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的力量日益突显

小飞象：网络民意：城市化的后果与危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在近十年里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在时间上，网络的大范围普及跟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

这里先谈一点我的生活经验。大学时候住进城市郊区新建的校舍，起初校园内外一片荒芜，没有任何娱乐、休闲、消费的场所可以让学生们凑在一起打发时间，于是收音机成为连通彼此的一个媒介。早上起来，洗漱吃饭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寝室的同学一边忙碌一边听早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9·11事件和张国荣的自杀都是从收音机里第一时间知道的。大家听着国内外和本地新闻，也会七嘴八舌地议论评价，就跟现在的论坛发言一个样子，没有多深刻、深入，都是张口就来，随感而发。这其实等于开辟出一个既融合在日常生活里，又将触角伸向外部社会的小空间，大家在这里进行交流。晚上也还是听收音机，这个时段就是纯粹地放松休息了，多半是流行音乐或者相声笑话之类的节目会一直被关注，大家跟着唱两句，或者一起开心一笑，然后熄灯就寝。

没过两年，校园内外的网吧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不过那几年里上网的动力是聊天交友，网络还不怎么具备公共空间的政治意味，收音机依然能留住不少听众。再过些年，网吧的电脑已经更新换代好几轮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寝室、家庭都安装了网络。这个时候寝室里变得安静起来，极少再有人听收音机，大家每天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大大缩短，更多的时候是回到寝室，打开电脑，自己看自己的、自己玩自己的，基本上是背对背的状态和忙碌的敲击键盘的声音。也就是说网络的普及，在开拓出一个不以地域为限制的广阔空间同时，也一定程度也挤占了日常当中与身边人直接交流的可能。同一个寝室，我与背后的同学每天浏览相通的新闻，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面前电脑里边的网友而不是背后的室友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在绝大多数城市和部分乡村的普及，以及网络言论空间的日趋成熟，聊天交流的功能在今天已经变得很次要，信息的传播、网民言论的集中、网络民意的力量日益突显。网络的确已经变为深入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而且相比于其他形式媒体，具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这一点在2008、2009年的诸多公共事件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雪灾、震灾、火炬传递自不必说，像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等，正是因为网络言论的沸腾，才从地方性案件上升为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而且随着案件的进展，铺天盖地的网络民意对扭转局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一来，官员、权贵、富商想跟从前一样用钱权交易欺压弱者，就不那么容易了，全国几亿人盯着你，玩什么猫腻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逼迫恶势力一定程度只能按规矩办事，给全国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此外，网民对政府、对名人的监督作用也越来越强，最典型的例子是刚刚发生不久的章子怡诈捐门事件。震灾期间国际章没有按照承诺的数目捐款给红十字会，被网民揭发出来，并一步步扯出她2008年在国际上究竟以章子怡基金会的名义筹到多少钱，与当时宣传的是否相符等等。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应该由政府部门履行其监管职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网民在自发监管，而政府袖手旁观，或者在民众与明星之间打圆场。就是在这种强大舆论的压力下，章子怡接受了媒体专访，当场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承认了募捐中存在的不足，答应补齐欠款。

面对日益强大的网络力量，近年来政府的介入和监管也越来越有力，这其中自然包括对色情、暴力信息的祛除，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在整治色情暴力的同时，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咨询网站被迫关闭，大量涉及政治的词汇成为被屏蔽的敏感词，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话题屡屡被删除。而后我们看到集网民智慧于大成的诸多嬉笑怒骂，在政府的介入与网民的抵制之间形成一场争夺战。

而网络空间从十余年前的开端到今天的初具规模之间，正好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以教育、医疗、住房为首的百姓生活大变迁。商业和资本的逻辑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封闭了诸如媒体、书店、教育等可能生产出多种信息资源的传播渠道，造成了今天的信息多样、信息爆炸背后的商业资本一元化局面。在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和生活大变迁中，绝大多数百姓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来自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的压榨，但是百姓可以申诉、可以抵抗、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却正在缩小；人们为了生存疲于奔命，人与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交往也比从前淡漠了许多。于是这些被挤压的声音和力量从现实生活转向虚拟的网络，汇集成了一股跨地域的、全国性的强大舆论力量。这股力量的产生、汇集和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其实是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和巨大危机的一个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