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文字狱的重演及其危害

第二节文字狱的重演及其危害

文字狱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带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具有历史的不均衡性，某些朝代或某朝代的一个特定时期频频出现，而有些朝代就几乎没有发生过，譬如，在两晋、唐、元的五百余年中，就很少有文字狱发生，即文网疏松的时期较长。即使文字狱猖獗的清代，也主要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间，而嘉庆皇帝之后就很少了。其二，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帝王统治时期的文字狱，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或社会原因，但这些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又似乎不是导致文字狱必发的历史条件，而帝王个性、喜好禀赋以及某些偶然因素，却是形成文字狱大量产生的主导因素。比如同样为了维护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秦始皇采用“焚书坑儒”的血腥残暴行动，而汉初却除“挟书律”，并广置博士，搜寻古籍。元、清两代都是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同样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条件下，而元朝文字狱极少，清代却极多。追溯文字狱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文字狱高潮，即南宋初年文字狱，明初文字狱和清代前期文字狱。

一、古代文字狱的重演

文字狱古代称谓繁多，早在春秋时就有“史案”“史祸”之说，到宋代又有“诗案”，明代时又多因表笺获罪，故又称“表笺祸”。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把“诗案”“史祸”“表笺祸”等各种因文字而定罪的狱案概括为“文字之祸”。到清代嘉庆朝，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出现了“文字之狱”的提法，直到后来《清代文字狱档》编成，迄至现在，“文字狱”提法被人们普遍认可。从古代文字狱的表现形式来看，它包括诗文、修史、科场、奏疏等诸多方面，但定罪时并非取决其外在形式，而是取决其性质。从周秦时的诽谤案开始，文字狱的名目愈来愈繁，花样愈出愈奇，罗织也愈来愈细密。

在宋代，秦桧曾两度拜相，秉国枢长达十九年。此人阴鸷险毒，为著名权奸，他力主和议，推行了一条卖国投降路线，对于主战派及政敌等等，动辄以文字狱相排陷，或以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气氛来达到他的目的。受此祸害的，仅《宋史·高宗本纪》中就录载有数十人。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谈到秦桧文字之祸时，开首就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巧，唯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异讳者，无不争先造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微寒，又当过和尚，讨过饭，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当时被蔑视为“盗贼”），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十分重视文人，收揽豪隽，征聘名贤，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可当其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操天下生杀之柄，遂大肆戮杀功臣，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此来加强君主集权。关于明初文字狱的起因，清人赵翼认为：“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乱世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将朱元璋兴文字狱归咎于勋臣的挑唆，不足凭信，但也透露出一个真情，即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惯于捕风捉影，怀疑文人讥讪，乃是明初密织文网的直接原因。其实何止于此，他的杀戮功臣和屡兴文字之狱，就在于扫清统治障碍，也为仁慈柔弱的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的嗣位铺平道路，于是在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文字狱出现了狂潮。

清代乃是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之朝代，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一方面承继和发展了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绝对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残酷而又病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使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惧人民之犹思故明，惧骨肉之相为诽谤，惧臣子之不复畏法”（蔡东藩《清代史论》卷六）。在清代前期，即顺康雍乾四朝，现已得知，发生了一百多起文字狱案，其特点是：顺治朝初平天下，主要打击思念前明者；康熙、雍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旨在镇压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内的异己势力；而到乾隆年间，又将矛头指向下层知识分子及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到各级官员，打击面也越来越宽。清代的文字狱，其凶虐，其株连，以及造成的恐怖气氛对当时社会及后代的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历代，形成了中国文字狱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一幕。

二、古代文字狱的危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虽是一种带有概然性的东西，没有什么必然规律，但它在先秦至清末的两千余年间，却屡屡猖獗，其罪恶的凶焰，吐噬着文明、进步，吐噬着良知、正义，吐噬着真善美，给社会历史、时代风气、思想文化、吏治学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影响。^[4]

（一）破坏并阻滞思想文化的发展

文字狱既以文字得罪为特征，其破坏并阻滞思想文化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其凶锋所及，使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之学问，不敢研究历史，甚至于不敢读书，以致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典籍和人才两方面对文化进行了极大的摧残。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尖锐指出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从此便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为大一统帝国的延续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也为后代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但它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中庸”的最高道德标准，在不少时候，都起着阻滞思想文化发展的作用，当然也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在不少时候，儒家思想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为其政治需要，再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尤其是宋代理学，更给当时和后代的文化带来了严重影响。“存天理，去人欲”，宣扬奴才哲学，主张恢复三代之治，使宋代这个积贫积弱积屈积辱的病态社会，黯然消亡。

明初文字狱的主要危害是，缩小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致使那些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的儒生亦多不欲入朝为官。做官的士子不敢有自由之思想，陷入僵化呆滞状态，除了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清人焦循评论此事道：“有明二百七十余年之中，拾宋人之唾余，以大全讲义取士。”（《雕菰楼集》卷一二）造成明代（主要是明初）学术水准不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明初厉行文字狱、禁锢士人思想的种种做法确有内在联系。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一带滋生和发展，这表现在某些手工业生产中包买商的活动更加活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增多。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个堪与战国时代相比拟的繁荣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具有启蒙精神的社会科学著作，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噩梦》、《黄书》，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有石破惊天之功效；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如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更是新人耳目，指出向上一路。这些杰作，使得中国文化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与欧洲同期的文艺复兴相去并不远。然而令人愤然扼腕的是，由于以后所走的道路不同，二者的差距便日益加大。所见嗣后欧洲文化科技迅猛发展，而中国却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更加之文字狱一类的高压政策，使启蒙文化发展之路中途断阻，民主和科学精神遭到扼杀。这种局面长期病态的延续，最终导致了明清科学文化的衰落，使中国从世界文化的高峰地位跌落了下来。试看清朝前期的康、雍、乾诸帝兴了文字之狱，竟使得当时学者人人自危，绝口不提国事，只能埋头故纸堆中从事考据诸学，经世致用之学日渐消磨，便是一大例证。

清朝前期诸帝揭起“稽古右文”的旗帜，组织大批学者编辑各种庞大的辞书、类书和丛书，其用心也是将文人的精力引向故纸堆，以防止叛逆思想产生。《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便是实例，尤其是乾隆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更具典型性。

分为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其史料价值极高，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赖之以存，功不可没。但也应该指出，编纂该书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使文化事业的繁盛。鲁迅先生在揭示《太平御览》一类书的编纂意图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轻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不唯如此，《四库全书》更在于宣扬有利于清朝的统治思想。在乾隆文字狱泛滥时期而成的该书，牵连出的文字狱竟达四十余起。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征集遗书的上谕发布一年后，即宣布要将“或有妄诞字句”的书予以“毁弃”，三十九年八月，焚书令下达，到四十三年十一月，朝廷正式颁布了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自明末清初以至上溯到宋元，其间大批反抗异族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历史文献和诗文书籍被销毁和禁绝，被抽毁和篡改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就在此前一年，即四十二年，乾隆帝在给四库全书馆臣的上谕中，还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可他在秦始皇之后，制造了又一次学术文化的大浩劫。

至于《四库全书》的篡改焚毁者，则向无完整的统计数字，因为除馆臣而外，还有地方官随意销毁而未写入地方志和编辑史传内的。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引陈乃乾编辑的《焚书总录》记载，计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版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总计近三千种。将这些书的副本加在一起，据一些资料推算，在那十余年间销毁总数至少在十万部左右。所以，随着乾隆时文字狱的泛滥，其影响已累及诸多方面，各类书籍中的反清思想，有违碍的文字等等，都被一举扫荡。

至于清代盛行文字狱的七八十年间所销毁的数字，更可想而知了。此种被焚毁者，多为有历史价值的进步书籍，其损失就更无法弥补。对于乾隆帝的此种行径，章炳麟就愤然扼腕道：“太史公曰：‘秦既得意，烧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而奏议文献次之，其阴鸷不后于秦矣。”^[5]

世人皆知乾嘉学派立足于典籍，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朴学高峰，这对清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做了浩大纷繁的工作，也是功劳自在。但“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出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种病态，是清朝统治者履兴文字狱，实行高压与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使他们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放弃了该学派创始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学者们脱离实际，厚古薄今，舍本而求末，将毕生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考证，一名一词的渊源探求，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梁启超曾痛惜地指出：“凡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用去注释古典。”（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二）阻碍历史的进步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也病体羸弱，再加之其他矛盾，往往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甚至出现下世的光景。这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因为此种衰败和地覆天翻中，看不出任何进步性，相反，它倒成了历史的反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所造成的文字狱，就给秦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秦朝仅存了不到二十年，其亡也忽焉，其中的原因固然较多，而暴政、愚民和任用奸佞实为主要之因由。秦代罪人刑徒极多，这些人大抵是严刑峻法的牺牲品，其中必定也包括许多遭文祸之人。箝语焚书，坑杀儒士，使得人们在恐怖的气氛下惴惴其栗，不能发挥聪明才智，为国家富强效力，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不能被朝廷吸取，朝廷只以幼稚的“法家”思想来统治国家，便大大地不妙，英才的丧失，使统治质量下降；臣民思想上的高压迷茫，更动摇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加之秦始皇后期专权独断，猜忌过重，任用了一批野心家和利欲熏心的权臣，结果急剧地走向灭亡。秦所以亡，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立了少子胡亥，而胡亥所以得立，以长子扶苏在外也。扶苏所以在外，以谏坑儒之事也，然则秦亡，不能说与坑儒之事无关。所以到得后来，戍卒叫，函谷举，天怒人怨，使得秦王朝在焚书坑儒后第三年（即二世元年）便天下扰攘；二世三年，秦二世自杀；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就向刘邦请降，秦朝王气黯然而收。

两宋的文字狱，大抵也是为该王朝的覆亡而推波助澜。熙宁元丰间的文字狱，和伴随着党争的其他文字狱，犹如雪上加霜，使北宋王朝的统治效能不断下降。到了哲宗、徽宗时期，国势已显得风雨飘摇，而党争和文字狱依然不休。强敌南侵，宋室无御敌之长策，而窝里斗时，却十分内行。观苏轼乌台诗案及其后来遭受的文字之祸，便可见其一斑。党争借助了文字狱，文字狱又煽惑了党争，而且愈见炽烈。致使内部分崩离析，国秕政荒，只好眼睁睁看着金人渡河，徽、钦被掳。北宋灰飞烟灭，党争和文字狱的剥蚀作用绝不可低估。南宋初年的文字狱，更给小朝廷的半壁江山带来了凶兆。秦桧和高宗狼狈为奸，催锄善类，自毁长城，一时间，国家抗金之柱石岳飞等人，被扫荡殆尽。阴风所及，更摧折了一代风气。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岳飞被下大理寺狱后，金使萧毅等人过江，揭旗于舟，大书“江南抚谕”，气焰嚣张地逼南宋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协议”，而后金人渝盟，于绍兴三十一年大举南侵，江淮失屏，高宗于次年便效法乃父之伎，内禅于太祖七世孙赵眘（即孝宗），而自己做了太上皇。所不同的是，徽宗的禅位，多少还有些臣下逼迫的意味；而在高宗，其禅位似不属于逼迫，但为逃避国家残破之责任，逃避历史的谴责，便紧步其父后尘，以皇太子为壑，把丧权辱国之罪孽推得个一干二净。纵观其与秦桧同流合污，以文字狱手段，打击了多少英才，排陷了多少异己，由此又产生了多少弊端。国家元气大伤，民心凋丧，致使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及至后来，史弥远、贾似道等权奸亦是如法炮制，硬是将国已不国的小朝廷逼上绝境。

明太祖朱元璋大兴文字之狱，所得的报应更在目前。朱元璋出生卑微，又当过和尚，以游丐起事，文化水准不高，当皇帝后，动辄以文字疑误杀人，表笺祸及其他文祸已使官员士子们人心惶惶，更加之恐怖的政治气氛和制造文字狱的特务手段，使得整个社会处于恐惧不安之中。明初文人多不欲进取仕途，此当为重要一因，还有不少人拒绝征召，以避而远之。早在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上万言书，内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明史·茹太素传》）此言触怒朱元璋，被杖于朝。洪武十八年，练子宁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编修”（《明史·练子宁传》）。朱元璋虽善其意，但刑杀作风依然如故，对功臣宿将知识分子多所杀戮。即以文字狱而论，从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便诛杀了许多触犯文忌文禁的士人和官吏。这些杀戮和恐怖的结果，即造成了国家统治机构的官员素质低下，统治机能极度削弱，缩小了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础。朱元璋曾哀叹：“海内贤哲之士”，“虽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允炆嗣位，是为惠帝（恭闵帝），主孤臣弱，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叔谋侄位，以“靖康之难”之名，夺了江山。朱元璋遗诏有云：“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明史·太祖本纪》）可见其对朱允炆的信任。孰知燕王却起异心，同室操戈。朱允炆朝的短命，尽管有诸王的向背等种种因素，但朝廷无人，亦是主要原因之一。为皇太孙留下如此光景，直至最后将皇位丧失，这大约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清朝前期诸帝中，就制造文字狱而言，均是后来居上。据不完全统计，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共有一百六十起，而在乾隆时达到顶峰，多至一百三十起以上。绝对的君王专制，加上残酷而又病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便迭兴文字狱，以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结果给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康乾盛世”的名号煞是诱人，而正是此时（更确切地说是乾隆时期）种下了祸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清廷却对外闭关锁国，堵住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文明的进入，对内更是禁锢臣民的思想，加强君主独裁。此种逆潮流而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助长了清王朝秉轴者们顽固昏晕和妄自尊大，拖得中国封建社会入死水潭中，停滞难以前进。对此，马克思就尖锐指出：（清朝）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六页）。正是搞文字狱最厉害的乾纲独断的乾隆帝，使清王朝从“繁荣”“盛世”的顶峰上跌落了下来，急剧地转入衰败，有人将乾隆帝比做唐玄宗，在这一点上大约是不过分的。唐之“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百病缠身，清之白莲教起义（在弘历当太上皇第一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之从此一蹶不振。至道光年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苏报》案是清朝最后一次文字狱大案，随着此案的发生，清廷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没过几年，即被辛亥革命推翻。

乾隆帝之后，文字狱的减少，并非是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因统治机能下降，不得不如此的缘故。这才使知识界不敢议论现实的风气稍有改变，虽然这样，直到道光初年，文字狱的魔影依然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犹存，“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汉书》）。文字狱所造成的文化专制主义，养成了奴性，糟蹋了人才，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可怕的死寂之中。难怪龚自珍慨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人们被文字狱及其阴影逼迫得既不敢接触现实，自然难以去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于是恶性循环，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长期得不到改革，这实在是清朝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原因。

通过对以上数朝文字狱危害的分析，可见其对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破坏和阻滞作用，都不能低估；对人们思想上的压抑和摧残，更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三）败坏学风、吏治和社会风气

文字狱之横行，摧兰折桂，毒炽天下，致使天下人心，痛遭惩创。人心沉溺，必然导致学风、吏治及社会风气的窳败，这对当时及后来，都有巨大的摧残和腐蚀作用。

文字狱的对象主要是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因文字之故竟被刑戮甚至殃及亲友，其教训极为惨痛，这便使得知识分子深感自危，不敢议论国是，不敢研究经世致用之学问，不敢研究历史，甚至不敢读书。文字狱泛滥时的几个朝代就颇具典型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繁荣，被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搞得一片肃杀。焚书的结果引起儒生的四处逃亡，坑儒更是自毁长城。学风之不振，使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文艺、哲学蓬勃发展的趋势被割断了，秦在文化领域里只留下一片空白。法家幼稚的愚民思想被秦王朝奉为圭臬，儒家等令人关心国是的学说更难行。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博士和诸生受到严重的打击，官府之学衰微，使得其中一些人后来投奔陈胜，参加到反秦的行列。“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谪）戍，旬月以王楚……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直到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依然实行秦代的挟书之律，对儒家和儒生极为蔑视，使儒家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当时的社会已到了这步田地：“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书·刘歆传》）这就是说，除过秦火未燔的《易经》和几本占卜的书外，知识分子们再无书可读。尽管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然而迄武帝朝，亦是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为此，武帝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汉书·艺文志》）。汉代章句之学的兴盛，在一方面，是精研了典籍，另一方面，却分明把知识分子逼到了远离社会生活的“学术”之中，扼杀其更大的聪明和才智。

两宋的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钳制亦大。文字狱成了打击善类的利器，其中最典型者，在前为苏轼之文祸，在后为秦桧秉政时诸文字狱。

明初，大量士子因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自由思想，陷于僵化、呆滞之状态，天下读书人被迫将毕生精力花在了啃经书和钻八股上面，对国计民生茫然无知，明初宋濂说：“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銮坡集》卷七，《故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长期的病态学风，使他们大多数成了碌碌庸人，导致了科学文化的衰落。

到清朝前期，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也在文字狱的凶焰下褪色、淡化。文字狱搞得知识分子胆战心惊，“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许多有识之士不敢议论国是，品评历史，不敢写诗作文，著书立说，只好去钻故纸堆，乾嘉学派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点。难怪近人梁启超叹息道：“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违者，不敢相讲习。”（《清代学术概论》）

正由于文字狱的凶虐，使得知识分子畏避太甚，这种局面的长期发展，士人的学风被蹂躏得一片狼藉。历史事实表明，文字狱对士子学风的败坏，其严重后果远在对士子的刑戮之上。

文字狱的肆虐，又使吏治沉沦。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队伍，不管是历经科举或其他制度，总之是在知识分子中选拔的。文字狱的横行却给封建统治的基础——官吏们以极大的震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最讲气节，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观念，为人居官讲究信义、耿直、清正廉洁，所以敢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敢于面对民族高压政策，宁死不屈。可文字狱却震荡催锄天下之廉耻，使官场充斥柔媚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吏治和政治，而在心理上对吏治的影响，更是恶劣而深远。

试观南宋高宗朝，只因秦桧长期秉轴，虐政之下又加以文字狱猖獗，致使岳飞、赵鼎、李光、胡铨等砥柱摧折，朝政玩于秦桧一人之手。“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荐执政，必选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命而已，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圣治之美，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固宠市权，谏官略无敢言其非者。”（《续资治通鉴》卷一三○）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加之大肆杀戮，使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君臣关系变成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官员中多了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的庸才，少了敢于匡时救弊之人。对此，中书庶吉事解缙在洪武二十一年就上书批评：“陛下进入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明史·解缙传》）

在清朝前期，就文字狱给吏治造成的影响而言，至乾隆帝达到最高峰。乾隆帝即位之初，孙嘉淦就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尖锐批评了当时的吏治。应当承认，雍正时的文字狱（尤其是借以打击“朋党”者）是导致此种吏治的重要因素。疏中的“三习”，即是指皇帝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所谓“一弊”，便是喜小人而厌君子。三习既成，一弊必生。当时的官场风气就是：“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没有思想，没有气节，没有礼义廉耻，有的只是保职位，封妻荫子贪富贵，有的只是奴颜和媚骨。虽说孙嘉淦此“疏上，上嘉纳”，但到后来，文字狱非但没有绝迹，而是更加狂滥。

文字狱又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为秉轴者的刻意推求，使得人人钳口，不敢怒不敢言，也使一些无耻之徒和奸人以文字之故挟嫌倾陷，托辞勒索，致使天下告讦不休。薄恶之风，莫此为甚。观文字狱的成因，不少都与此有关。以个人而论，几乎朝朝均有；以朝代而论，又是宋、明尤甚，而清为最突出者。譬如，在清初震惊朝野的庄氏《明史》案中，告讦者——被革职的县令吴之荣升官又发大财，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当局的鼓励和默许态度，使得告讦的黑风，在康、雍、乾三朝愈刮愈凶。在上有所好，上有所命的前提下，告讦之风在全国狂肆起来，人们的诗文、奏疏、学术见解、藏书、应用文字，以至平日的谈笑，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竟使普天之下都笼罩在文字狱的恐怖中。乾隆帝刚去世，《高宗实录》的纂修官洪亮吉在《时政启》中就言乾隆朝风俗日趋卑下的现状，那种乾纲独揽下的告讦，使得臣民们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其恐怖凶虐，确乎是“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是惨酷者也”（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

文字狱，这个残暴的妖物，使正义和文明备受摧残，使假恶丑得意忘形，更将中国拖得步履艰难，真是罄竹难书。古代文字狱虽说寿终正寝了，它造成的灾难却并未同时完结。今天，当伟大的中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时，我们怎能不以史为鉴，怎能忘记古代文字狱，尤其是清朝文字狱带给我们民族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