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路及发展前景

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路及发展前景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工业经济研究所卷

我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思路及发展前景^[1]

王洛林　魏后凯

一、当前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绝大部分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正在逐步向小康目标迈进。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在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也尚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西部地区虽然地域辽阔，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等资源丰富，今后开发的潜力较大，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有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发育迟缓，工业化和城镇化严重滞后。1999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GDP仅有4216.9元，只相当于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的59.7%，东部地区的41.8%。即使包括广西和内蒙古在内，西部12个省市区人均GDP也只有4283.3元，只相当于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的60.7%，东部地区的42.5%。^[2]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水平在逐年趋于下降。1978～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1和13.2个百分点，而西部12个省市区则分别下降了9.9和12.4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从各省区的情况来看，1999年西部12个省市区人均GDP全部低于全国各地区的平均水平（7057.8元）。其中，新疆人均GDP的相对水平为91.7%，内蒙古为75.8%，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在60%～70%之间，广西、陕西和甘肃在50%～60%之间，而贵州只有35.1%。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1999年西部12个省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60.54元，只相当于各地区平均水平的8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673.11元，只相当于各地区平均水平的72.2%，其中，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均不到平均水平的65%（见表1）。

表1　1999年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工业化水平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9.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4.0%，远低于同期全国14.9%和40.3%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地区19.6%和42.2%的水平。据估计，目前沿海地区已开始进入钱纳里所划分的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3]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1997年西部地区显性城镇化水平为23.47%，隐性城镇化水平为12.12%，而同期全国这两个指标分别为30.37%和16.91%，东部地区分别为33.96%和21.67%。由此可见，目前西部地区不仅工业化而且城镇化进程都严重滞后。^[4]

（二）投资环境尚不完善

西部地区远离沿海港口，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236公里，这无疑不利于西部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当原料需要从海外进口而产品主要销往其他地区时更是如此。对于西部许多企业来说，要想扩大国内外市场规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克服长距离运输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增加。

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条件，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近年来虽获得了很大改善，但仍远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从人均拥有量来看，西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里程并不算少，甚至要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按面积计算的铁路网密度只有26.3公里/万平方公里，公路网密度只有765.7公里/万平方公里，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3.6%和54.4%，东部地区的20.2%和20.8%。即使综合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按人口和面积计算的铁路网综合密度也只有3.62公里/万平方公里·万人，公路网综合密度只有105.4公里/万平方公里·万人，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3%和85.2%，东部地区的55.2%和56.6%（见表2）。

表2　1999年我国三大地带铁路和公路网密度

注：综合密度= L/√ P·S。式中L为铁路和公路里程，P为人口，S为国土面积。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西部地区不仅公路网密度较低，而且路网等级低，通达深度较差。在西部地区现有公路里程中，等外路所占的比重高达21.4%，而二级以上公路仅占6.9%，远低于东部地区18.3%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高速公路里程的58.3%、一级公路里程的80%以及二级公路里程的47.6%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3）。西部每个机场的服务面积也高达12. 68万平方公里，分别是东、中部地区的5.5倍和1.9倍。^[5]另据我们对1999年各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除宁夏外，西部其他11个省区经济基础设施的综合得分均处在第20位之后，而西部社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情况则要相对好一些。^[6]

表3　1999年三大地带公路里程的构成

资料来源：同表2。

除了基础设施落后以外，西部地区的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特别是，在西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改革开放严重滞后，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方政府对企业随意干预，企业自主权难以落实，“三乱”现象比较严重。同时，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较低，手续复杂烦琐，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寻租机会，也为政府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三）企业经营效果较差

从总体上看，尽管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其投资效果系数即每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并不算太低，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要高于东部地区。1982～1990年，西部地区每亿元投资提供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为0.58亿元，分别比东、中部地区高9.4%和7.4%；1991～1999年，西部地区每亿元投资提供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为0.48亿元，与东部地区持平（见表4）。总之，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90年代，西部地区的投资效果系数都不比东部地区低。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表4　1982～1999年三大地带投资效果系数

资料来源：同表1。

然而，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加上人才缺乏，制度创新乏力，西部地区企业经营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1999年，全国共有6个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出现全行业净亏损，除江西外，全部集中在大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甘肃、青海和宁夏。^[7]除云南和西藏外，西部地区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资产负债率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每百元资产（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加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实现利润仅有0.54元，如果包括广西和内蒙古在内，则只有0.46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2.41元的22.4%和19.1%。

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低，但由于劳动生产效率也较低，其效率工资水平即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花费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并不低。1995年，西部地区每创造百元工业增加值支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为35.0元，分别比东、中部地区高8.40%和2.3%；1999年，西部地区每创造百元制造业产值所支付的工资额为13.44元，分别比东、中部地区高51.7%和10.4%（见表5）。由于企业经营效果较差，加上产业发展层资较低，使西部一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状态。尤其是家用电器等竞争性行业，近年来西部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趋于下降，一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在不断萎缩之中。

（四）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虽然陕西和四川等拥有较强的科技教育实力，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小，科技进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弱。据科技部1999年对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除陕西、四川和重庆外，西部其他省区在全国的位次均在第20名之后。尤其是宁夏、青海、贵州和西藏，居于全国的最低水平（见表6）。

表5　我国三大地带工业工资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00）和《1999年工业统计年报》（地区册）计算。

表6　1998年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

注：科技开发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比重为1997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1998年度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结果》和《1999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整理。

从科技人员来看，虽然西部地区总量规模较小，但由于人口分布稀疏，一些省区如内蒙古、青海、宁夏和新疆每万人口拥有大专以上人口数并不低。然而，除个别省区（如陕西和云南）外，西部地区每万名科技人员发表科技论文数和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批准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目前西部地区科技人员素质还较低，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弱。

从科研经费投入来看，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区都面临着投入不足的问题。1998年，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9%，西部地区高于这一比重的只有陕西、四川和甘肃3省。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1997年有8个省区科技开发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不到0.85%，只有陕西、广西和四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要相对好一些，1998年共有6个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陕西、四川、重庆、宁夏、青海和甘肃。

1999年，西部10个省市区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为183.7亿元，R&D经费支出为95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5.5%和16.3%。从人均占有量来看，虽然西部地区要略高于中部地区，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目前，西部地区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经费仅有3.6万元，研究与发展人员人均R&D经费仅有6.2万元，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和76.5%，东部地区的55.4%和62.6%。更重要的是，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投入增长缓慢，1999年仅比上年增长9.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5个百分点（见表7）。

表7　1999年三大地带科技经费投入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199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0年11月20日。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来看，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西部地方政府科技投入普遍偏小，科技人员科研经费严重不足。1999年，我国各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07%，而西部地区除宁夏外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8）。而除西藏因特殊情况外，西部各省市区科技活动人员人均经费和研究发展人员人均R&D经费也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8　1999年西部12个省市区科技经费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1999年全国科持续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0年11月20日。

再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来看，1998年西部12个省市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广西、重庆和四川外，西部其他省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6）。在1999年全国247.02亿美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中，西部12个省市区只有2.93亿美元，仅占1.19%；而同期东部地区为241.66亿美元，占97.8%。^[8]同年，西部10个省市区由地方登记的科技成果公有3132项，只占全国的13.9%。西部地区科技成果实际应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其产值利税率只有7.1%，远低于东、中部地区22.5%和16.0%的水平。^[9]

（五）外向带动作用较小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然而，由于受地理区位、投资环境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83～1999年，在各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投资及其他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85%，中部地区占8.94%，而西部地区仅占3.20%。即使包括广西和内蒙古在内，大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也只有5.32%，其中广西占1.94%（见表9）。

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85～1988年，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比重曾达到5%～7%，1998年该比重下降到2.91%，1999年又下降到2.75%。即使包括广西和内蒙古在内，大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也由最高年份（1987）的9.62%下降到目前的4.44%（见表9）。

表9　1983～1999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1979～1991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1950～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和《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等有关资料计算。

如果以各年度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价来进行推算，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大体保持在1%左右，大西部地区大体保持在1.5%左右，而东部地区该比重大都在6%以上。平均说来，1983～1987年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为0.15%，1988～1992年为0.24%，1993～1999年为1.15%，而这三个时期东部地区分别为0.74%、2.03%和7.53%。同时，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很小，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即使是在最高年份的1994年，该比重也只有7.35%，而同期东部地区为32.64%。1999年，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有2.26%，比东部地区低15.6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的出口总量规模也很小，其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1999年，西部地区完成出口商品总值59.07亿美元（按货源地分），仅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3.03%。如果包括广西和内蒙古在内，大西部地区完成出口商品总值78.1亿美元，占全国的比值也只有4.01%。总体上看，在对外开放方面，目前西部地区至少比沿海地区落后10～15年。由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外向型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这一点恰好与沿海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难点和总体思路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对于西部大开发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认真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问题，及早做好准备。客观地讲，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投资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难度将会更大，面临的问题也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优先支持沿海地区发展采取的是“顺市场调节”的办法，因而容易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成效。然而，这次实施西部大开发采取的是一种“逆市场调节”的办法，因而需要中央投入更大的力量和精力，采取更坚决果断的措施，并经过较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

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主要有三大难点：①资金问题。西部大开发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近中期重点将是抓好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科技教育。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而随着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目前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财政资金已十分有限。因此，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将难以弥补西部大开发的巨大资金缺口，西部大开发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国内外民间资本能否大规模进入。②人才问题。西部地区不仅人才总量规模小，而且人才结构很不合理。在一些地区，“文史哲”等一般人才出现过剩，而经营管理、外经外贸、高新技术等人才缺乏。由于缺乏就业机会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人才浪费、闲置和流失现象严重，大量的优秀人才沉淀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西部人口素质也较低，文盲、半文盲率较高，一些地区“普九”难度较大，影响了全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如何培养和引进各种短缺人才，合理开发利用人才资源，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对实施西部大开发将是至关重要的。③科技和制度创新问题。当前，新技术革命特别是IT技术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的深刻影响。西部地区要想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否则，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以富民强区作为大开发的根本目标，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两个突破口，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控作用，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和区域政策的积极引导，广泛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这样，力争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积极努力，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能够获得持续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西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

（一）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把富民强区作为根本目标

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并非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需要的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这种新的发展观将成为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的主旋律。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全体居民的净福利水平。因此，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说，其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强调以人为本，把提高居民净福利水平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种新的发展观出发，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要把“富民强区”作为大开发的根本目标。

所谓“富民”，就是地区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单纯是指人均GDP的增加；所谓“强区”，就是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这样综合起来，“富民强区”就是地区整个居民净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对西部各个地区来说，只有民富了，区也强了，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大开发的目标。如果民虽然富了，但是区不强；或者说区虽然强了，但是民不富，都不能算是实现了大开发的目标。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实施西部大开发应把着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上面，而不宜提倡发展工业，更不能主张搞工业化。显然，这种观点是极端和片面的，也是错误而有害的。毫无疑问，积极搞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重要前提。但是，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与加快工业化进程二者并不矛盾，而是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该看到，无论是退耕还林（草）、种树种草还是治理沙漠化，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财力作为保障。而要增强地区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拥有2.88亿人口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加快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从长远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既有像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科技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城市地区，也有诸多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更有一些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开发的荒漠戈壁、高山冻土地区。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绝不能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盲目冒进、急于求成，搞“遍地开花”式大推进。“大跃进”和“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应该永远铭记在心。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因地制宜。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很大，从大的地域单元来看，西南地区气候条件较好，水资源丰富，但多山、缺乏平地，水土流失严重;西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但干旱缺水，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突出。从省区的范围来看，西部各省区之内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比如在陕西省，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济济，社会经济实力较强，而陕北和南部商洛地区大多属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各地区必须根据各自的区情特点，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科学地制定区域开发战略，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一个既具有市场竞争力又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

第二，要根据各地区特点实行分类指导。目前，中央已经明确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域范围为12个省市区。由于这12个省市区人口占全国的28.5%，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区内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十分悬殊。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对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不能采取普惠制的办法，而应该根据国家需要和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具体说来，当前可以考虑对五种类型地区给予不同的优惠：①中心城市地区，应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为目标，重点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和先进加工制造业的发展。②资源性地区，重点是加强对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深度加工，搞好矿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接替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③生态脆弱地区，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中心，重点抓好退耕还林（草）和“天保”工程，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荒漠化。④贫困地区，要在解决农村贫困户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以经济开发和减少返贫率为核心，逐步建立“造血”机制，增强地区自我发展能力。⑤边境地区，重点是全面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突出重点、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讲求实效，有重点地分步推进。在地区布局上，要结合交通运输网络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实行“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点轴式开发战略。近中期内，必须相对集中力量，以现有的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较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地区作为开发的重点区域，依托陇海——兰新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和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各个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促进沿线沿江经济带的形成。国家在政策上要允许并支持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由此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这就是说，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存在着一个“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讲求客观条件，设想让西部各地区齐头并进，这是不现实的。

第四，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加快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小城镇建设基础薄弱，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在工业布局上，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鼓励农民到城镇地区和工业小区创办工厂，逐步引导工业企业向城镇、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集中，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同时，要以西安、重庆、成都和兰州等大城市为支撑点，逐步培育西部地区的金融和管理控制中心，鼓励国内外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在这些城市设立公司总部、地区性分支机构、办事处以及研究开发机构，由此推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大开发。

（三）以创新为突破口，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其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1979～1999年平均为8.0%）发展，西部地区要达到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至少也需要11.4年时间，要达到目前广东和浙江省的水平分别需要13.3年和13.6年时间，而要达到目前北京和上海市的水平则分别需要20.1年和25.8年时间。由此可见，西部地区要想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必须保持比沿海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当然，在近期内，西部地区要在整体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难度还比较大，但完全可以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关键是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从科技创新来看，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包括个人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超微技术和可替代能源等，正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新的重要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和传统体制的束缚，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西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能够抓住这次机遇，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加工制造业，由此将可以依靠科技创新率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从制度创新来看，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可以更高一些。然而，由于历史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中央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较高，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严重滞后，由此导致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经济效益不高，增长速度不快。因此，西部地区要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以制度创新作为突破口，以培养和增强企业竞争力为核心，不断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高效运行、竞争力较强的经济结构。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西部地区要实现大跨越、大突破，唯有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以此作为推动西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个车轮。云南烟草、四川长虹、新疆阿山皮革、内蒙古伊利等企业的成功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否则，如果忽视这两个创新，大量繁衍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质量低劣的落后生产技术，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西部企业将难以抢占到市场的制高点，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到那时，西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仍将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未来的市场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其中人才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需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撑。为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到全局性的战略高度上来。总体上讲，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按照“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取“高级人才以引进为主、初中级人才以培养为主”的战略。一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用多种灵活方式，积极引进一批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现有各种人才，加强对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培训，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级各类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

（四）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

近年来，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已逐步增加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从表10可以看出，1996～1999年间，三大地带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由1∶0.68∶0.39提高到1∶0.75∶0.53。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已有一定的提高。从投资总量上看，虽然目前中西部地区占有的国家预算内投资已超过东部地区，但其人均占有的国家预算内资金仍要低东部地区。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占有国家预算内资金为117.8元，中部地区为97.9元，西部地区为106.2元，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16.9%和9.8%（见表11）。其中，中、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国家预算内基建设投资分别比东部地区低13.0%和5.5%。这说明，如果以人口分布作为衡量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投资的重点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表10　1993～1999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分布

注：由于存在不分地区投资，因此各地区比重之和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11　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很明显，实施西部大开发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在近中期内，为了加强西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国家应该较大幅度地提高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力争在“十五”前期将国家财政投资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使西部人均占有国家财政投资额超过东部地区。国家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比例应以其人口份额为最低限度，以不超过全国的40%为宜（不包括不分地区投资）。这就是说，今后国家应把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比重，由目前的19%左右至少提高到23%以上（未包括广西、内蒙古）。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今后国家财政投资在三大地带间的分配，应大体呈现出西高、中中、东低的格局，由此体现国家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目前国家掌握的预算内财政资金已十分有限，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2%。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资金只能是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应该看到，这次西部大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具有很大的不同，即参与西部开发的主体主要是民间投资而不是各级政府，国家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投入和投资刺激等措施来积极诱导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发育，而国家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设想单纯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来实现西部大开发，这是不现实的。当前，虽然国家已经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但国内外民间资本仍在持观望态度，看得多、投得少。从理论上讲，国内外民间资本能否大规模“西进”，关键在于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回报率的提高，而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改变的。很明显，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国内外民间资金大规模“西进”，西部大开发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对未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前景展望

（一）当前西部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今后西部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①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已经明确要将国家财政拨款、国债资金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70%投向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对于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以及扩大招商引资都是十分有利的。②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和土地价格等的不断上涨，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已出现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西部地区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工资水平较低，如果能够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以及加强经营管理等措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西部地区潜在的资源优势将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③在当前新技术革命面前，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直接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少走弯路。特别是，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将日益减少地理空间对经济发展的束缚，“空间距离”的概念也将逐步淡化，这就为今后产业布局由集中走向分散创造了条件。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将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①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资源禀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下降，而观念、制度环境、科技和人才、管理经验、营销技术等软资源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前者恰好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而后者正好是西部地区所缺乏的。②工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近年来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困难，投资风险日益增加，各地区也难以把握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③由于目前国内竞争力较强的一些行业和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经营效果较差，市场竞争力较弱，因此，加入WTO对西部地区产业的冲击将会大于沿海地区。④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将越来越高，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设备投资和生产成本，由此加大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难度。

（二）未来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格局。1979～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但如果按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汇总，全国的增长速度高达10.2%。^[10]其中，东部地区为10.78%，中部地区为9.58%，西部地区为9.31%，三大地带增长速度之比为1.16∶1.03∶1。特别是1991～1999年，三大地带增长速度之比高达1.31∶1.09∶1，其中1991～1995年达1.48∶1.12∶1（见表12）。在改革开放后的21年间，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大体比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低8.7%，比东部地区低13.6%。其中，在1991～1999年间，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分别比全国各地区平均和东部地区低16.5%和23.6%。

表12　1979～1999年三大地带GDP增长速度

注：本表中的增长速度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各地区价格指数统一采用全国GDP缩减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有关数据计算。

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今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逐步加快，东西相对差距扩大的势头将会得到一定控制，并最终朝着逐步缩小的方向转变。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①西部地区现有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规模和基数较小，因而比较容易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在今后5～10年内，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各项基础设施将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样将为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大规模“西进”创造有利条件。③自1997年以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年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3），虽然其GDP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1～11月份，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人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6.1个和2.7个百分点。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投资逐步发挥作用，今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步加快。

表13　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注：本表增长速度按当年价格计算。a为全国总体数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0）计算，2000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目前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已日趋完善，基本具备了自我发展的条件，即使今后国家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仍将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较快速的增长。因此，设想西部地区在短期内全面超过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从而缩小东西发展差距将是不现实的。从现有条件出发，西部地区要赶超东部地区，逐步缩小历史上形成的发展差距，并最终实现西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将是一项长期的十分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据初步测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果全国人均GDP以7.0%的速度递增（1979～1999年平均为8.2%），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大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那么西部地区人均GDP要由1998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提高到75%左右将大体需要27年时间，^[11]而西部人均GDP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5%左右，将大体需要46年时间。当然，在国家投资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因现有发展基础较小，今后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但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左右的速度递增，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西部地区的这种追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在近期内，重点是打好基础，搞好投资环境建设，力争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接近全国各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而有效地遏制近年来东西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②在此基础上，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努力，力争使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各地区的平均水平，由此保证西部地区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的相对水平稳步提高。③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促使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在整体上超过东部地区，东西发展差距逐步趋于缩小。

（三）未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

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国土辽阔，拥有丰富的土地、能源、矿产、生物和农畜产品资源。在西南地区，一些省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工资水平也较低。因此，采用世界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加快对西部各种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其前景将是十分广阔的。然而，要把这种潜在的资源优势转换成现实的经济优势，还取决于诸多前提条件，包括全面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降低单位产出的工资成本水平；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等等。

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当前“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日益融合为一体的情况下，西部地区要想有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以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切入点，并以此推动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应该看到，加快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今后西部地区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西部特色产业的发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具有资源优势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及油气化工、水力发电、煤及煤化工、磷及盐化工、有色金属深加工、稀土及稀有金属加工等;特色农林牧业及农林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业及其相关的餐饮服务、文化娱乐、手工艺品等;立足现有企业竞争优势的汽车、机械制造、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和现代制药尤其是中藏药等；依托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光电仪一体化、航空航天、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

从各地区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西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关中地区、成渝地区、银（川）兰（州）西（宁）地区、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地区等，将会率先崛起，逐步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同时，随着西部一些大型交通干线的建设和改造，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将逐步得以完善，由此将加快西部沿线产业带的形成。从长远发展来看，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将会沿着长江黄金水道、陇（海）兰（新）亚欧大陆桥、银（川）兰（州）宝（鸡）—宝成—成昆—南昆铁路以及正在建设的包（头）西（安）渝（重庆）黔（贵阳）通道逐步展开，由此将形成一个“井”字形总体布局格局。

包（头）西（安）渝（重庆）黔（贵阳）通道是铁道部规划建设的“三纵四横”大通道之一，主要由包西线、西安安康线和既有襄渝铁路安康至重庆段以及既有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铁路组成。是沟通我国西南与西北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第二条重要通道。长江黄金水道虽然是我国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但由于武汉至宜昌段为荆江大堤，宜昌至重庆为三峡库区，都不宜沿江布置工业和城镇，因此，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还必须加快沿江铁路即铁道部规划的川汉（武汉）宁（南京）通道的建设，这样依托长江干线、沿江铁路以及成都至上海高速公路，将可以进一步加快西南地区开放的步伐。

很明显，要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除了各级政府应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外，更重要的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可以预见，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然而，在这种投资“西进”的过程中，外商很可能会采取“渐进式”的地域推进战略，而不是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大跨越式”的地域推进战略。事实上，从外商的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很难越过那些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一些中部省份如长江中游地区，而直接大规模地进入到西部地区。即使是进入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由于受到投资环境的限制，近中期内也将主要集中在西安、重庆、成都、昆明、兰州等一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

鉴于外商投资大规模“西进”近期内还有一定困难，因此，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吸引国内民间资本，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资金“西进”，充分发挥国内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中央还是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在利用财政资金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扩大产业开放的领域，取消各种人为的限制，切实保障民间投资者的权益，并制定相应的投资刺激和鼓励政策，如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减免税收、提供财政贴息和投资补贴等，以积极引导各种民间资本，尤其是东部企业、私人和外商投资，参与西部地区的大开发。

（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体研究报告。原文约3万字，这里做了较大修改。本课题负责人为王洛林、魏后凯，课题组成员有：陈栋生、李海舰、王延中、陈耀、周民良、黄群慧、张军、李青、刘楷、王伟光、王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元华（国土资源部）、刘源（国家经贸委）、杨洁（国家计委）、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

[2]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各地区GDP之和一般都大于全国的总体数字。因此，为便于比较分析，这里采用全国各地区人均GDP数字。如果采用全国的人均数据进行计算，将会高估西部地区的相对水平。比如，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大体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64.5%，而西部12省市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6%。

[3]黄速建、魏后凯：《西部大开发与东中部地区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

[4]魏后凯：《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大西康雄、吕政：《中国的物流与经济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6]魏后凯：《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差异》特刊，2000年12月。

[7]按照1999年快报数据，除内蒙古、重庆、甘肃、青海和宁夏外，陕西和新疆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也出现了全行业净亏损（《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115页）。

[8]如果不包括广西和内蒙古，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2.74亿美元，占全国的1.11%。参见科技部《1999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统计分析》，http://www.stsorgcn。

[9]科技部：《1999年度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公报》，http://stsorgcn/report_3/documents/0023.html。

[10]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的GDP数字存在较大水分，而全国的GDP数字已经排除了一定的水分。这样，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各地区GDP之和总是大于全国的GDP，各地区GDP增长速度大都高于全国GDP增长速度。因此，把各地区GDP增长速度与全国增长速度进行比较毫无意义。

[11]如果考虑到各地区人均GDP数字都存在较大水分，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的比例实际上要低于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