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古籍文献

黎族古籍文献_中国黎族

第二节　黎族古籍文献

黎族古籍蕴涵了黎族社会历史各种文化信息，内容丰富，是了解黎族社会、黎族文化的重要资料来源，其中黎族古籍文献下限时间为1949年。

一、汉文黎族书面古籍文献

汉文黎族古籍文献最常见的是各种志书、方志、舆图等，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私人著述和游记等。志书有一统志、通志、府志等类型。在这些志书中从不同的方面记述了黎族地区的情况以及黎人的活动。

（一）府志

琼州府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立，辖3州10县，清朝因袭明制。琼州府志由琼州知府主修，专门记载整个海南岛（琼州府）的古籍有21部，其中失传的有12部。主要内容有舆地志、建置志、田赋志、军政志、职官志、选举志、官师志、人物志、海黎志、艺文志、杂志等。

琼州府志中已失传的书有12部，即《朱崖传》《琼州图经》《琼管图经》《琼管志》、宋《琼台志》《琼海方舆志》《朱崖录》《崖州志略》《琼志稿》、明周希贤《琼州府志》《琼州府志稿》等。

专门著述黎情的图书如《琼台外记》，现存9部，即明《琼台志》《琼州府志》12卷、《琼郡志》、清《琼州府志》19卷、清《琼州府志》10卷、清《琼州府志》44卷等。

（二）州志

明代海南岛有3州：儋州、万州、崖州，民国又将3州改县，即儋县、万宁县、崖县。

儋州在历史上又称昌化军、南宁军，明代恢复为儋州并固定下来；万州曾经被称为万安州、万安军，明代改为万州；崖州曾称为振州、朱崖军、吉阳军，明代改为崖州，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升为崖州直隶州。

州志是一州之志书，元明清制度，以大邑为州、小邑为县，州隶属于府或直隶于省，清代的崖州直隶州，州有领县，也有不领县。明清州志的体例，直隶州的志书体例和府志体例一样，有属县的州，不仅有属县，而且有其州境，所以，以府志的体例记载属县的事情，以县志的体例记载本州境的事情。州志的内容主要有：疆域志、建置志、赋役志、学校志、兵防志、秩官志、人物志、乡贤志、流寓志、贞节志、祥异志、古迹志、风土志、灾祥志、艺文志、黎歧志、外志、杂志。

儋州的方志有8部，其中2部已失传。

《南宁军志》宋代，亡佚。在《永乐大典》有《南宁军志》的记载。蒲圻张氏大典辑本收录。

《儋州志》卷数不详。（清）沈一成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刻本。亡佚。《序》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韩祐修《儋州志》。

《儋州志》3册，（明）曾邦泰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任知州时修，董绫（州人）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刻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

《儋州志》3卷，（清）韩祐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刻本，抄本，故宫博物院藏。主要内容分疆域、学校、艺文3类。

《儋州志》卷数不详，（清）王清云修，光绪三十年（1904年）刻本。

《儋县县志初集》1册，（清）王云清编稿，民国17年（1928年）石印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

《儋县志》18卷，卷首1卷，彭元藻、曾友文修，王国宪纂。民国24年（1935年）修，民国25年（1936年）铅印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

《儋县续志》1册，海南书局编，民国25年（1936年）铅印本。

万州的方志有6部，其中3部失传。

《万安军图经》宋人撰，亡佚。

《古宁野纪》（明）郑敦复修。亡佚。

《万州志》（明）茅一桂撰，亡佚。据（清）李琰《万州志》载：“一桂，归安人，明万历（1573～1619年）中任，创辑州志。”

《万州志》4卷，（清）李琰修纂，朱仲莲辑。康熙十八年（1679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万州志》（清）汪长龄修，杨士锦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善本。

《万州志》10卷，（清）胡瑞书总纂，杨士锦纂，道光八年（1828年）修成，刻本，广东中山图书馆藏。

崖州方志有7部，其中3部失传。

《吉阳军图经》1卷，宋人撰。亡佚。

《崖州志略》4卷，（明）钟芳撰，明正德三年（1508年）撰。亡佚。

《崖州志》卷数不详，（清）张擢士纂，亡佚。

《崖州志》2卷，（清）李如柏修，张擢士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亡佚。黄华田手抄本，主要是以张擢士的《崖州志》为底本。

《崖州志》10卷，（清）宋锦修，黄德厚辑；以李如柏《崖州志》为底本增修，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成，刻本，1953年抄本。

《崖州直隶州志》24卷，（清）钟元棣修，张隽纂，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崖州志》22卷，民国3年（1914年）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本排印，铅印本。

（三）县志

县志是一县之志书。县志的数量较多，记载内容最详细。县志的内容主要有：舆地志、地理志、建置志、经政志、田赋志、兵防志、海黎志、祠祀志、旋具志、学校志、艺文志、杂志、名胜古迹、人物志、职官志等。

明洪武年间，设琼州府3州10县。10县是：琼山、澄迈、定安、文昌、会同、乐会、临高、昌化、陵水、感恩。清代仍沿袭10县建置，海南古代县志主要是这10县的县志。

琼山县志有6部，全部保存下来。

《琼山县志》12卷，8册，（清）潘延侯修，吴南杰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本。

《琼山县志》10卷，（清）王贽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刻本。

《琼山县志》16卷，8册，（清）于霈、杨宗秉纂修，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本。

《琼山县志》30卷，卷首1卷，16册，（清）李文煊修，郑文彩等纂。咸丰五年（1855年）修成，咸丰七年（1857年）刻本。

《琼山县志》28卷，（清）徐淦修、王国宪纂，宣统三年（1911年）刻本。

《琼山县志》28卷，朱为潮、王树藩等修，李熙等纂，民国5年（1916年）修成，民国6年（1917年）刻本。

澄迈县志有7部，2部亡佚。

《澄迈县志》卷数不详，（明）林堪纂修，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撰，亡佚。

《澄迈县志》卷数不详，（明）曾拱壁修，李同春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亡佚。

《澄迈县志》4卷，4册，（清）丁斗炳修，曾典学纂，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本。

《澄迈县志》（清）秦大章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本。

《澄迈县志》10卷，（清）高魁标纂修，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本。

《澄迈县志》10卷，（清）谢济韶修，李光先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

《澄迈县志》12卷，（清）龙朝翊等修，陈所能等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本。

定安县志共有14部，8部亡佚（其中4部是明代定安方志，另4部是清代方志）。

《定安县志》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纂修，亡佚。

《定安县志》（明）黄谦纂，景泰间（1450～1456年）成书，亡佚。

《定安县志》（明）王佐衡纂修，嘉靖（1522～1566年）初年成书，亡佚。

《定安县志》（明）宋贤修、吴纲纂，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本。亡佚。

《定安县志》（清）马光修、陈端蒙、陈天贶纂，顺治二年（1645年）。亡佚。

《定安县草志》（清）莫大任修，莫魁之纂，雍正八年（1730年）成书。亡佚。

《定安县志（草志）》（清）周祚熙修，王峋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修，亡佚。

《定安县志》（清）梅占元修，王映斗纂，咸丰四年（1854年）刻本，亡佚。

《定安县志》8卷，4册，（清）张文豹修，梁廷佐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刻本，乾隆间（1736～1795年）增修。

《定安县志》10卷，（清）葵凌霄、吴应廉等修，王映斗纂，光绪三年（1877年）修，刻本。

《定安县志》4卷，4册，（清）董兴祚纂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本。

《定安县志》10卷，（清）宋席珍修，宣统三年（1911年）刻本。

《定安县志》10卷，卷首1卷，（清）吴应廉修，王映斗纂，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广东省定安县地理调查表》1册，民国时沈熔编，抄本，广东中山图书馆藏。

文昌县志有9部，亡佚3部。

《文昌县志》（明）李遇春、叶懋同修，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修，亡佚。

《文昌县志》（明）周廷凤修，林梦正纂，崇祯（1628～1644年）修，亡佚。

《文昌县志》（清）邓生柏修，吴廷缙辑，康熙元年（1662年）修，亡佚。

《文昌县志》（清）沈修，欧阳敬纂，康熙十年（1671年）刻本。

《文昌县志》10卷，（清）何斌、郭炳如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本。

《文昌县志》10卷，4册，（清）马日炳纂修，朱顺昌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刻本。

《文昌县志》16卷，卷首1卷，（清）张霈等修，林燕典纂，咸丰七年（1857年）修成，咸丰八年（1858年）刻本。

《文昌县志》16卷，（清）刘彬华修，同治年间（1862～1874年）刻本。

《文昌县志》18卷，卷首1卷，李钟岳修，林带英纂，民国9年（1920年）修成，刻本。

乐同县与乐会县于1959年合并为琼海县（即今琼海市），乐会县于民国3年（1914年）改称琼东县。关于琼海市的方志有12部，亡佚4部。

《乐会县志》（明）鲁彭撰，崇祯十四年（1641年）修，亡佚。

《乐同县志》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刻本。亡佚。

《乐同县志》（清）曹之秀修，梁英裘纂，康熙八年（1669年）修，刊本。亡佚。

《乐同县志》（清）于瞕续修，卢日光辑，乾隆三年（1738年）刊本。亡佚。

《乐同县志》（清）胥锡修，吴隽导辑，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刊本。

《乐同县志》10卷，（清）于煌、万卜爵修，杨缙铨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

《乐同县志》10卷，（清）陈述芹纂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

《乐同县志》10卷，（清）宋垣坊纂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依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补版重印。

《乐会县志》不分卷，（清）林子兰修，陈宗琛纂，康熙八年（1669年）刻本。

《乐会县志》4卷，卷首1卷，4册，（清）程秉造纂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刻本，嘉庆（1796～1820年）后抄本，崇文斋抄本。

《乐会县志》8卷，（清）林大华纂修，宣统三年（1911年）修成，石印本。

《琼东县志》10卷，（清）陈述芹纂修，民国14年（1925年），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补刻本，铅印。

临高县志共有3部，1部亡佚。

《临高县志》（元）先靁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撰。亡佚。

《临高县志》24卷，（清）聂缉庆、张延修，桂文炽、汪瑔纂，光绪十七年（1891年）修成，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修校刊，刻本。另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补刻本。

《临高县志》12卷，（清）繁庶纂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刻本。

昌化县于民国3年（1914年）改称昌江县，古代方志有3部。

《昌化县志》5卷，（清）方岱、琚之粲纂修，康熙三十年（1691年）刻本。

《昌化县志》11卷，卷首1卷，（清）李有益纂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刻本。

《昌化县志》18册，曾国霖纂修，民国13年（1924年）修成。

陵水县古代方志有7部。

《陵水县志》宋人撰写，刘奕作序。亡佚。

《陵水县志》（清）高首标修，康熙十三年（1674年）刻本。

《陵水县志》不分卷，（清）潘延侯等纂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本，传抄本。

《陵水县志》10卷，（清）卫晞骏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本。

《陵水县志》10卷，4册，（清）瞿云魁等纂修，蔡群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刻本。

《陵水县志》6卷，卷首1卷，（清）白家斌修，曾灿奎纂，道光十四年（1834年）修成，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

《广东省陵水县地理调查表》1册，民国时沈熔编，抄本。

感恩县即现今东方市，感恩县志有4部。

《感恩县志》（清）崔国祥修，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本。

《感恩县志》10卷，（清）姜焯、李茂等纂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刻本。

《感恩县志》20卷，卷首1卷，4册，周文海修，卢宗棠等纂，民国18年（1929年）修成，民国20年（1931年）铅印本。

《广东省感恩县地理调查表》1册，民国时黄炳瑄编，抄本。广东中山图书馆藏。

民国时期海南岛的三部志书。

《海南岛志》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该书以各县市实地调查报告为主，内容涉及海南岛的土地、气候、人口、行政、社会、组织、教育、宗教、名胜古迹、产业等方面的调查。

《海南岛新志》陈植编著，民国38年（1949年）铅印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内容涉及建置沿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行政区、社会组织、文化、资源、产业、交通等。

《琼崖志略》许崇灏编著，民国34年（1945年）编著，民国36年（1947年）铅印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详细介绍了历代征抚、民俗、人口、气候、移民、屯田、治黎、吏治、物产等方面的情况。

二、汉文黎族铭刻古籍

海南黎族地区的汉文石刻、碑刻，凡涉及到黎族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等方面内容时，成为黎族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缩影，对研究黎族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分以下三类。

（一）与政治、军事有关的石刻、碑刻

这类石刻、碑刻是封建统治者为宣扬其政策、巩固其在海南岛势力、记载其军事活动而立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海南岛实行“剿抚并举”的治黎政策。对此，黎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不断，反抗斗争始终贯穿整个古代黎族社会。中央封建王朝为巩固其在海南岛的统治势力，不断派兵入岛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军队所到之处，常留下石刻、碑刻以记载其军事活动的过程。这类石刻、碑刻有元代的“大元军马到此”石刻、“大元军马下营”石刻，明代的琼中县中平镇加慢新村石刻、黎母山镇水上村石刻、湾岭镇金包村东坡岭石刻，清代的“手辟南荒”石刻、“平黎善后”碑、“奉县示禁”碑，近代的“抚之化之”石刻。

在军事镇压后，封建统治者又想从政治上加强其统治势力，在黎族地区规定严格的法规、律条以治黎。这方面的现存碑刻有清代的“奉道宪严禁”碑、“奉宪永禁扰索示”碑等。

“大元军马到此”石刻是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征剿海南岛黎族起义的历史见证物。石碑位于现在的东方市天安乡陈龙村旁陈龙河边的一块大石上。石刻上没有落款。“大元军马下营”石刻，位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一巨石上，落款是：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立，十一日之黎婺山。这两个石刻是元朝军马在征伐黎族起义时留下的痕迹，没提到是谁所题，据考证，是由当时任海南海北道宣慰司都元帅朱斌题写。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加慢新村石刻，是位于加满村东面200米巨石上的石刻，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将领耿天壁带兵征伐“南建州”后留下的石刻，内容为：“大明洪武下琼州耿天壁军民到此开通道路。”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水上村石刻，是万历年间镇压黎族马矢起义时留下的石刻。内容为：“泽布千秋永，功成六月奇，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明万历庚子温陵庄谓扬题。”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金包村东坡岭石刻，是明万历年间镇压黎族马矢起义时留下的石刻。“平黎勒石，明万历二十有七年”，旁记明将邓钟率兵攻打硖门，镇压黎族马矢起义的事。

“平黎善后”碑，位于琼州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是为清政府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歌功颂德的。

“奉县示禁”碑，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立碑时间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碑文模糊不清，但从残存的文字上看，记载内容为清政府在陵水县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经过。

“奉宪永禁扰索示”碑，位于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番豆村。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道光九年（1829年），崖州洋琳峒（今三亚市雅亮乡）爆发黎族农民起义，道光十三年（1833年），爆发儋州农民起义，清政府在海南的统治受到致命打击，不得不下令把琼州道以下的总兵、知府、知州等大小官吏革职，以缓和阶级矛盾，并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立“奉宪永禁扰索示”碑。碑文近700字，记载清政府严禁地方官员以各种名目勒索黎民百姓，安抚黎族苗族人民的具体方法。碑的右面还刻上当时的总管、哨官、头家等人的名字。此碑既体现了黎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胜利，也在当时起到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

“奉道宪严禁”碑，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1958年发现。是“抚黎总局”针对黎族社会盗贼猖獗的情况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而立。碑由两块组成，碑文近千字，有如下内容：“人心不古，风俗日偷，不法之徒日以买红藤为名，夜则盗窃牛马，肆行无忌。而熟黎峒之人，往往入黎唆诈，贻害无穷。”为了社会稳定，地方官府依“道宪赏准，给示勒石，以垂永远。”民等“务须恪遵禁条，安分守法，不得稍有违犯。尚敢故违饬，该总管等送局员究治，决不姑宽，凛之毋违……”此外，碑文中还有对造魔符害人、偷盗及纵牛马损食人物、偷盗野生之物、客（汉）黎货物买卖中的欺骗行为等，都作了明确的定罪及处罚规定。这种以立碑文的形式制定社会治安的处罚条例，在黎族地区是第一次。此碑在当时起到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

“抚之化之”碑，位于东方市东方村的陈龙河边。1933年，国民党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直属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在前往当时的东方县东方村巡视时，在陈龙河边的大石上刻下此四个字，表明他“治黎”的方式和手段。陈汉光在五指山黎族苗族聚居区“剿抚并举”，其所到之处都要刻石立碑以记其功劳。

（二）与经济、社会开发有关的石刻、碑刻

此内容的碑刻、石刻现存的不多。主要有清代的“执照”碑、“禁采石碌”碑、“汉马伏波之井”碑、清代冯子材石刻如“仙掌云开”“一手撑天”“巨手擎天”“百越锁钥”等。

“禁采石碌”碑，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六月，是清政府为禁止民间私采亚玉山（今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岭）铜矿而立的碑刻。碑文中有如下记载：“永远封禁，所有县属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这一碑刻，不仅是研究常见石碌铜矿开采历史的史料，也是研究海南岛黎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资料。

“执照”碑，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碑文不清，无从判断立碑的缘由。但从其位置与“禁采石碌”碑相近来看，应该与石碌铜矿开采有关。史料记载，石碌铜矿开采的时间可以上溯到明代，由明至清，石碌铜矿多为私采，所以朝廷几次议开，又几次禁采。开采铜矿必须经当地政府许可，登记在案，发给开采权。因此，“执照”碑应该是记载乐福当地政府准许开采亚玉山铜矿的证物。

“汉马伏波之井”碑，位于东方市罗带镇十所村，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立，为纪念汉代马援开发海南黎族地区的功绩而立。《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往来南海、抚定朱崖，调立城郭，置井邑”。相传，马援率兵到达今东方市罗带镇十所村时，天气炎热、士兵饥渴难耐，将军所骑白马用蹄子在地上掘出甘泉。后人为纪念马援的功德，就在该处挖出一口井，取名“伏波井”。

冯子材十字形大道碑刻，是冯子材抚黎政策的写照，他仿照明代海瑞“开通黎峒十字路之议”，制定了有利于黎族社会发展的《抚黎章程十二条》。他以五指山腹地水满峒为中心开通十字大道，大道开通后，其下属为纪念开路成功，在每条大道旁的巨石上题刻。

十字大道之乐太路：从乐安营（今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经凡阳（今五指山市番阳镇）、毛阳、水满、什万至太平营岭门市（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十字大道之宝薄路：从宝停营（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经文化市（今五指山市南圣镇）、毛祥、水满、红毛至薄沙营（今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冯子材在“乐太”路旁大石上亲笔题写“手辟南荒”。冯子材的属下江国荣在十字大道旁题写“一手撑天”，纪宝光、杨树熏题了“巨手擎天”，方长华等人写的“仙掌云开”，林德均题写的“百越锁钥”，等等。这些石刻既是纪念十字大道开通，也反映了五指山地区黎族社会发生的变化。

（三）与文化教育有关的石刻、石碑

“续修社学”碑，位于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碑文近千字，主要记载有志之士在黎族地区兴办学校，发展黎族教育的事情，但碑文中也有污蔑、轻视黎族语言的内容。

“左有文总管事略”碑，位于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立于民国24年（1935年）。碑高84厘米，宽50厘米，楷字阴刻，碑文共有380个字。是为保亭地区黎族总管左有文歌功颂德并宣扬其政绩的，碑文赞扬了左有文的德行，提倡“革除鄙俗”，还记述了左有文同其他黎族上层人士在保亭地区办学兴教的事迹。碑文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左有文在保城道隆村创办宝亭小学。根据史料推断，这所小学应该是五指山地区最早的由黎族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因此，这一碑刻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五指山地区黎族接受学校教育的确切时间，对研究五指山地区黎族的文化教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专著、论文、文章

（一）《黎歧纪闻》

作者张庆长（1717～1762年），字谷贻，号寿山。畿辅天津府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黎歧纪闻》是张庆长任海南岛的定安令时撰写的。张庆长在任期间深入黎区了解黎地情况，推行“抚黎”政策，写出了史料价值极高的著作。全书共有条目70余条，其中黎族族源1条，经济生活8条，政治生活5条，风俗习惯30条，黎地物产15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黎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情况，对研究清代黎族状况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黎歧纪闻》至今无单行刻本传世，流传的版本主要有下列3种丛书：《小方壶斋丛书·舆地丛钞》（清）王锡祺辑，自光绪三年至二十三年（1877～1897年）共21年刊成。《黎歧纪闻》在其整边第9目次前署“南皮张庆长著”。《岭海异闻录》（清）陈坤辑，光绪三年至六年（1877～1880年）刻本。《昭代丛书》（清）涨潮辑、杨复吉等续辑，沈懋德重辑，10集560种。《昭代丛书》中的《黎歧纪闻》刻印时代最早，3种版本进行比较，前两种版本应出于此书。

（二）《岭海异闻录》

黎族族源：“黎之种，旧无所考。或云黎母山有女卵中诞生，适外来番男与之配，遂为黎种所自出，故名其山曰黎母。或云有女航海而来，入山中与狗为配，生长子孙名曰狗尾王，遂为黎祖，其子孙即以王为姓。”

经济生活：此书对黎族的农业生产有大量记述。“黎内多崇山峻岭，少平夷之地，然依山涧为田，脉厚而水便，所获较外间数倍；其米大色白，味颇香美……琼人所谓大头米，即黎米也。”“生黎不识耕种地，亦无外间农具，春耕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黎人不贮谷，收获后连禾穗贮之，陆续取而悬之灶上，用灶熏透，日计所食之数，摘取舂食，顺以为便。”

黎族人纺线织布的方法。黎地的物产，如“黎产为藤之利为大”。黎族内部几乎没有贸易，因此“黎人自食其力，从无为买卖生理者”。书中还记录了黎族社会中的贫富分化，“黎人以牛之有无多寡计贫富，大抵有牛家即为殷实”。“富人头前多插银条为饰或一条或二三条不等。”商品贸易观念的渐渐出现，“吉贝、黎布，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

政治生活：对黎人作了更为详细的分类，“黎分生熟两种。熟黎之类有三：黎歧、哈黎、黎鬃是也；生黎之类有六：花脚黎、大厂黎、小厂黎、歧黎、霞黎、生歧是也。”黎族内部的政治组织，“黎地多以峒名，峒内散处各村并附一峒，明所属也，惟崖州曰村，陵水曰弓……”记载了黎族土官及其继承制度，熟黎土官为“总管”“哨官”，生黎为“黎练”“峒长”，土官职位一般世袭，父死子继。

黎族内部亦有严格的族规，“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书中还提到黎族人与中央王权之间的关系，“熟黎多纳官粮……生黎则各食其土……”

书中提到了黎族人在经济贸易方面与汉族人的来往，还有汉人进入海南岛与黎人杂居的情况。“近日惠、潮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外贩、赍绒线盐布等物入而易之……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

在风俗习惯方面，该书记载了黎族人的服饰、头饰、文面习俗、饮食起居、居室、婚丧、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书中还对黎族地区的物产做了介绍。书中说，“大蛇”“槟榔”“花梨木”“楠木”“茶叶”“藤”“沉香”等均产自黎地，且数量还很多。

《黎歧纪闻》记述的内容详尽而广泛，是中国18世纪一部重要的民族史书。对研究清代海南岛黎族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三）《海南岛的民族志》

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对整个黎族地区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后所撰。通过对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如衣服、装饰、雕刻、刺绣、房屋、家具、农具、狩猎用具等进行调查，详细记录了海南岛黎族当时的情况，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了黎族风俗、社会状况、民族起源等方面的问题。直至今天，此书仍是黎族研究的必读文献。

（四）《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日本学者冈田谦（1906～1969年）和尾高邦雄（1908～1993年）受委于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对当时的乐东县重合盆地（现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黎族地区进行调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于1944年5月由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第一调查室内部发行，并被列为《黎族及其环境调查第五辑》。本报告的调查时间为1942年11月26日至12月20日，历时25天，对乐东县重合盆地的3个黎峒27个村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对其中的重合老村（美孚黎村）和义通村（侾黎村）做了重点调查。调查者将资料与史图博、金关丈夫、陈铭枢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海南岛黎族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全貌。报告分“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两大部分。

（五）《黎族三峒调查》

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金山等译，由民族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该书是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学文库》中的内容之一。详细内容同《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六）《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

本书第一次刊载于《禹贡》1934年9月二卷一期。全书13万余字，记录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胡传在黎族地区的行程及见闻，是研究清朝后期黎族社会的一部重要资料。

作者胡传，字铁花，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是近代封建官员深入黎区考察政务的第一人。胡传接受张之洞之托，于光绪十三年十月下旬从府城出发前往黎区，行至乐安、崖州、陵水等黎族地区，在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中旬，因病返回府城。胡传此行目的是了解“黎情”，根治“黎乱”，为稳固封建统治服务，但其行程日记在客观上也真实地记述了19世纪80年代的黎族社会风貌。日记在内容上，关注的最多的是黎族地区的社会政治问题，包括驻兵、布防、县治设置、治安等，对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都是顺便提及。此外，日记还附带记载了当时汉族和苗族的一些情况。

（七）《海南岛黎族起源之初探讨》

作者刘咸，载《西南研究》1940年第1卷第1号。主要观点：黎族族源外来说。刘咸从黎族文身、妇女服饰、口琴、织绣等方面推断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4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还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的分析中，认为一部分黎族血统上与马来人有密切关系，因而，得出黎族源于南洋各民族的结论。

（八）《海南岛重合盆地的黎族》

作者金关丈夫，载《南方》杂志，第5卷第3号。记录当时重合盆地的界限和估算面积，以及当地的黎族居民构成、通婚情况、氏族组织等。

（九）《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

作者刘咸。契竹也称对牌。契竹以圆而有节者为上，契竹的长短代表了不同的货币价值。契值在30元以下的用指长押，每一刻值为一元；契值在40元至100元的，用掌长押，每一刻值为5元；契值在100元以上的，用肘长押，每一刻值10元。

指长押又分3种，契值在10元以内的，用中指的中节；契值在10元至20元的，用中指的中节和前节；契值在20元至30元的，用中指的全长。

四、黎族地区地图

有关黎族的地图有：《广东五指山草图》《五指岭》《南殷所辖十峒图》《南丰黎务局所辖黎境区域图》《凡阳地图》《黎汉区域图》《崖州舆图》《琼崖黎境路线图》《黎境公路南段地形图》《琼崖新设乐安、保亭、白沙三界至图》《琼崖黎境设立学校位置分布图》。

五、图

（一）《琼州黎民图》

作者邓廷宣，明初官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描绘海南黎族社会状况的画卷，也是明代唯一描绘黎族社会生活的画卷，以画配诗、配文解释的方式展现了明代黎族的社会生活风貌。

《琼州黎民图》由15幅画组成，每幅画纵33厘米，横30.5厘米；每幅画都附七言诗和题词，说明画的主题。这些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黎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情境。第一幅画描绘明初黎族居住的船型屋，诗曰：“舟居非水类鸩方，人物差分上下床，报与有巢民识得，渐来栋宇以虞唐。”第二幅图描绘了黎族的纺织方法。第三幅图描绘黎族用牛踩田的生产方式和原始的贮谷方法。第四幅和第五幅图描绘黎族的婚俗。第六幅图绘出黎族宴饮娱乐的情景。第七幅画描绘了黎族人治病“做鬼”禳解的习俗。第八幅图描绘进山寻找沉香的场面。第九幅图描绘黎族采藤的情景。第十幅图描绘砍伐楠木、花梨木的场面及搬运过程。第十一幅图描绘的是黎族的村峒组织情况。第十二幅图，描绘黎族群众以当地物产与汉人交易的情况。第十三幅图反映黎族当时使用的交通工具情况。第十五幅图反映的是黎族的渔猎生活。

（二）《琼州海黎图》

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详。从第一幅图“琼州府地图”及画和文字内容来看，可以断定为清代黎族社会生活的状况。

清朝的海南行政区划图，有海南岛的3州10县的分布图，但绘制粗糙，地理位置不明晰。

与黎族古代社会有关的画册有3本，一是《琼黎一览图说》，二是《琼州黎民图》，三是《琼州海黎图》。

《琼州海黎图》由15幅画组成，每幅画纵长29厘米，横宽27.5厘米，每幅都有文字说明。画面清晰，内容丰富，表现手法细腻，风格朴实。

《琼州海黎图》的第一幅图是“琼州府地图”。是明以后、清光绪以前的图。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改琼州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府，成为海南岛的行政中枢。标有3州10县名称和重要的山峰、河流和港湾的名字。

第二幅图是“狩猎图”。图中描绘了4位黎族男子手持弓箭和标枪带狗狩猎的场景。

第三幅图是“狩猎图”。画中有3名男子手持弓箭正在射鱼。用弓箭射鱼是黎族人的独特捕鱼方式。

第四幅图描绘了黎族人特有的耕种方式——“牛踩田”。

第五幅图是黎族人的“收稻图”。图中4位黎族男子正在用手拔稻子，另一男子正用扁担挑着捆成束的稻子往回走。

第六幅图为“纺织图”。图中有3名妇女，其中2人用纺纱轮纺纱，另一人则席地而坐，用踞机织布。

第七幅图为黎族人进山采沉香的描绘。表现黎族数十人的集体劳动场面。

第八幅图，是描绘黎族人从深山中向外运木头的情景。先是利用溪流将木头运出，再以牛车载运。

第九幅图描绘了黎族人的船型屋。图中的文字为：“黎屋形长似船而势高，门开左右，中构两层，居者缘梯而上，下则以畜牛豕也。”

第十幅图，描绘黎族人宴饮、歌舞的场面。图中的说明文字为：“黎中无醴筵宴会，每岁时伏腊及婚姻，虽有烹宰，率皆饭以木勺，饮以竹筒，饱醉后则击鼓鸣钲，唱歌为乐，尽日始散。”

第十一、十二、十三幅图，展现了黎族人的婚俗。第十一幅图描绘了青年对歌的情景。第十二幅图是男方去女方下聘的情景，一男子挑了两坛酒，手中牵着两头牛，一女子怀抱几匹布跟随在后。第十三幅图是迎娶图，新郎背着身披红被、穿红筒裙的新娘，后面跟随着两名妇女，手中各拿布和槟榔。

第十四幅图，描绘黎族人械斗的场面。图中有文字说明：“黎性重仇杀，轻生死，与滇黔苗倮同，挟器惟标枪弓矢，健者则衣着吉贝，头缠红布，乘牛驰骋，以示夸耀也。”

第十五幅图，一男子搭箭弯弓与另一左手拿盾右手持刀的男子对峙，二人中间有一女子似在劝说。图中文字为：“黎性悍而质直，间有同类，一语不合，辄操戈矢相向，得妇人架中一劝，随亦解释。”

《琼州海黎图》中的每幅画都惟妙惟肖地表现了黎族人的男女服饰。男子或上身赤背，或身着对襟坎肩，下着“包卵布”。女子上身或穿对襟坎肩，或穿无领对襟短衣，下穿及膝筒裙。男子结髻于额前，女子高盘椎髻于脑后。图画中无论男女都佩戴耳环，对女子文身也有所表现，画中可见纹于女子脸部、手、脚上的图案。

（三）《琼州图》

作者王之春（1842～？年），字爵棠，湖南清泉（今衡阳）人，曾跟随李鸿章驻守海防，也曾到过俄国、日本考查。所著《清朝柔远记》成书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完整刻本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问世。该书共分20卷，前18卷为正编，后制两卷为附编，其中一部分是用地图来介绍地理情况，《琼州图》即其中所绘地图之一。王之春绘制地图的目的是出于国家巩固边防的需要，也有利于清政府对琼州黎族人民的统治。地图绘制较精细，标明了州县治所的位置，还标出了沿海地区黎、汉村落、地名等，内容翔实，与今海南岛行政区划大致吻合，是了解当时海南岛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人口分布及中央统治势力分布的地图之一。

此外，《琼州图》首次将文字描述的熟黎、生黎地界以地图的方式标注出来，保存了清代时的黎族区域分布、黎族地名。其二是勾勒出海南岛民族人口分布情况，即自宋代以来，海南岛的人口分布从沿海向内陆延伸为汉族、熟黎、生黎。对研究黎族社会发展史有重要的价值。

六、重要的口碑文献

（一）《五指山传》（“褪祷跑”）

“褪祷跑”（Tuu Dhaus Paus）是根据黎族的追念祖先歌整理编辑出版的一部黎族创世史诗。是目前黎族口头文献中最长、最完整的一部。史诗在黎族民间以仪式歌、摇篮曲、神话故事等形式流传。

史诗是一部反映黎族历史的口碑文献，叙述了黎族的起源，黎族各个支系的名称、分支经过、古代黎族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黎族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还涉及了黎族与汉族的文化、贸易交流。

史诗由海南省三亚市田独镇的李亚逊吟唱，李和弟等收集整理，经李和弟、孙有康整理、翻译，定名为《五指山传》，于1990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帕隆》

黎族地区流传甚广的民间长篇叙事文学。2001年被国家和海南省列为重点整理的民族古籍项目。《帕隆》分为教母智斗韦代、守西瓜园得宝、调教懒惰兄长、初战大捷、两族和亲、被捕就义、竹筒里练兵7个部分。叙事情节涉及到了稻作文化、渔猎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古代黎族的社会生活画面。讲述《帕隆》的黎族老人是以说唱的方式传唱此作品的，作品既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不乏英雄史诗般的悲壮之美。

（三）咏谱《沃茂》

“沃茂”是以特定的牺牲祭祀氏族或家族祖先鬼的宗教活动。是祖先崇拜的重要活动之一。在“沃茂”仪式中，精通本氏族或家谱的“鬼公”将人类的起源、繁衍、氏族或家族分化情况等一一吟咏，祈求祖先的宽恕和保佑，消除灾难疾病痛苦。这也被称为咏谱。在黎族社会中，咏谱《沃茂》的内容十分丰富，每个氏族或家族都有一部自己的迁徙、繁衍史。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的起源，人种繁衍，部落、氏族和家族的迁徙史，氏族、家族分化，生产生活习俗，宗教等。咏谱《沃茂》存在于黎族民间，是了解黎族古代社会的重要口碑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