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节日中的狂欢文化

三、革命节日中的狂欢文化

至于革命崇拜的礼仪——各种节日庆典,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从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精英极为重视的新人教化手段。大革命时期的节庆活动,许多都是精英人物制定、规划和组织的。尤其是在共和二年,雅各宾专政使自发性的群众节庆活动渐渐销声匿迹,节日的官方教化性色彩空前突出。但是尽管如此,革命节日所固有的那种大众文化的特质却从来也没有消逝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革命时期的节庆活动与天主教国家传统的狂欢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狂欢文化向来就具有强烈的大众文化色彩,甚至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在乡土社会和天主教传统深厚的法国,节日主要集中在收获时节及圣诞节、忏悔节期间,而且许多都带有狂欢的性质,人们在这时似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尽情地寻欢作乐,大吃大喝,狂歌乱舞,展示各种性象征物,带着面具进行非礼仪化的放纵。这种狂欢活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打破现存秩序。本来乡土社会是极重视等级秩序的,各等级界限分明,上下有序,不可混淆。可在举行狂欢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限制似乎都不存在了,人们同欢共乐,全无高低贵贱之分,庆典仪式上的社会等级甚至被颠倒着排列。这是一个解脱的时刻,一个意味深长的颠倒正常价值观的时刻,尽管这种“颠倒”只是暂时的、闹着玩儿的或者说象征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要从丧气的生活条件和压抑人的世间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潜在愿望。显而易见,这种狂欢活动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象征性的颠覆(俄国学者巴赫金甚至据此认为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文化)。也正是这种“颠覆性”特征,使狂欢活动和革命具有了某种亲缘关系:因为革命无疑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东西,与狂欢活动不同的只是革命的颠覆性更具有实际意义而已,狂欢无非是象征性的“革命”,而革命也无非是除去了面具的狂欢。事实上两者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节日常常会引起纠纷甚至严重的动乱,而群众性的动乱又往往带有某种狂欢节的气氛。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这句名言的列宁,显然对此深有同感。革命能在群众中引起狂欢,大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还有什么能比终于实实在在地吐了一口恶气更大快人心的呢?

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些重大革命事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人民大众狂欢文化的色彩。巴士底狱被攻克后,人们把守备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在矛尖上游行,并在夷平该城堡后的广场上竖起一块木牌,上书:“大家都来跳舞!”类似的革命节日第二年又重现于马赛:人们攻取了那儿的一座被称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要塞——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舞在全城游行,有人还用棍子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当1791年在阿维尼翁市格拉西埃街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爱国派分子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了庆祝游行,其中有传统的酒神彩车招摇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饮,一片狂欢节的热烈气氛。

在法国,尤其在法国的外省,群众的狂欢活动很早以来就具有突出的非基督教化特点。很多狂欢活动都发生在传统的基督教节日里,从而使之褪去了不少宗教色彩。如在奥维涅地区,人们在宗教节日期间最热衷于从事的活动是玩九柱戏或骰子戏,在漂亮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窗前起哄(所谓“沙里哇里”),看被砍去脑袋后的鹅表演,或在隐修院的内院狂歌乱舞。在普罗旺斯,青年人则喜欢搞一种所谓“假充好汉”的闹剧:他们着戎装,佩刀枪,簇拥着载有异教神灵的彩车,随同一列列滑稽可笑的游行队伍行进,同时燃放烟火。此外,还有许多群众性节庆,如五月植树节、赛马、牲畜献祭,以及爱克斯地方的塔拉斯各龙大典,都没有任何基督教性质。大革命的节日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世俗化或非基督教化倾向,发源于外省的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发生及其各种礼仪表现,如理性神崇拜、反宗教化装舞会等等节日的出现,显然也直接体现着人民大众狂欢文化的这种反基督教传统。即使是还有主教做弥撒这种基督教内容的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庆典,也已出现了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国之类世俗的新因素(伏维尔据此认为这是一个反映了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节日)。而且这个节日本身也是从大众文化风气更浓厚的外省发源的:最初是东南部德罗姆省首府瓦朗斯附近的埃图瓦尔地方各国民自卫军部队举行的联盟宣誓活动(发生于1789年11月29日),后来,从多尔到邦蒂维的国民自卫军(1790年初),从里昂到斯特拉斯堡或里尔的国民自卫军(1790年春),都相继效法搞起了类似活动,形成了一股普遍团结联盟的风气,影响到巴黎,才酿成了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时在马尔斯校场上举行的全国性联盟节。

其次,革命节日的人民大众文化特质还表现为人民大众对节日的广泛参与。大革命中各种自发的、群众性的节日自不待言,即使在这类民众节日被一概取缔的恐怖统治后期,民众的参与仍然是各种官方组织的节日的基本特征。如1794年夏天的“最高主宰节”前夕,为组织一支5000人的合唱团,政府动员了歌剧院演员和音乐学院学生让他们深入巴黎各区教唱《最高主宰颂歌》。这次节庆的游行仪仗空前壮观,人数多达50万之众。实际上自第一次全国联盟节起,资产阶级精英们一直就很注意把人民大众组织到官方举行的节日活动中来,尽管各个时期统治者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在伏维尔看来,这一情况说明,精英分子关于节日的指导思想深受狄德罗和卢梭的影响。这两位启蒙思想家都认真探讨过新时代的节日形态问题。狄德罗对宫廷贵族的节庆活动极为反感,甚至不能接受意大利式的剧院演出活动,说它追求的是“在只有几百人的昏暗角落里娱乐”;卢梭也认为剧院里的演出决不是人民的节日,在他看来,人民的节日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这里没有演员和观众的区别,人人都来表演:“在存在着自由的情况下,哪儿充满人群,哪儿就一片惬意。在广场的中央插上一根装有花冠的长矛,把人民聚集到那里,你们便有了一个节日。更好的做法是:让观众去参加演出,让他们自己变成演员,让每个人都走到别人当中并使自己得到愉悦,以便使大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⁷⁾卢梭和狄德罗的这种节日理论在促使资产阶级精英注重革命节日的群众性方面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但仅仅把原因归结为这一点却不免显得单薄。因为很显然,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某些阶段需要人民大众的支持,以及某些富于革命理想的精英分子需要通过节日来教化人民大众,恐怕也是官方节日中出现大规模民众参与的不可小视的原因。

当然,人民大众本身的参与热情所起的作用似乎也不可低估。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共和二年法国民众参与节日活动的热情之高,可以从他们在剧场看戏时的表现略见一斑。戏剧这种“节庆”形式尽管为狄德罗和卢梭所不齿,但由于雅各宾派十分重视戏剧的民族教化功能,用之作为“开明民族的初级学校和国民教育的补充手段”(1793年9月5日《导报》),故不仅没有被排除,而且还在革命高潮时期显出一派繁荣发达的景象。而且,当时在剧院看戏已不再是社会上层的特权,许许多多的无套裤汉也在政府的赞助下大模大样地进入了剧院,从而使剧院观众的成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同时,大约多少还是受了些卢梭思想的影响,这时的观众已不再是以往的那种消极的接受者了。据称他们已变得“从未有过的好激动、爱吵闹和蛮不讲理”。戏文中反派角色的台词往往会激起观众的一片狂呼乱骂,而一听到富于爱国心的唱段,人们就又会群情激奋地跟着大吼大唱起来。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观众们还会涌上舞台和演员们一起载歌载舞,直至终场。这里我们看到,在充满政治参与热情的无套裤汉的奋斗下,人民大众的狂欢文化甚至侵入并改造了精英文化的典型产物——戏剧,把它变成了一种有声有色、名副其实的民众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