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就永远被压制的刘尔炘

第七节　民国时期

一、传统学术式微期的理学思想家刘尔炘

刘尔炘（1865—1931），字洞初、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五泉山人、拙修子，祖籍陕西三原，生于甘肃兰州。刘尔炘自幼刻苦读书，21岁中举人；23岁会试未第；25岁再次赴京会试，得赐进士出身，殿试得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主讲兰州五泉书院，任教习；30岁复职任翰林院编修；33岁再次主讲兰州五泉书院，任教习；39岁任甘肃高等学堂总教习；48岁担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约半年后辞职。辛亥革命后，他自称“无聊时节无聊人”，“谢绝官事”。刘尔炘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从事各项文化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他曾创办甘肃省图书馆；主持修建兰州府文庙、皋兰县文庙、兰州五泉山园林及万源阁、兰州小西湖公园；建立兰州修学社、皋兰修学社、陇右乐善书局；创设陇右公社义赈处、丰黎义仓等。

刘尔炘是一位“醇儒”，以理学道统自命，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主要著作有《果斋日记》、《尚书授经日记》、《周易授经日记》、《春秋授经日记》、《果斋续集》、《拙修子太平书》等。在学术思想上，刘尔炘尊奉儒家道统和程朱理学，推崇理学河东学派在甘肃的代表人物段坚，称其为“五泉山下四千年仅见之人”，延续了段坚及其后河东学派的理学思想。他精心钻研清初李光地的思想学问，自称“我之学，从李安溪以入朱子之门，从朱子以窥圣人之堂奥”。他身处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特殊时代，思想中除了理学传统外还呈现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刘尔炘在肯定了“理”是一种绝对精神，是派生万物的本源的前提下，提出了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见解。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万物皆是一理”，这就是说天下万物都归于“天理”。刘尔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有理即有气，有气或未必有理”，前一句是说，“理”在“气”先，有“理”必能生成“气”，这与程朱理学观点相一致；后一句是说，不见得万物都有“天理”，但是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刘尔炘于是提出“物理”的概念。“天理”是先天之理，“物理”是后天之理，这是不同的“理”，前者至高无上，永恒绝对；后者属于气中之理，是由前者赋予生机并驾驭运行的；前者是宏观的，是“理驭气”；后者是微观的，既可能是“理驭气”，也可能是“气驭理”，而“气驭理”必定产生恶和乱。他说：“物质科学之研究物理，非先天与气相对之理，乃后天形质中发于自然之理，为庶物常循之公例，如火必热，水必湿之类。”这样刘尔炘就从程朱理学的旧框子中跳了出来，将“天理”与“物理”、先验和实验区别开来，为假、丑、恶的理物找到了合理的根据。

关于“以理驭气”的问题，刘尔炘说，“理不能驭气，气反驭理，身、家、国、天下之败亡悉由于此”。但表现在具体事物上，往往“气”更强，“理”更弱，因为“太极一动，生机便开，旋转运行，瞬息万变，皆气为之”，“理”生出“气”后，一经运动，则“弥纶充塞，挹之不竭，取之无尽藏”。所以“气”往往是强大的，常常导致“天常累于气数而理有不显之时”，“人常累于气质而性有不存之日”，使天理和人性受到压抑。难道“天理”就永远被压制吗？刘尔炘进一步认为“理”不能驭“气”和“气”的强大都是暂时的、有限的，不是绝对的，只有“理”才是永恒的、无限的，最终可以战胜“气”，即“气有始终，理无始终，此又气之所以必曲，理之所以常伸也”，所以“理”必能驭“气”。

关于中西对比研究。在传统学术式微的历史时期，刘尔炘基于理学的基本立场，认为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发明泯灭天理和人性，与圣人之道相违背，是助气造劫之根由。他说，“为百余年来世界少数人造最大幸福的是机器，为千年万年中世界多数人造最大奇劫的也是机器。自欧战发生以后，人类所受的痛苦，当名之曰‘机器劫’”，亦即“科学劫”。但是，刘尔炘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西学，他抱着一个学者冷静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泛收集西方学术资料，研读社会科学，涉猎自然科学。他研究哥白尼、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牛顿、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卢梭；研究进化论、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这使其视野随之开阔，深刻认识到西学重实际，中学重空谈，西学有利发展经济，富国强民，而中学则保守落后的差别；但西学中的哲学与中国的先秦诸子、宋明诸儒，“同一托诸空谈”，而“科学之发明，创为制造，致之实用”才是欧美各国“驰骤乾坤，左右世界”的根本；“吾国谈新学几十年……舍根本以驰逐于口耳之空谈”，未得其益反受其害。

刘尔炘以“治国平天下”为其学术研究的皈依。他反对高调、空谈，认为“日逞空谈是速之亡也”；他务求“人有实学，学有实用”，以解决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实际问题。他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有过“黄种仗谁存祖国”的呼喊，也有过“谋国经纶何处是”的诘问。于是，他“有志搜讨西人学说，将欲融会贯通，铸中西为一冶”。主张“孔学化”驾驭“科学化”，中体西用，以免西学（科学）助气逞欲，人欲横流；发展科学，兴办实业，以求强种救国；最终实现“纳世界于无争，进人群于相善”、“还醇时代”、万世太平的理想。

二、传统学术终结期的张维

张维（1889—1950），字维之，别号鸿汀，临洮县人。十三岁州试为诸生，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后考取清宣统巳酉科甘肃拔贡，授学部书记官。辛亥革命时，回原籍与地方进步士绅倡导组成狄道议会；后担任过甘肃省临时议会文书、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署秘书长、甘肃省政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省政府委员、甘肃省图书馆馆长等职务；倡办《甘肃民报》、《大河日报》、《政闻报》并任主编；被聘国史馆顾问、兰州大学特约教授、西北师范学院特约教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国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民国甘肃省参议会议长。

张维早年以诗文著称乡里，及后致力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诸人学说。治学主明事理，学以致用，不欲以辞章自炫。其后专力于史志金石之学，成就卓然，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韩定山曾说：“明清以来，陇中学人以邢澍、张澍为最著，然雨民遗著，仅传数种；介侯辑佚，重在河右，今视鸿汀先生研治范围之广，学术造诣之精深，实骎乎其上矣。”

张维致力西北史志研究，成果著述丰富，已刊行者，有十种三十册；而定稿待刊者四十六种五百八十七卷；资料已在备而拟编写者，又有十种五百余卷。其中，《甘肃新通志稿》、《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甘肃人物志》、《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仇池国志》、《陇右著作录》、《陇学略述》等数十种，多为前人所未接触，又为后人所必需，更为国内学者所称颂。柳贻徵赞许《甘肃地理沿革图表》是“上下千年，董理千古，非惟甘肃旧志所未逮，衡诸他省，殆所少见”；又称《陇右方志录》“为创见之作，如各省皆能有所效法，则予学人以致大便利”。顾颉刚称，“《陇右金石录》为博大精通，为后学所必需”，并拟为撰写传记，以表彰西北人文之盛。《陇右金石录》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定为国际交流图书，更使其驰誉海内外。

张维在主修《甘肃新通志稿》时，经费无着，遂多方筹措甚而自备；人员短缺，遂尝自采自编以至自己校勘，艰苦支撑，历时七年，终完成四百五十万言初稿，堪称鸿篇巨著，人多以为难能可贵。及后多年，继续增订，初稿所遗缺之专门调查图表谱册，为之补齐，达一百三十卷。限于体例难抒所见，故又著各种专录，广征博考，供学人稽查。浙江图书馆函云：“先生之修陇志，海宇响往，思承典型，前已将大著例目，揭诸本馆馆刊，尚祈将编纂经过，祥为示知，许登载馆刊，以扬西北倡导文教盛。”

张维生活在传统学术（即旧学）终结而现代学术（即新学）蓬勃兴起的历史时期，他在创建新式学校、建立科研机构、保送培养人才、图书馆建设，以及地方工矿、交通、水利兴建等方面多有贡献。他在任甘肃省图书馆馆长时，曾为该馆购置各类图书万余册，又通函征集遍访各省编纂出版的省志，以宏馆藏，并亲为编印藏书目录，尤其是编辑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已成了甘肃省图书馆至今延续的良好传统。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及文化教育工作过程中，深感西北史料散佚难征，乃建议成立文献征集馆，并致函各机关，将重要文档随时抄录副本，送文献征集馆，以供编辑备存史料。他创立甘肃丛书编印馆，自兼馆长，编订目录，出版历代西北人士著述，但因经费等原因而收效甚微。

张维是甘肃一位重要的学者，他品质坚韧，治事接物，出之诚朴；性情沉静，不喜与时人往还，然对来访西北学人，则乐与之商讨，谦抑自持，久交者多能道之。张维无多嗜好，唯喜读书，他收藏图书达七万余册，为西北私家之藏所少见，惜其殁后，全部手稿及藏书、文物散失无存。张维的平生事迹在《中国名人图鉴》（1935年）、《世界名人辞典》（1948年）等书刊中早有刊载。

三、伊斯兰学者马良骏

马良骏（1870—1957），字善堂，又名穆罕默德·尤素夫，人称小马阿訇，回族，甘肃张家川县上磨村人。出身宗教世家，幼年接受伊斯兰经堂教育，勤奋好学。及长，立志深造，负笈千里，访师求学，得到陕西、平凉等伊斯兰教著名经师教诲。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相继担任静宁、平凉、哈密、伊犁和乌鲁木齐等地著名清真寺教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被群众推举为新疆回族穆斯林总掌教。翌年，任新疆联合省政府监察使。马良骏深明大义，舍一己之危，力劝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交出部队、放弃抵抗，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疆省政府顾问、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协委员等职务。1957年归真，享年八十七岁。

马良骏是西北伊斯兰教著名经堂教育家，受到西北广大穆斯林的敬仰。明代嘉靖年间，陕西胡登洲首倡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经长期发展，遂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和云南学派三大学派。马良骏多年致力于经堂教育，奉行陕西学派的宗旨，注重认主学的研究和教育；在教学实践上，主张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学并重；在教学方法上，践行言传身教；在经学人才培养上，他要求品学兼优。他治学严谨，深稽博考，尔林（知识、学问）渊博，即使讲解认主学（凯拉姆）和修辞学（白亚尼）这样艰深的课程，亦能博征旁引，准确表达，诠释详尽。受他教诲的数百名弟子中，有不少人成为西北地区各大清真寺的著名教长。他遵守虔诚，乐施舍散（乜贴），不蓄财物，积善养德，深藏若虚。临终留言：“凡吾子孙，善体吾意，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为小善必获大报，为小恶必遭大歼。吾一生不治产，不蓄财，惟遗经书耳。经书要读，不要陈设，读会了就是宝贝。”

马良骏是一位勤勉的伊斯兰学者。明清之际，一种独特的以伊斯兰教义为内核、以儒家文化话语为外形、以汉文译编著述为载体、以阐释伊斯兰文化精髓为指归的文化运动，在中国伊斯兰学者中间兴起，范围涉及伊斯兰哲学思想、天文历法、典礼制度、语言文字、历史人物、民间习俗、地理等方面，著名的“以儒诠经”文化创举便由此而来。它历时三百多年，是伊斯兰教植根于华夏大地的文化自觉，促使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深层对接和沟通融合，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良骏的学术研究活动自然是这一文化运动的延续，是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马良骏精通阿文、波斯文、汉文三种文字，悉知伊斯兰教历史，伊斯兰文化造诣深厚，平生致力于伊斯兰学术研究，著述丰硕。他撰写、摘编和辑录的书籍达十种二十册，其中汉文著述主要有：《考证回教历史》、《伊斯兰教简史》、《伊犁图考》、《汉阿合璧天文地理志》、《清真诗经译讲》、《大杂学》等；阿拉伯文著述主要有：《大台勒黑素》（教义）、《小台勒黑素》（教义）、《塔里赫》（历史）、《凯俩目哈什耶》（信仰学）、《迈孜拜图》（奥义集锦）、《语法大全分额》、《明灯语法注解》、《绥热甫嘎代》（宗教诗词）等。

译编《清真诗经译讲》，原作由阿拉伯文、波斯文两种文字著成，内容包括长篇赞圣抒情诗160首，续诗3首，祈祷词1篇。马良骏汉文翻译时，又加注“小儿锦”（又叫“消经”或“小经”，是不识汉字的回族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比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更早）。此书1948年在新疆首印，16开精装，版式为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及“小儿锦”并列。1992年，经著名伊斯兰学者林松校勘、简注，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是研究伊斯兰教、经堂语和“小儿锦”价值较高的史料，是研究语言学和翻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研究不同文化接触融通的珍贵文本。

专著《考证回教历史》分为序言编（6篇）和正文编（9篇）两部分，对伊斯兰教历史、教义及中国回族来源进行系统考证和阐释。论述多有独到之处，如依据伊斯兰教教义，阐明世界各大宗教精神相同之原理，以期实现全世界各不同宗教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的宏愿。该书在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广受社会各界的赞誉。1947年，张治中将军在给马良骏的信中称：“先生为回教领袖，德高望重，万流景仰。治忝在后生，素所敬重，最近拜读大著《考证回教历史》，尤极钦佩，如绪言末段，‘凡敬造物主者，应体真主好生之心，推己及物，必不以互相战争为然也，如是天下和平，世界战争熄矣。然一教有一教创立教主，如儒之孔，清之穆，道之老，佛之如来，犹太之摩西，天主教耶稣是也。又各教真谛独标，各树一帜，途径各有不同，其劝人为善之宗旨者，必得其心平，人心平，则无不平矣。又何战争之有哉’等语，具见教主之卓见，仁者之善言，治平素所兢兢致力者亦常在此，得此揭示，益获我心耳。”1939年初版，1947年再版，1949年出版石印本，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