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因素与内战式政治风格

三、非理性因素与内战式政治风格

大革命中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政治的现象,构成了大革命后法国左翼民主势力异常强盛的传统根源,但它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给大革命后的法国政治注入较多的非理性因素,使政治往往更易于为人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所左右。

比如,人们对大革命时代政治象征物的感情,往往就能够有力地影响大革命后政治演变的进程。法国人民在1814年抛弃了拿破仑,是因为他无休无止的穷兵黩武使法兰西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然而当波旁王朝的白旗在巴黎重新升起的时候,人们顷刻间便又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写道:

波旁王朝是坐“外国大篷车”返回巴黎的。盟国说他们只对皇帝作战,但随着王朝复辟,人们突然发现盟国真正的敌人不是皇帝而是大革命。路易十八返回法国并主持国事,这件事在法国产生了奇异的反响,它使整个国家瞬息之间倒向了三色旗一边。人们立即忘却了帝国的苦难而只怀念它的光荣。人们怀着同样的热情对待三色帽徽和荣誉团的绶带,对待象征大革命的颜色和胜利的旗帜。整个革命的法兰西,同时也是爱国的法兰西,立即万人空巷地欢呼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⁹⁾

然而“三色旗的百日”只是第一帝国的回光返照,波旁王朝的复辟终于在1815年成为既定事实。路易十八尽管不乏政治理智,但他终究仍坚持用白旗取代三色旗,因而也就不能不深深地刺伤仍佩带着三色徽的法国人的感情。复辟王朝的统治于是不可能稳定而持久。当路易十八的继位者查理十世把反动步步推向极端的时候,人们对“白旗”及“百合花”徽记的容忍也随之趋于极限。1830年7月27日晚,推翻复辟王朝的人民起义——“光荣的三天”——终于爆发,巴黎圣母院高高的塔顶上又骄傲地飘扬起大革命的旗帜。这场起义的成果虽然被奥尔良公爵窃取,但他毕竟已只能靠挥舞三色旗来登上王位。实际上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的都是三色旗赋予他的象征意义。7月30日的《国民报》“新宣言”中的这段话,似乎并不是一时的神来之笔:

奥尔良公爵参加过热马普之战,奥尔良公爵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奥尔良公爵是唯一能够再次高举三色旗的人。

而且,这篇“新宣言”还在最后意味深长地写道:“他将从法国人民手里接过王冠。”⁽¹⁰⁾政治家们显然已深深地意识到,在法国要成功地推行任何政治图谋,都不能不考虑到民众的政治意志,不能不利用民众的政治感情。

直到19世纪末叶,人们对三色旗和白旗的对立情感似乎仍在深深地影响着共和制的确立进程。1873年,君主派运动因保王党人麦克马洪当选总统而一度甚嚣尘上,尚博尔伯爵以“亨利五世”的称号在法国重建君主制几乎已成定局。然而这位“亨利五世”昏聩而顽固,拒不接受较为明智的巴黎伯爵的劝告,非要重新打出“亨利四世的白旗”不可,结果导致了君主派势力的分裂(明白人谁愿去为他殉葬),使一场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复辟梦旋又化为泡影。梯也尔有感于尚博尔伯爵的冥顽不化给共和派带来的巨大好处,曾讽刺地称他为“法国的华盛顿”。教皇庇护九世则为此而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

尚博尔伯爵的愚蠢,是因为他长期亡命奥地利,三十年来一直蛰居于城堡之中,为一群耽溺于幻想的贵族所包围,完全不了解法国民众对三色旗的深厚感情。同样以复辟君主制为己任的布朗热将军则与他相反,显得极善于利用人民的“三色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布朗热主义在80年代一度激起法国民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正是从他下令将军营的岗亭涂上蓝白红三色开始的。当然,三色旗所代表的,主要地还只是资产阶级的亚政治文化,因而也只能在当时部分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且它归根结蒂还是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这种差异和矛盾,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为人民大众清晰地认识到,但也不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模糊的表象,而这种表象的下意识的流露,似乎就是他们对于“红色”的特殊感情和刻意追求。“小红帽”之所以能在大革命中成为民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革命象征,恐怕主要就是因为它是“穷老百姓”通常装束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它来象征性地表达下层人民的存在、愿望和利益。这种穷人小帽呈红色而非其他颜色,大概纯属偶然;但既然它已被大革命奉为一种“圣物”,它那能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也就同时获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力。虽然不曾为任何人明确地表达出来,但这种单纯的“红色”象征代表着不同于有产阶级的下层人民的革命要求,却即已是大革命时代人们心中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事实还将在大革命后长期为人们所重视。我们看到,在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无论是直接为自身阶级利益而战,还是为争取共和制而战,都特别注意突出这一“红色”的象征意义。如巴黎工人在1832年的起义中即已开始打出红旗,而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确定以三色旗为国旗的时候,也曾慑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在旗杆上悬挂过一个红色玫瑰花饰。然而,在1848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已经使法国资产阶级对“红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敏感和恐惧。三色旗上的红玫瑰只是昙花一现,它很快就被悄悄地撤去了。第二共和国内政部长福舍还专门颁布法令,禁止人们使用红旗和小红帽等“煽动性标志”,从而第一次宣告了红旗与三色旗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三色旗和小红帽等等革命象征物之所以能在大革命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圣物”,显然与大革命时代异常活跃的群众现象有着不容分割的联系。重视象征符号的表达功能,本来就是人民大众的固有特性;也正是由于人民大众积极参与了大革命的政治,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群体震荡”和“普遍的激动”,才导致了种种革命“圣物”的产生。一个“圣物”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正是因为它已被人民群众指定来集中表达他们的共同信仰和愿望,已成为他们心目中幸福的象征和保障。因此,对这种“圣物”的任何轻视和亵渎,都会被认为是对人民群众本身的敌意和挑衅,都会激起他们的强烈愤怒和报复。由此看来,大革命时代的“圣物”的起源和功能都具有突出的非理性的特征:它起源于非常情感化的群众现象,一经确立便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群众现象的非理性色彩。群众现象本来就忽视理性,极易受情绪因素的支配,判人断物遵循的是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论,非好即坏,非我即敌;而“圣物”的发明,则为群众分辨“好人”和“坏人”、“我方”和“敌方”,提供了一个最简单明了的参照物,大革命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由此被大大简化,其二元对抗性也就由此被进一步推向极端。

大革命中的盛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不仅圣化了三色旗、小红帽等等革命的象征物,而且圣化了法国大革命本身,并由此在革命的法国和反革命的法国之间(或曰左派的法国和右派的法国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内战于是不可避免。大革命时代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全方位的“内战”:革命者不仅在西部围剿过王党反革命,不仅在南部围剿过联邦派反革命,而且在革命阵营内部一刻也不停地清洗着“反革命分子”。不论在何处,对所谓“反革命分子”的镇压都带有突出的“感情用事”的特点,都容易趋极端和搞“扩大化”。在旺代,蓝军往往残酷地夷平村庄,屠戮妇女儿童;在南特,人们把成船的“反革命”溺毙于罗瓦尔河中;在革命法庭上,对被告的判决除了无罪开释便只有死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都能导致最极端的肉体消灭。法国大革命的那种以强烈的情绪化为基本特征的内战式政治风格,看来就是在这种狂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状态中,逐渐形成的。

这种内战式政治风格还注定要长期延续下去,并对大革命后的法国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对于被高度圣化了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记忆,将长期维持由大革命造成的民族政治心态的深刻分裂,似乎大革命在法国开始了一场打不完的内战。事实上,自逃亡贵族随波旁王朝返回法国之日起,法国人就没有打算过在他们那六边形的疆界内和平共处。无论斗争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六边形的国土上总有以左右两翼形式出现的“两个法国”在相互对峙:起初是戴三色徽的法国人和打白旗的极端派之间的对立,到七月王朝建立便开始了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长期决斗,而共和制尚不及最后确立,又已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迫不及待地将法国一分为二。所有这些二元对立局面,虽然各有自己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阶级内涵,但究其深层的历史渊源,又全都同法国大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各个时期的左派,尽管各自的政治纲领大相径庭,但都毕恭毕敬地把大革命奉为自己事业的神圣象征,都不无自豪地以大革命的儿子和继承人自居;而右派则恰恰相反,一贯地表现出恐惧和敌视大革命的态度。而且,无论哪个时期左右派之间的对抗,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大革命时代的那种强烈情绪化的尖锐方式,呈现着势不两立的极端形态。

直到今天,法国政界的左右派仍在不停地回顾大革命这段历史,仍在力图从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寻找灵感和力量的源泉,并且仍在模仿着他们祖先的那种极端激烈的政治风格。从他们的政治论战中,人们还可以时时听到大革命时代各种情绪强烈的政治语汇,还可以时时感到那个时代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刻骨仇隙。例如,1981年社会党人的上台执政曾激起右派舆论一片叫骂,有人甚至扬言有必要重新发动一场“旺代圣战”;而当1986年右派赢得议会选举从而重新控制政府的时候,人们又看到左派示威者在挥舞着“米斯卡丹”(即金色青年)的模拟像大叫大嚷:“不得了了,右派还乡了!”在更激烈的抗议声中,甚至还能听到要取几颗“首级”、要抬出博物馆中的断头机的呐喊。⁽¹¹⁾

从孚雷起,法国的右派历史学家们就在喋喋不休地强调“法国革命已经结束”。(是否企图借此将大革命从左派的参照体系中清除出去,以便削弱其战斗精神?)然而,看来大革命至今仍远远没有结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竟能将其二元分裂性影响绵延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堪称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奇观。漫说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即使曾给美国人造成很深的心灵创伤、至今仍时有争议的美国南北战争,也都不曾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事实,又一次显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魅力,而这种魅力,是很自然地同大革命时代异常活跃的群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强化了革命政治的非理性和暴烈性的色彩,令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才使大革命的进程显得尤其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才使大革命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内战式政治风格,并使这种政治风格被赋予一种独特的传统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大革命中的群众现象,不仅对于理解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风格,而且对于理解整个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传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点。

【注释】

(1)参见C.卢卡斯:《群众与政治》,见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262-263页。

(2)参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66-267页。

(3)参见G.勒邦:《法国革命与革命心理》,巴黎,1925年,第91-94页。

(4)参见A.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512页。

(5)C.卢卡斯:《群众与政府》,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267页。

(6)参见M.伏维尔:《革命心态》,第74-75页。

(7)《导报》,第15卷,第683页。

(8)参见《丹东讲演集》,巴黎,1910年,第564-569页。

(9)P.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20页。

(10)参见P.米盖尔:《法国史》,第340页。

(11)参见M.威诺克:《左派、右派与大革命》,载法国《历史》杂志1988年7-8月号(总第113期),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