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这种思想对吗

三、“革命”——社会的危机

人们在期待着未来的革命,但未来的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也许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当乐观。他们似乎认为,既然革命并非动乱,而是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的,那么它就将是一个平稳、一帆风顺的过程,其间没有暴风骤雨、惊涛骇浪,没有尔虞我诈、阴谋诡计,更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有的只是至虔至诚的理性崇拜,轻言慢语的问题讨论,温文尔雅的你谦我让,和公意达成、革命成功时的万众欢腾、普天同庆……总之,那将是一个理性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代,一个祥和、升平的世界。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革命”在当时许多开明作家笔下会被涂以“仁爱”的色彩。就未来的法国大革命而言,它就曾被设想为“将不是通过武器的力量、强制和暴力,而是通过普遍的信心、根据全国所有等级的一致意愿来进行的”,被设想为一场“最彻底”同时又是“最有益”的革命。有人还这样鼓吹:未来的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也以“17、18世纪在精神领域发生的革命”为渊源;而这场17、18世纪的革命乃是“讲礼貌、重知识”的现代欧洲之母,所以经过开明知识分子的准备,未来的大革命也将以仁爱的方式进行,它将通过公共讨论来普及和强化自己的原则。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在当时对“革命”的看法都这样乐观。很明显,当卢梭说出“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会怎样?”(《爱弥儿》)的时候,当马布利认为革命即使有可能被导向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种“动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流露出一种对于革命的形态和前途的深切焦虑。他们似乎隐约地感到,革命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危机状态,有可能出现各种动荡、危险和艰难困苦,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意味着一个民族为摆脱奴役将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说一个民族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必须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总之,革命决不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戏。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最明确地表述过“革命”的这种“危机”特征的人,大概莫过于兰盖(Simon-Nicolas-Henri Linguet)——当时的一位报纸主编。他的《政治年鉴》(全名为《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在大革命前曾经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报纸,每期印数多达二万份,居当时全欧之冠。就在这家报纸上,兰盖向人们发出警告:即将到来的革命决不像哲学家和行政改革者们所许诺的那样是一场“和平的转变”;其实任何革命都是一场“危机”,是决定一个患病的社会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政治年鉴》开始出版于1777年,1788年年末停刊。该报纸的头几期对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革命”作了认真的分析。兰盖忧心忡忡地指出,这场正在降临的“革命”带着“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外观,似乎要在欧洲文明史上创造一个“最幸福最和平”的时代,可在实际上却是对欧洲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在当时社会内部已集聚了许多破坏性的力量,而“革命”极有可能把这些力量释放出来。关于当时欧洲的现实状况,兰盖认为有两大特点:一方面,那里已经出现了空前的、普遍的繁荣:城市得到了美化,而且在相互攀比中变得越来越美;交通得到了改善,变得方便而安全;乡村中建起了许多城堡,奢侈的欲求在那里聚敛了应有尽有的宝藏,为艺术的研究准备了充足的对象——“享乐从来没有过地普遍化、方便化和社会化了”。另一方面,欧洲又面临着空前严重而紧迫的“天下大乱”的危险。危险的根源是一种彻底的绝望情绪,其后果将是人口的骤减;而且,由于长期养尊处优,当时的人们已不复拥有他们的祖先对付类似情况的本领,故而灾难将会更加严重。何以竟会产生这种危险的绝望情绪?在兰盖看来,这全是废除农奴制造成的。我们知道,随着农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农奴制的西欧封建庄园在14、15世纪全面衰落并瓦解,大量农奴由此获得了自由。这本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促进了近代商业社会的产生,因而是值得欢迎的。可是兰盖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幸事。相反,他认为像这样仅仅为剥削的目的而解放农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种使广大群众沦为雇佣奴隶的新形式的剥削,虽然造就了欧洲的普遍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形成了严峻的阶级对立局面,以致于很有可能发生斯巴达克式的“奴隶战争”,导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在处境日益悲惨的平民百姓的绝望和少数阔佬的奢华之间,只能靠刺刀和绞架来维持某种平衡。而刺刀和绞架虽能制服民众的骚乱,却“既不能扑灭每日都在他们心中升腾的怒火,也不能消除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竭的贫困,而这种贫困也只是通过消耗那些可怕的力量才抑制住他们的激情的”。兰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受武装力量遏制的被压迫者在不幸中默默地死去,进而使欧洲的繁荣也归于消灭;或是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推举出某一位“斯巴达克”,率领他们揭竿而起,奋力推翻吃人的现存秩序以争取“真正的自由”。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欧洲只有两个前途:不是在平静中走向毁灭,就是在暴力革命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兰盖无疑是相当激进的。实际上,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他的某些言论已经预示了19世纪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除了内容上的激进性以外,兰盖的言论还以其形式上的富于鼓动性著称。在革命前夕的法国报刊界,兰盖被认为是最善于调动读者感情和意志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报刊能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文字”可以变成一种高效政治炸药,这种炸药可以被用来摧毁它所攻击的任何目标。看来,也许正是内容上的激进性和形式上的鼓动性之间的结合,使兰盖得以在大革命前的欧洲报刊界获得独占鳌头的巨大成功,并成为革命时代法国激进报刊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先驱。

但是,同其言论内容的激进性比较起来,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兰盖的写作风格,亦即语言形式上的鼓动性。最近出版的一本兰盖传记的作者指出:“即使兰盖不是某种已经存在的写作风格的创造者,他也一定是使用这种风格的最非凡、最聪明的老手。唯有他能够使这种风格成为政治批评和思想传播的有效工具。”他的成功,使他的写作风格引起了革命时代许多报人的效仿,其中不仅有布里索、马拉、巴贝夫等许多革命思想家,甚至反革命的马莱·杜邦和热月时期最成功的反革命作家里舍尔-塞里兹等都受过他的重大影响。兰盖的写作风格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1)热衷于把观念的冲突变成人格的冲突,即通过诽谤论敌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且用词粗鲁,不加虚饰;(2)遇到难关时往往归咎于别人的“阴谋”,大叫有人捣鬼;(3)强调宣传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对论敌要穷追不舍、狠打“落水狗”。总之,兰盖在写作上重视的不是理性的启示,而是感情的激发,他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诉诸读者的情绪和感情的超凡能力,是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鉴于兰盖对当时法国社会公众的巨大影响,他关于革命的预言对于人们的政治心态所产生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这一预言本身就足以耸人听闻,可兰盖似乎还嫌其不够味,还以他特有的那种富于感染力的笔调来刻意加以渲染,给人以种种悬念,引起对事态发展的种种猜测,并使人产生一种紧迫感。在指出了欧洲前途的两种可能性之后,兰盖紧接着又这样告诉人们:“各种情势都在一天天地向我们逼近,我一定会在本报如实报告情况,让这些情势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后来的各期报纸里,兰盖向他的读者们展示的却是一系列相互之间缺乏关联的事件,似乎这个时期一切都乱了套,完全违背了正常的事态发展进程,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充满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样一来,兰盖的报纸便显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时代感”,好像时代已不再像人们通常所感到的那样呈现稳定的线性流动状态,而是断断续续、一段一段互不相联,像醉汉似地打着一个比一个可怕的趔趄,蹒跚前行。显然,这种时代的进程每一步都可能是一个危机,而每一个危机都会把欧洲带到世界末日般的大灾难的边缘。也就是说,未来的大革命弄不好会是一场突发的全面崩溃!

不过,兰盖似乎还颇懂一些辩证法,很知道一些“祸兮福所倚”的道理,因而这种悲观主义还只是他的“革命”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表露出某种乐观情绪,因为他在指出欧洲随时可能面临巨大灾难的同时,又表示相信:任何情形都可能向其反面突然转化,因而,每一场大难至少都会带来实现“千年至福”理想的可能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常常突发奇想,提出一些奇特的救世之道。例如, 1778年,他曾主张所有大国同时宣布破产,“扎入浴缸洗个澡,用这种猛烈而有益的办法来恢复青春,然后它们就会获得它们以往从未有过的活力”。1788年,他又呼吁国王同平民联合起来扫除一切特权机构。然而,兰盖的这种“千年至福”的乐观主义,似乎丝毫也没有减轻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那种关于“革命”的世界末日般的危机感,相反,就像绘画中两种极不协调的色调放在一起,能使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一样,它只能使这种危机感更加深化。

这样看来,兰盖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很像一个在“革命”问题上妖言惑众的巫师:他一方面以危言警世,在人们的心头罩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恐怖阴影,一方面又宣扬一种“否极泰来”的可能,鼓动人们以超常的努力去争取“千年至福”的前途,使得本来已惊恐万状的人们变得更加躁动不安。总之他在以其非凡的语言天才操纵社会心理,给当时的法国带来一片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