠贤一行走到阜城县，闻知了朱由检的命令，知道末日到了，魏忠贤当晚上畏罪自杀，结束了他罪大恶极的一生。崔呈秀在蓟州家中听到魏忠贤的死信也自缢身死。天启七年十一月七日，客氏被押往浣衣局打死。随后，客、魏两家子孙后人等皆被斩首。朱由检在剪除“客魏集团”的斗争中大获全胜，为大明帝国清除了最大的隐患，显示了他不可低估的行政才能。

魏忠贤除掉了，但把持朝政的魏党羽翼势力仍然庞大。当时，内阁、六部、各院寺首脑都是魏的死党，身居要职的大臣都与魏忠贤有瓜葛。杨所修、杨维垣、安伸、贾继春等人以弹劾魏忠贤的功臣自居，上蹿下跳，他们的目的就是保护同党，使朱由检不再追究他们，从而达到维护现状、继续压抑东林党人的目的。www.guayunfan.com

朱由检深知，魏忠贤如果没有朝廷中这些寡廉鲜耻之徒的帮助是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危害的。因此，他不会放过他们，让他们继续把持朝政。十一月，他下令逮捕了魏忠贤的主要爪牙“五虎”和“五彪”，交法司议罪。从十二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朱由检亲自主持选拔了4批共132个给事中、御史。这些新进言官除个别人依附魏忠贤外，其余都是与魏党毫无关联的人。他们以清除魏党为己任，言路渐趋清明，从而使朱由检了解到了更多的真实情况。对被魏忠贤害死、削夺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

内忧外患，惨淡经营

解决了“客魏集团”，思宗首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理国政中去。这时的明王朝像一个垂死的老人，四肢麻痹、行动不便、指挥失灵。国家的财政经过魏忠贤时期的破坏已濒临绝境。每年固定的财政收入不能如数收缴国库，各地都有拖欠，而国家用项却越来越多。一是军费开支，当时与30年前相比增加3倍多，如果满足军方需要，就要用掉年收入的97%。二是皇室费用、百官俸禄都成倍增加。

由此造成年年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现状。天启以来，全国灾荒不断，大量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社会动荡，这已在许多有识之士中间引起了深深的恐慌。尤其是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已经传来了人吃人的消息。陕西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发。在东北，建州女真自万历末年起兵发难，建立了后金政权，目前已经羽翼丰满，不断侵掠明朝边境。明朝将大量兵力、财力抛到辽东，而辽东局势根本没有缓和。这些问题使思宗心乱如麻。为了尽快使帝国起死回生，登基后，他只得夜以继日地工作。

自天启七年八月始，一道诏谕传遍天下。思宗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织造、烧造、采办等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停止了皇宫的一切土木营造，削减自己和后妃们的吃用开支。撤回了各地的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僚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明令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下诏免除了许多受灾地方的赋税。这一道道诏令又重新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对外，思宗把解决“辽事”即后金问题作为继位后要办的大事之一，这一方面有恢复故土、重振帝国雄风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尽快结束战争状态，节约大量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自即位后，朱由检积极地物色能担负这一重任的重臣。朝廷许多大员推荐了前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对袁崇焕，朱由检是有所耳闻的。袁崇焕天启年间久镇辽东，熟知敌我情势、山川险易，胸有韬略，屡建大功，由下吏而渐升至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的宁锦之役，他固守宁远，挫败了努尔哈赤的凶锋，在崩溃的边缘挽回了整个辽东战局。但他在举国如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热潮中不随流俗，被太监告到魏忠贤那里，魏忠贤很不高兴。为了国家，为了辽东，袁崇焕最后还是屈服了，但他留给魏忠贤的印象却改变不了多少。

宁锦大捷使朝中高官显宦、太监阉党都得一一加官晋级，封爵加荫，而袁崇焕仅仅是加了一级。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只得请求解甲归田，回到广东老家。粉碎魏党之后，东林党许多人因袁崇焕有颂美活动将他看做阉党。虽然侥幸未入逆案，东林人私下却称为漏网小人。朱由检权衡了一番，决心不顾东林党人的反对，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实际上将整个对后金的防务交给了他。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从广东赶回北京。十四日，朱由检在建极殿东面的高台上(俗称平台)召见了他。

朱由检看着这个黑瘦精干的中年人，对他忠心为国、长途赶来表示赞赏。袁崇焕非常激动，他表示:“我受皇帝陛下特殊眷顾，刻骨铭心。倘若假我以便宜，我五年便可恢复全辽疆土。”朱由检很是高兴，说:“你能五年复辽，朕决不吝惜封侯之赏。”

袁崇焕出关后，整顿兵马，修缮城池，使山海关一线的防务稳定下来，清帝皇太极一看在山海关无机可乘，决定从别处入关，一来骚扰内地，二来找机会设计除掉袁崇焕这一危险的对手。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秋高马肥之时，后金十数万精兵分道由龙井关、大安口入犯，连下遵化等名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回师救援，全军覆没。正在宁远的袁崇焕闻讯兼程回救，屯于通州。但金兵绕开袁崇焕，直扑北京。

面对气势汹汹的金兵，京师守卫显得更加薄弱，朱由检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听到袁崇焕率大军赶来的消息才放心。他任命大将满桂为武经略，总理各镇援兵，保卫京师。满桂与袁崇焕分别屯兵在安定门和广渠门，打败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朱由检为此召见了袁崇焕，慰劳袁崇焕，并解下自己的貂裘赐给他，袁部下将领皆得到赏赐。袁祟焕向朱由检表示一定要尽快赶走敌人。十一月底，东便门之战，袁崇焕大破金兵，自己的兵力也损失过半，又因补给不及时，袁兵疲劳已极，要求入城稍做休整。就在这时，情况突变，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十二月一日，崇祯帝下令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在城外遂大溃，后为孙承宗收抚，孙承宗接替袁崇焕的职务。十二月中旬满桂战死，孙承宗督率各镇援兵力战克敌，解了京师之围。后金兵在畿内大肆抢掠，到次年四五月间，金兵才退出关外。

后金兵退后，朱由检愈感袁崇焕有负他的厚望，怒气难消，于是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了长城。

镇压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军自天启中期大规模爆发后，规模越来越大。在袁崇焕出关抗御清兵、边防形势好转后，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陕西义军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在明军的压力下先后离开了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山西饥民群起响应，全省震动。洪承畴迅速派悍将曹文诏、马科、曹变蛟等人统兵追入山西。起义军闻讯，向东越过太行山进入畿辅平原地带，所向披靡，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为解畿南之危，明廷调集大军三万余人，于崇祯六年(1633年)冬天将义军包围在豫北。为了摆脱困境，起义军诈降明廷，使明军停止了进攻。待十月底黄河结冰，义军出其不意溃围而出，南渡黄河进入中原，分道直扑安徽、湖广、四川。农民起义从局部问题变成了明廷的心腹之患。

面对这种形势，朱由检一筹莫展。大臣们提出，农民军之所以没有被消灭于嵌南就是因为事权不一，明军各自为战，步调不一致，各怀观望，不肯用命。建议朝廷设立总督，统一指挥。朱由检同意这个意见。可是，这个总督让谁当呢?洪承畴这时已调防辽东，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过了数月，有人推荐了延绥巡抚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总办剿灭义军军事。

崇祯七年(1634年)，陈奇瑜集中各路明军在湖北打了几个胜仗，将义军赶回陕西。义军在向陕西退却的路上误入汉中栈道险区，被明军包围在车厢峡，进入死地。义军又采用伪降手段，派人以重金贿赂陈奇瑜手下将领，陈奇瑜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收服义军，主张招抚，得到朱由检批准。义军走出死地后，立刻又砍杀官军，重举义旗。朱由检恼羞成怒，下令将陈奇瑜下狱治罪，调洪承畴接任五省总督。崇祯七年底，义军返回河南，次年正月打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掘了朱家的祖坟。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苍天，对不起祖宗。一连几天，他布衣角带避殿办公，以表示自己的痛苦，又亲赴太庙，祭告祖宗，同时发布《罪己诏》引咎认罪。朱由检不甘心失败，他严令吏、兵二部追查凤阳失陷的原因，凤阳巡抚杨一鹏被逮捕处死，一大批有责任官员被遣戍。随后，又调发拼凑了7万官兵，拨军费100多万两，限洪承畴6个月之内荡平义军。

洪承畴在皇上的催督下提兵入河南。义军避开明军又回到陕西，消灭了明军艾万年、柳国镇部。李自成在真宁消灭了明军精锐曹文诏部。高迎祥等则继续在中原活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朱由检又起用卢象升总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与洪承畴一个西北、一个东南，分区剿灭义军。到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6个月期限将过，东南、西北两路皆无捷报。朱由检一面给洪、卢二人施加压力，一面下达大赦令，表示赦免起义农民，企图分化瓦解农民军。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卢象升会合洪承畴在周至地区击败高迎祥率领的部队，活捉了高迎祥。明军乘胜收降了张妙手、蝎子块等部。李自成也在明军追击下离开陕西，进入宁夏、甘肃。一时间，出现了天下将平的征兆。可是，好景不长，只不过几个月时间，李自成又死灰复燃，领兵从甘肃直扑四川，烽烟再起。张献忠、罗汝才又驰骋于中原，天下骚乱如故。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朱由检起用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委他负责内外军政。对于剿灭农民起义，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由总督和总理分别统兵，各负其责。总督由洪承畴担任，总理则是杨嗣昌推荐的两广总督熊文灿，杨嗣昌居中调度。整饬兵马，期以三月消灭全国农民起义。

增兵就要增饷，根据杨嗣昌的计划，增兵12万，增饷280万两。280万两增饷出自何方，当然还是百姓。想到再次加派，朱由检不禁大费踌躇。正在这时，有一个在京考选的知县在召对时慷慨陈词，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不在于加派与否。守令只要廉，再加一些也无妨。这个知县深知朱由检最恨贪污，最急兵饷，因此投其所好，以求大用。朱由检果然龙心大悦，认为此人来自地方，知地方弊病，加派还是可行的。过了几天，朱由检便发下诏令，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养兵，着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这就是剿饷的加派。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又以兵弱不可用，请增练边兵以成劲旅，于是又加练饷，剿饷、练饷总共1000万两，加上辽饷，加派达1700余万两。远远超过正赋之数，民间由此私自呼崇祯为“重征”。这更给燎原的农民起义火上浇油。

本来明军在首辅杨嗣昌的调动下，崇祯十一年在剿灭农民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江淮地区，总理熊文灿招降了张献忠，小股农民军投诚者颇多。西北方面，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十一年底将李自成部荡平，李自成逃进了深山。但在重重加征之下，人民水深火热无法生存，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不得不再叛于谷城，一时诸降明农民军皆云起响应，攻城略地，天下又趋大乱。崇祯无将可派，只好对杨嗣昌寄予厚望，让他亲临前线督师，以遏制农民起义军的燎原之势。

杨嗣昌到达军中，在襄阳建起大本营，积蓄粮草兵杖，整顿士卒，誓师扑灭张献忠。杨的“剿贼”实际上是“赶贼”。他想把张献忠赶到四川去，然后封闭四川加以围攻，因此他督军跟在张献忠屁股后面鼓噪，却不积极进攻。四川的军队又被杨嗣昌调了出来，张献忠乘虚入川，连下重庆等几十个州县。朱由检急令杨嗣昌跟踪剿灭。待杨嗣昌赶到四川，张献忠却虚晃一枪折回湖广，直奔襄阳。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在陕西复起，率领18骑出现在河南，不到几日，跟从的农众发展至10万。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打下洛阳，杀朱由检亲叔福王，其子朱由崧逃往江淮。朱由检刚得到洛阳失陷之报，张献忠已攻下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端起一杯酒对襄王说:“请亲王痛快地喝下这杯酒。我要借殿下的人头杀掉杨嗣昌。”于是杀了襄王，一个月中间连失两个亲藩。洛阳福王聚敛金银无数，襄阳杨嗣昌积蓄的军马兵仗又全被农民军缴获。时谓“洛阳国帑，襄阳军资”全归了张李。杨嗣昌知道自己的死期就要到了，朱由检不会饶过他，与其被诛于西市，不如自裁，于是在军中服毒自尽。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明原兵部尚书、陕西总督付宗龙在与李自成起义军作战中又兵败被杀于项城，明军精锐人马损失净尽，河南的州县也几乎全部被农民军攻占。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继任的陕西总督汪乔年也被李自成打败杀死。这时张献忠起义军攻占了湖广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辽东方面，洪承畴13万大军在朝廷一味催战下又陷入清军重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坚持一年的明军全军覆灭，明王朝山海关外军事要地尽失，清军又将兵锋指向关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了他的政权，准备加紧夺取全国政权、同年，张献忠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权，接着挥师挺进四川。崇祯十六年九月，潼关之战，孙传庭兵败身死，朱由检手中最后一支生力军也丢掉了。李自成又乘胜夺取西安，建立大顺国，据有了明王朝的半壁江山。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誓师伐明，亲率40万大军渡河东征，直扑北京。面对天下的四分五裂、李自成的猛烈进攻，朱由检已经无能为力了。

自缢煤山，明朝灭亡

严重的内忧外患把朱由检搞得精疲力竭。眼看着满朝文武结党营私，全不以国家的命运为重，他非常苦闷。

朱由检自奉节俭，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室的开支。皇帝和后妃的衣服本来是穿一次就要换，后宫库内堆积如山的箱子里盛的就是历代帝后的衣物。朱由检觉得这样太浪费，他自己带头穿经过浆洗的旧衣。周皇后有时还亲自动手洗衣。为他讲课的大臣曾看到过他衬衣袖口磨烂，吊着线头。宫中旧有的金银器皿皆摒而不用，也不再制造新的，到最后，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了。朱由检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过任何营建，节省了大量经费。他有时晚上看奏章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让太监拿几个零钱去买点消夜。宫中原有的大批宫女，也被遣出宫去。

朱由检的勤政超过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章奏，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章奏，军情紧急时连续几昼夜都不休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京城大风，黄雾满天，黑气沉沉，凤阳祖陵又发生了地震。京师人心惶惶，人们都预感到明帝国的末日来到了，朝中有的官僚大多为自己谋求后路了。

正月初十，李自成逼近京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朱由检手拿奏疏，浑身颤抖，痛哭流涕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天下一旦失之，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听到朱由检要亲自出马，陈演等大学士一个个报名请替，李建泰尤其迫切。李家住山西曲汪，为地方巨富。他表示愿出私财饷军，在山西建立武装，抵挡李自成的进攻。朱由检大喜，当即决定李建泰以督师辅臣身份“代朕亲征”。

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检行隆重的遣将礼，然后在正阳门城楼上摆上宴席为李建泰饯行。朱由检亲自用金杯赐李三杯酒，过后又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赐督辅手敕》交给李建泰。敕书授给李建泰莫大的权力，“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遥制。

不论何人，只要不服从李建泰便可以尚方剑从事”。李建泰分外感激，誓以死报。饯别后，朱由检站在城楼上久久地望着李建泰远去的征尘，他把天下安危之重任寄托在了李健泰的身上。可是，李建泰刚出京，轿框就折了，朝野上下皆以为不吉利。此时，北京城外好像已不是明朝的天下，李建泰处处受阻，沿途州县根本不供给吃用。到了河北定兴，县令竟不许进城。待闻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过黄河时，李建泰慌忙撤退，带领几百名亲军进了保定，不久就在保定投降了大顺军。

李建泰出师山西后，全国已无兵力可抽，北京城守只好抽调在宁远的总兵吴三桂了。正月十九日，朱由检指示调吴三桂回来。但吴三桂一撤，就等于将关外之地拱手送给了大清王朝。大学士们深知弃地意味着什么，也深知朱由检思想变化无常，故都不敢承担责任。首辅陈演以各种借口拖延，多次召集大臣会议，研究吴三桂内撤后边民怎么安顿，费用怎么出，山海关怎么守，一直拖拉到二月底，吴三桂还没撤。三月初，大顺军已经拿下山西，逼近北京。朱由检急了，才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率军入关保卫京师，但这时已缓不济急了。

随着京师日益危急，朱由检拼尽气力支撑局面。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户部告称国库已空，为了应付眼前的困难，朱由检下令勋戚、在京的百官捐助，以纳银3万两为上等。朱由检派太监去找皇后的父亲周奎，让他拿12万，为百官做个榜样。周奎不答应，只拿1万，太监含泪而去。朱由检听了再次派人让他拿2万。周奎暗中向女儿求救，周后给了他5000两，他扣下2000两，只上交了3000两，可后来大顺军从他家抄出现银50多万两。

朱由检嫂子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拿了2万，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只不过几十两、几百两而已。朱由检看收不上来，决定实行摊派，按衙门收。后来又按籍贯收，规定8000、4000、3000两不等。太监也奉命捐助，平时最富的太监如王之心等人此时也大大哭穷。折腾了一个月，共得银20余万两。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那儿共得到两千余万两金银。

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朱由检两次发表《罪己诏》，向天向臣下百姓表示愿意承担一切罪责，下令停征一切加派，企图稳定民心，鼓舞士气，作困兽斗。但是，已经毫无意义。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攻居庸关，守关的唐通和太监杜之秩投降。三月十六日打下昌平，当天便有部队到达北京城下。此时的北京城乱作一团。京军在城外溃败，城上守者有太监亦有官军，号令不一，兵部、五军都督府，还有太监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没有个统一指挥。城上兵士吃不上，喝不上，士气低落。朱由检也没有办法。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去与朱由检谈判，提出双方中分天下，朱由检拿出800万两白银犒军，双方罢兵言和。守城太监曹化淳、王德化将杜勋带上城来，杜勋对皇上说明了来意。朱由检当时未表示意见。他根本不想投降，但又不想放弃这个拖延时间的机会，于是令亲信太监与杜谈判，希望拖到各地勤王兵到来解围，可是，李自成不想再等了。三月十八日晚上，农民军大举攻城，曹化淳打开城门迎降，李自成占领了外城。

朱由检听到外城陷落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他率领宫内一群太监在城内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回到宫内，登上了煤山。看到外城烽火连天，朱由检长叹一声，潸然泪下。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便回宫去处理后事。

朱由检首先让人叫来了太子和永、定二王。看着16岁的太子和一个11岁、一个9岁的皇子，朱由检心里非常痛苦。他告诉他们，北京就要失陷，国破家亡了。你们要逃出去，将来有时机为我报仇。又令人拿来破旧的衣服给三个儿子穿上，说:“今天你们是太子和王子，明天就是普通百姓。出去后，见到老者叫伯伯，年轻的叫先生。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快!快逃命吧。”朱由检说到这里哽咽了，三个孩子也哭作一团。朱由检挥手让太监分别将弟兄三个送到周、田二位皇亲家中。并随手写了一张诏谕，令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人送到内阁，这时内阁已经没有人了。

送走了三个皇子，朱由检让太监王承恩给他拿了酒来，自斟自饮，不多时便醉了。他走出宫门，怅望黑压压的紫禁城，内心百感交集。17年的呕心沥血，17年的惨淡经营，如今毁于一旦，他只能以死向祖宗之灵赎罪，向万民赎罪了。他令身边的太监向各宫传旨，皇后嫔妃速速自裁。少顷，他来坤宁宫，眼睁睁地看着爱妻自缢身亡。

朱由检从坤宁宫到了袁妃的西宫，几个嫔妃都惊惶地躲在这里。朱由检看到袁妃已自缢，但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口中尚有呼吸。他抽出宝剑咬着牙向袁妃砍去，袁妃血流如注。他挥动宝剑又连砍了几位嫔妃。然后直奔寿宁宫。

朱由检的次女，16岁的长平公主住在寿宁宫，他到寿宁宫时，长平公主已准备自缢。看到父皇浑身血迹，手提宝剑，长平公主大叫一声“父皇”，就朝朱由检扑过来。朱由检心如刀绞，怕爱女扑进怀中后他再也举不起宝剑，便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一剑砍去，长平公主顿时倒在血泊中。杀了长平公主，朱由检又去昭仁殿杀了三女昭仁公主。

做完这些后，朱由检在宫中稍稍停留，便由太监王承恩架着出宫登上煤山。他跑掉了一只鞋子，沾有血迹的长袍也脱掉了，只穿着一件宽松的内袍。进了寿皇殿，他让王承恩在梁上搭上一根白绫，吩咐自己死后，王承恩可以逃命去。王承恩涕泪交流，表示要随皇上去死，朱由检心中稍觉宽慰。他最后望了一眼宫城，自己将白绫套上了脖子。王承恩眼看着君主死后，自己也吊死在他的对面。历经16帝共276年的大明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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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公元1584～1630年)，字元素，广西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三甲第四十名，赐同进士出身，授职福建邵武知县。在任上，他救民水火、处理冤案等，深得民心。同时，他仍然非常关心东北边境的战况，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宏图大志。

袁崇焕任邵武知县之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时机，察视边塞，了解形势，为辽事进行准备。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推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就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两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被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13万八旗子弟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的人，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遍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25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等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想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

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就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魏忠贤却将他人之功占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说:“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就可以收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

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听到这些话，举得非常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并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准许他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收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就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的奏奏折却不断传来，心中很不高兴。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是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灭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赶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部下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至此，崇祯帝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死。

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