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人族源考证观点梳理

白马人族源考证观点梳理

张映全

摘　要：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白马人的族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本文对这些见解进行了认真梳理，认为文县白马人源于古氐羌，其文化是与汉文化融合而来的一种文化存在。

关键词：白马人　族源　考证　梳理

甘肃文县的白马人，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古代氐族人的孑遗。从史籍记载与文物考古调查以及白马人独树一帜的“白马文化”可以得到证实。

从考古资料看，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很多关于氐羌族与殷商华夏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记载。但那时的氐族还未从她母体羌族中分离出来。甲骨卜辞中虽有“氐”一词，但作携带，兼有征伐、调用之意，并不作为族称。

《山海经·海内经》卷十八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伯夷是四岳的始祖。四岳，姜姓，后来发展成为四个氏族部落。其中一支的首领吕尚，又称姜尚，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同时受封为齐国。这说明，所有的氐人和羌人都同古代传说中的伯夷，四岳有关系，同样可以列为炎帝后裔。

孔晁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云：“氐羌，低地之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也。”最早记载氐族历史的古籍，通常又将氐、羌两族并称互用。可见，氐族虽已出现，但与羌族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有学者认为，古氐人是从远古羌族母体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系统（子氏族或女儿氏族），白马人便是源于古氐族的一支。

由于氐、羌两族的语言和原始文化十分相近，而古籍作者对入居丘陵河谷川坝的低地之羌，特别是羌之汉化融而未全合的部族历史与文化面貌还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加之“氐羌分化”的演变进化过程与汉族和土著长期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交织一起，漫长而又复杂，因此，《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秦汉史籍中所记载的氐、羌两族也常常连用或分用。

在先秦历史古籍中，也有将氐作为单一族名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卷十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这种“人鱼一体化”的形象，严格而论，其实就是鱼图腾。也极有可能是本氏族的祖先与图腾相关的鱼类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笔者在文县白水江流域的岩石上，确实发现了鱼岩画。此岩画表明，在史前那个缺衣少食的漫长岁月中，氐人先祖极有可能以渔猎为生，很可能就是古鱼人国最原始的那个时代氐人先民们渔猎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把动物鱼神化、人格化，盖源于古鱼人国的氐人始祖将生活中与之息息相关的动物鱼，作为图腾进行崇拜。这种情况，也间接地说明氐族文化中很多动植物崇拜的现象和祭祀活动，都是与古鱼人国的氐人先祖当时所处的生态环境所决定的，也是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形态——渔猎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紧密相关的。

《山海经·大荒西经》卷十六也记载：“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文中“互”为“氐”字之讹（郝懿行《山海经笺注》）。这里说氐人是由灵恝所生，“灵”字，从巫，本为巫、神的意思。古时楚人称跳舞降神的巫为灵。至于“恝”字，古时有“契刻”之意，是指在人额上契刻痕迹。说明灵恝是负责氐人氏族内施行契刻仪式的灵巫，并兼有祭祀和药师多种职能，甚至起着原始宗教领袖和氏族部落首领的作用。所以，这个“灵恝”极有可能就是氐族先民传说中的始祖。

“灵恝”在《山海经》中又为“炎帝子孙”。炎帝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其号神农氏，说明他们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氏族部落。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关于氐人国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料，是神话传说，是反科学的妄言，不能视为信史，并据此来否认当时氐族的存在。但剥开《山海经》中神话的外衣，我们便会发现，白马人的妇女以海螺、海蚶壳、鱼骨牌为装饰品，恰恰证明其祖先在古代曾居住在江河之滨。

也有学者依据氐人早先以“天鼋”为图腾而认为，氐人的先祖来自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甚至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也是由氐人从中亚带进来的。“天鼋”作为氐人先祖的图腾崇拜，“天鼋”的形象在中国古代氐人先祖的图案中就有，见于《山海经》中记载的氐人国和人面鱼身像。作为装饰纹样，也早见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原始社会的鱼纹彩陶盆上，商周时期的玉佩，青铜器上亦多有鱼形图案。

甘肃文县铁楼乡强曲村和案板地白马人中的余姓家族，白马语叫“陪如出”。据白马人的上层余流源、余怀生等人讲，他们的氏族部落原本属动物鱼，后来，氏族部落遭灾难，侥幸保住生命，赖以生存，易汉俗，才改为余生的余，取劫后余生之意。古“鱼”“余”同音通用。从鱼“天鼋”而来，是白马人余姓家族传说的特点，说明他们的先祖都以“天鼋”为氏族标志。

学者们仔细观察白马人衣着背心上的纽扣，竟然也是一对对秀丽精致、栩栩如生的银鱼儿！此类“人鱼一体化”的表现具有鲜明的宗教祭祀和对“天鼋”崇拜的意义，可证以“天鼋”为标志的氏族与白马文化间的联系。

近年来，通过对白马地区文化遗址发掘资料和实物及其“白马文化”内涵的不断深入研究，学者们发现氐族史前文化中曾经盛行“天鼋”崇拜。

1985年6月12日，在陇南文县距县城以东约250千米的阴平古道遗址，发现了古人类刻画在露天岩石上的鱼岩画，该岩画长约0.43米，宽约0.29米，厚度为0.054米，重量为18.6公斤，画面鱼体长而偏扁，有鳞和鳍。这幅岩画的发现说明，该地是古氐人活动的区域之一。

1987年2月6日，在同一地点近旁，又出土青铜镈钟，上刻铸“金文”十余字，目前尚难以准确认定。但大家公认，这是文县古阴平国遗址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资料，也是此地当时人群延续过渡到青铜文化时代的历史见证。

当白马氐兴起的时候，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许多民族和部落进入了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后来，“白马氐”日渐强大，发展成为庞大的势力。而今，白马人在追述他们祖先的历史时，也说其祖先是个马神，长相是人脸马身。显然是对马图腾崇拜的表现。从马而来，是白马人传说的特点。但杨氏家族中也有从羊而来的说法，这表明，他们的先祖都是以马和羊为氏族标志，或者说是从马和羊为标志的始祖氏族部落逐渐衍生发展而来的。

从语言来看，白马人有着独特的语言，所讲“白马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的一个独立语言。从语言体系分析，“白马语”与藏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两个分支——羌语支和番语（藏语）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先生认为：“白马人的语言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体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有很大一部分常用语言和西藏语相似或相同，但它和藏语相异部分则远远超出了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甚至也超出了藏语支语言门巴语与藏语之间的差别。因此，我初步认为，‘白马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白马语’受汉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影响情况恰恰像羌语南部方言受汉语影响的情况一样，借词的内容以及借词的语音特点等都与羌语南部方言相类似。”（见《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白马语”是所有白马人同根同源的重要象征。以“白马语”为证，说明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县以及九寨县居住的白马人，应是一个同根同源、同语言的民族共同体。这些同根同源、同语言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白马文化”，都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白马语言“化石”为证，说明古代羌族与氐族原为一族。新兴的氐族在族源上与远古羌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分布又很广泛，而且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在古代的传说资料中就有很多关于“羌”和“姜”的记录。

《说文·羊部》羌：“从人、从羊。”应劭《风俗通》又解释说：“羌……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

大部分古羌人，主要活动在甘肃和青海两省之间河、湟一带的高原地区，过着游猎为主的原始生活，其生产方式和文化水平大大低于入居陇南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上游一带的氐人，但他们却构成为日后羌族的核心氏族和部落系统。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种种不同的条件和原因，西北羌人中的一些部落，又被迫随畜缘甘、青横断山脉南下，不断迁徙分布到中国西北部地区。后来羌族迅速发展，分成为若干支系。羌人中不同的分支系统，子孙繁衍，各自为部落，逐渐发展，演变进化成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

汉代，随畜迁徙住居在甘肃境内的“凉羌”也迅速发展起来，据《汉书》记载，羌人部落约有一百五十种之多。汉代的有关记载中，把甘肃境内的“凉羌”也开始并称为“氐羌”。后来，又将其种类分别称之为“先零羌”、“党项羌”、“烧当羌”、“略阳羌”等部落。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了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而引起了各个氏族部落的演进、分化与重组、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古代氐族就是这样分化、演进与重组而形成的。“白马人”正是神话式的反映了这种复杂错综的形成过程。

古代氐、羌人的氏族部落，在南迁秦陇丘陵河谷低地之后，不仅推动了那里原有的氏族部落发生演进、分化和改组，而且也带来了他们本身的演进、分化和改组。原来他们各不相同的氏族和部落之间，不仅交错居住，互相通婚，而且有时因为某种需要和相同的利益又结为联盟。这一切，都加速和打破了他们原来的氏族部落的界限，跨出了形成另一个民族艰辛的一步。自此以后，他们中的一些族落，在南迁的过程中，又与古巴蜀文化和当地土著多个民族文化相继融合，以致使他们不自知其原本是出于西北远古“羌人”，其种自相号曰“盍稚”，甚至随不知详情的国人一体盲从中原华夏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带有记事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新的族称——氐族。

在通向“氐羌分化”与民族融合的道路上，西北高原羌人中的一些部落集团，自高原络绎南迁至岷江上游、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涪水上游等河谷低地生息繁衍。其中主要有牦牛种越巂羌（今四川西昌东南），白马种广汉羌（今四川西北和甘肃陇南一带），参狼种武都羌（今甘肃陇南武都一带）等部落。内迁并散之四方的这些羌人部落，风俗各异，语言不通，且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据专家分析推断，当时此地曾发生过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但受地理环境因素的限制，他们的族落，因入居温暖宜农的河谷川坝低地较早，而在群羌中首先进入了定居农业社会。加之又经过几百年周边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浸染，其结果是，他们的族落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或以农耕为主，或又偏重畜牧；或被汉族同化，或与土著结合；道路各异，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文化面貌。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这种历史情况，正好与“白马文化”的现状相符合。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演进过程。追溯氐民族的族源、演进与分化、融合与形成过程，史学家们通常称之为“氐羌分化”的过程。

由以上的考证可见，氐族是中华土地上形成的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的西北古老民族。

确定氐人为一个民族，其名也见于鱼豢的《魏略》。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分西戎为氐人、赀虏、西域三部。西域，自玉门至大秦，区域最为辽阔；赀虏，古代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贬称；氐人，大抵以陇蜀间戎落为“氐人”。又说：“其种非一，或号青氐（青衣氐），或号白氐（白马羌），或号蚺氐（冉）。”“中国人即以其服色而名之也。其种自相号曰‘盍稚’。”

笔者认为，历史上的华夏文人习惯于把迁居岷江上游一带氐羌人的部落总称为冉，把住居在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上游河谷川坝低地的氐种部落集团称之为白马氐，又称为白马羌或白水羌。

在甘肃陇南文县铁楼乡白马峪河谷一带住居的白马人中，至今还有尊崇白马和不食马肉的习俗，他们认为马是神灵动物，故尊为“马神”。考白马人的“池哥”面具形象，其中就有象征马型的“马王爷神”面具，其长相是马身人面。这显然是对马的尊崇，是他们图腾崇拜的表现。

历史上的阴平郡（即今甘肃陇南文县），曾经是古代氐、羌民族的世居地，也是白马氐部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这里又是白马氐部族所建阴平国的故土，更是“白马文化”的孕育之地。所以古人在习惯上把居住在甘肃陇南和陕西汉中以及四川广元、绵阳等地的氐、羌人统称为白马羌，又称白水羌。白马羌在西汉时发展成了庞大的势力，曾建立过白马羌国，其国都在今陇南成县，据有今甘肃陇南、陕西略阳和汉中以及四川广元、绵阳的大部分地区，人口三十多万。

陇南文县的白马人，是古代氐族的一支，应与白马氐为一族系。后来，在文县往西白水江西南白马峪河谷两岸海拔约三千米以上的大山林区中，还有自称为“per”（贝）的“白马人”，这大概就是古代白马氐部族遭受兵灾等重大变故后遗留的余部延续下来的。正是这个偏避而隐秘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生存境地，延缓和阻碍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白马氐族长期没有反映自己通用语言的文字，仅以白马语言为约束，语音与羌族相近。所以，他们的历史就很少流传下来。

现在，甘肃陇南白马氐族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合于汉族，靠近藏区的一部分融合于藏族。唯居住在文县白马峪河谷高山林区十五个山寨的最后这一部分白马氐人，民俗尚遗留了一些同而未化，融而未全合的古代白马氐民族的遗风。

虽然白马人的历史被长期淹没和遗忘，可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白马人经历了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在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又锤炼了白马人勇敢顽强的民族性格；在长期的隔离和区域封禁中，客观上有利于保护白马人最终未被外族同化；在地势险峻，交通闭塞，与世隔绝，不遭战祸而安乐的“世外桃源”中，不但造成了白马人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与停滞，而且延缓和阻碍了最后这部分白马人被文明层次较高的汉文化合融为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历史现象，应当是汉族“多元一体”与藏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共同体中同而未化、融而未全合的部分。我们从“白马人”这些现在还活着的古代白马氐部族的孑遗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演进、分化与融合过程的一个典型实例。

（作者简介：张映全，男，汉族，甘肃文县人，西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四川白马人族属研究会会员，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文县一中高级教师，文县地方志编辑。多年从事白马人民俗文化及生态旅游经济研究，多次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发表主要论文有《甘肃文县白马人考略》、《甘肃文县古阴平城遗址出土青铜镈》、《白马民风独树一帜》、《白马氐同而未化、融而未合》、《展示白马风情、发展特色旅游》、《阴平古城遗址的青铜文化》、《关于白马人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思考》、《关于抢救和保护白马文化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文县白马风情特色旅游的条件和开发措施》、《从课改实践中谈教师角色的转换与重塑》等，科研成果专著有《甘肃白马藏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