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报告

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田雪原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中国人口科学来说，弄清它的昨天，可以清楚地了解它的今天;弄清它的昨天和今天，可以更清楚地预见它的明天，所谓“温故而知新”是也。因此，关心和探讨未来人口科学发展走势，谋求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的新发展，实有必要将昨天、今天与明天联系起来，做出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20世纪人口科学发展的三次高潮

据科学家们考证，地球的球龄约有47亿年，最新的考古发现人类的存在也已有了400多万年的历史。古代思想家们对人口现象关注较早，古希腊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在《理想国》一书中，亚里士多德(Aristod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曾阐发过人口不多不少的最早的适度人口思想。中国远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中，就有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的众民与寡民之争。1662年被誉为“人口学之父”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的发表，揭开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篇章，其后的人口科学发展呈“双轨道”推进:一方面，在格兰特具有统计意义的轨道上报进，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另一方面，人口学在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中发展起来，形成某些边缘和交叉学科。

前一个方面的研究，形成规范化的人口学(Demography)。对人口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出生、死亡和迁移人口过程，年龄、性别、民族、城乡、地域、婚姻、家庭等人口结构和特征，人口与发展等基本范畴做了明确界定和规范化研究，并且提出和阐发了人口转变理论，稳定人口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等一系列人口学基本理论，使人口学成为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科学。

后一个方面的研究，逐渐演变成某些边缘、交叉和综合学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口始终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吸引着诸多科学家把触角伸向人口领域。他们从不同学科应用不同方法研究人口现象，提出并论证了经济适度人口，实力适度人口，边际孩子合理选择模型，人口迁移经济模型，人口增长与土地承载力有限论，“人口爆炸”与资源枯竭论，人口压力与生态危机论，增长极限论等。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不同学科领域，分析人口变动的后果，得出某种结论，从而形成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民族人口学、生物人口学、医学人口学、环境人口学等。

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人口研究和人口科学的发展也占有一席之地。从诸子百家到清人洪亮吉闪烁着许多富有东方色彩的人口思想。洪亮吉甚至先于马尔萨斯提出并论证了人口快于食物增长的观点，这些对后来中国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科学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三次较大的高潮是值得重视的:

(一)第一次，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人口节制主义的兴起

受西方人口学说的影响，1920年马寅初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表明经济学家对已经出现的人口科学的关注。但是最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社会学派节制主义的兴起。以1918年陈长蘅发表《中国人口论》为起点，随后发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陆续发表的还有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陈达在《北平晨报》创办《人口副刊》，并于1934年发表《人口问题》等论著，掀起一股人口研究热。这些论著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了诠释，阐述人口过剩的基本观点，提出“适中人口密度”说;主张“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品质”;实行节制人口，把节育分为“治标”与“治本”两种办法:所谓“治标”的办法，即发展农业和工业，增加就业人口，实行移民，发展公共卫生和提倡优生;所谓“治本”的办法，即提倡迟婚，打破旧的传统思想，开展全球性的节制生育运动。不难看出，社会学派人口节制主义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他们中一些人对马尔萨斯本人也很推崇;但是有些观点和主张，特别是“限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品质”的阐释，可以说讲到了人口问题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人口研究热，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之先河，起到了传播西方人口学的作用，也触及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

(二)第二次，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辩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经历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很快由高、高、低转变到高、低、高。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一面检讨二三十年代关于人口论著的某些观点错误，表明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不同;另一方面继续阐明他们节制人口的主张，发展了关于“适中人口密度”的学说。费孝通提出:“每个社会，每个时期，根据各种条件可以算出一个人口的适中数。人口增长超过这个适中数是会迟缓社会发展的”。孙本文则提出，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应是8亿。不过这一次人口论争的代表人物是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马寅初先生，是他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及在此前后其他有关的文章、讲话、答记者问等，表达了马先生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①对当时人口增长的估计，依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他估计当时人口增长的速度已大大加快，这是《新人口论》的出发点。②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存在的矛盾: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同工业原材料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同科学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等。③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一要进一步摸清人口底数，把人口增长列入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二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封建传统观念，再行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晚育，主张生育二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的要征税，生育四个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要实行以避孕为主，不赞成人工流产。这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然而就是这些观点却遭到大肆批判，全国主要报刊差不多都卷了进去，致使人口科学研究成为其后一段时间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三)第三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面发展

面对6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出于7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的需要，人口科学研究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人口科学研究首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根据，先后提出并论证了计划经济决定论，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的进行，为计划生育筑造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计划经济决定论”已不能作出科学的诠释。因为，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有计划的，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主体法人化，要素流动市场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运行法制化。市场经济的计划或调节，主要在于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同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随后提出“两种生产”论，即人口生产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针对我国实际，形象地概括为“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可是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观念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等多种要素，经济只是基础。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种生产”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三种生产”、“四种生产”相继提出并得到进一步阐发，将人口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以降低生育率为“主体”的人口科学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这一次高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降低生育率的“主体”实证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展开，从而带动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两翼”研究的展开。1980年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于3～5月连续召开五次人口问题座谈会，主要就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与目标，生育政策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不足问题，会不会导致智商下降问题，会不会出现人口素质、城乡结构等“逆淘汰”问题，会不会普遍形成家庭代际“四二一”结构问题等，边讨论、边座谈、边查找资料论证，最后形成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根据领导指示，出于对报告负责的需要，我在起草的报告后面以个人署名方式，分别对上述问题写出《附件》，作为理论支持;后经充实和修改不少已公开发表，不过许多研究还是初步的。人口控制“主体”以及其他“两翼”问题，成为座谈会后拓展人口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80～90年代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丰富的人口实践给了人口科学研究以广阔的舞台，20～30年来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或较高质量的论著。如《2000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人口系统定量研究及其应用》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老年人口〈人口、经济、社会三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以及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大科研成果奖项。1994、1998、2002三次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共评出特别荣誉奖4项，一等奖83项，二等奖190项，三等奖和优秀奖数量更多，反映了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反映了科研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在论证前期的生育率下降，后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中发挥了理论支撑的作用。

在实证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人口学理论研究也取得很大进步。从1980年开始，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接连15年对华进行科研和教学援助，先后派出上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人员，对中国人口学人才的培养起到莫大的作用，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全面传入中国。国内众多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研究，并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改造和发展了某些人口学理论方法。如应用自动化理论方法进行人口预测，社会附加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的提出和闸发，孩次递进比方法的应用，对生育、婚姻、家庭某些模型的合理借鉴和改进，中国人口转变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出和阐释等。中国人口学界已熟悉和掌握了当代西方人口科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某些方面还有创新。不过我以为，由于中国过去没有人口学专业20世纪70～80年代从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者多为从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转业”而来，许多人是边干边学，正规人口学基础要差一些，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实证研究的深入。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科学无疑是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人口学科也是众学科中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某些方面已站到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

二、近年来的调整与发展

中国人口科学经过20年左右的大发展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我以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调整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调整和人口科学发展的状况如何估价，提出以下两点基本认识:

(一)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调整

世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或下降的，而是有升有降，波浪式推进的。何时升何时降，也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外界条件的改变往往成为升降的转折点。1980～1995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对华援助，无疑对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15年间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建立人口研究机构四五十个，加上党校、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的机构，全国不同类型的人口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达到100个左右，发展之势犹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人员大增，国际交流频繁，科研成果累累，学术讨论“红红火火”，确实为不少学科所羡慕。然而199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宣告停止对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援助，发展的外部环境起了变化，人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从现象上看，一是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数量有所减少，个别单位甚至撤销;二是有的科研和教学人员转行“下海”经商，或出国后滞留国外不归;三是从科研成果上看，数量不如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多，有的还认为“精品”也在减少;四是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和国际学术交流也有所减少，等等。那么怎样看待近年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学术界可谓见智见仁，主张“萎缩论”者有之，“正常论”者有之，“发展论”者也有之。三种观点中，“正常论”和“发展论”则比较接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对于近年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以为不一定要匆忙地下一个结论。重要的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和学科发展前沿，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符合人口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律的阐析。

1.要弄清减少或“萎缩”的面有多大。200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做了统一部署，各科研和教学机构是有所减少或“萎缩”，有的科研机构还撤销了。但是减少的数量有限，撤销的更是屈指可数;“下海”和滞留国外未归者数量有限，科研成果数量和学术活动次数的减少也有限。特别是主要的人口学科研机构均保留了下来，科研和教学骨干保留了下来，有的还有所扩大和发展。科研成果和学术活动没有大量减少，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非但没有减少，某些方面反而有所增加，1998、2002年两次全国人口科学评奖，特别是在今年评审中，评委们普遍反映，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的评审，不是勉强凑数硬拉上去的，而是好的可评上去的成果太多，不得不忍痛割爱，本届申报的科研成果质量明显提高了。学术活动次数有所减少主要是较小型的活动，较大型的学术活动并没有多大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学术活动的效果和影响，不是为了开展活动而去组织活动。

2.要弄清为什么减少或“萎缩”。众所周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某些价值取向的改变，“下海”、“跳槽”等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不乏原来一些从事社会科学事业的人，以致一段时间形成社会科学发展的低潮。虽然人口学具有边缘、交叉和综合的性质，但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主要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社会科学处于低潮不能不影响到人口学科。之所以人口学低潮来得比其他社会科学晚，除国家比较重视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由于自1980年以来的15年中，一直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科研、教学、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都得到财力上的支持和信息上的方便，凝聚着一定的人气的缘故。“九五”以来联合国的援助突然“断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的事情在人口学界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其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的迅速膨胀，本身即有一定的“抱沫”成分，一些研究机构是采取“先盖庙、后找和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有点儿“萎缩”甚至是个别停办也在情理之中。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①中国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机构，多少数量的科研和教学人员。显然，不能因为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无论怎样扩张都说是规模太小、数量太少，人口再多也有一个适度问题。日本人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1/10强，80和90年代初日本有3家人口研究所;由于人口转变的迅速完成，人口高龄化的不断加深等原因，20世纪后期，日本的人口研究机构减少到1.5家，即日本大学一个人口研究所，厚生省一个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可视为其中的一半。韩国国家人口研究所在生育率下降到较低水平以后，也转向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老龄问题等的研究。其他国家有多少人口研究机构?即使按人口数比例套下来，我国人口研究机构50多个，加上其他各种类型与人口有关的人口研究机构总共100个左右，恐怕也不是数量过少的问题，而是质量和结构问题。尤其在我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低生育水平以后，人口研究主体已不再是普遍的论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必要性了，而是其他深层次的人口问题。②科研成果和学术活动的质量问题。人口科学研究成果作用大小，固然同成果数量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同成果质量的关系;学术活动影响力大小固然同开展活动的次数相联系，但是更主要的是学术活动的质量，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胜过十次不痛不痒、为了活动而活动的走过场的会议。对于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和吸引人才说来，从中国人口科学实际状况出发，重要的已不是它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质量的提高已成为制约发展全局的关键。

3.要弄清减少或“萎缩”的性质。是从巅峰上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非正常的减少或“萎缩”;还是前进路上正常的波浪式发展，即对过去盲目发展的一种正常的调整?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前已论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人口研究机构和人员的膨胀本身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全国人口研究所一类机构一下子膨胀起来，致使研究机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重复严重，总体投入产出效果不佳，阻碍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联合国人口基金撤销对华人口科教方面的资助，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是要解决的，调整总有一天是会降临的。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既迅速又平稳，是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但是1958年“大跃进”将其推到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经济调整。正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实施，才迎来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6年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急于求成、“大干快上”的“洋跃进”抬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在改革开放中大力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才使20多年的经济保持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在这20多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中，发展的路子也不是一条直线，中间也有若干调整。因此，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经过一个发展的大的飞跃之后，调整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必需的和有益的。数量上、结构上的调整不但不妨碍发展，相反是新发展的必要准备，是新发展的前奏。国民经济发展如此，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人口多，人口问题突出，人口基本国情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影响至深，因而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大的科研队伍，需要从多方面加强研究，毫无疑问这是对的和应该的;但是，大和多也要有个边儿，使之保持在合理限度内。更为重要的是，当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行以质量提高为主的调整则是绝对必要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有利于发展的，而不是不利于发展的。

(二)“九五”以来人口科学的新发展

如果说“九五”以来中国人口科学进入笔者称之为“调整时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无论人口科学研究还是人口事业，在“调整时期”均获得比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1.人口科学研究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首要的问题是研究新形式下对控制人口增长战略的合理定位，特别是继续坚持生育率下降还是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有关研究作出认真考证，从实际出发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主题，给新的历史时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有力的理论支持。学术界还进行了“后人口转变”的讨论，推进理论研究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新的突破，在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对人口可持续发展作出开创性研究，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和相应的决策选择;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研究由以前以宏观研究为主，步入中观社区和微观家庭不同层面，在深入研究城乡结构性养老发展趋势，建立安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加强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成为制定21世纪发展战略一个方面的支撑点;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与就业问题研究，结合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一道进行，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联系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提出改革的思路和相应的对策建议;人口素质研究得到提升，提高到市场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即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最优结合，人力资本是关键，高度看待人口身体素质尤其是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生育健康研究在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上，从引入国际概念到界定我们自己的内涵，从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到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健康人口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此外，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性别比研究，女性人口研究，民族人口研究，人口普查数据开发研究，人口文化研究等，都取得比较突出的进展，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著。像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成果奖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问题与再评价”、“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宏观与决策选择”、“健康人口学定义的界定和内涵研究”、“18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家庭结构”获奖专著《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研究》、《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两个区域的人口与家庭户方案》、《中国儿童生存性别差异的研究与实践》、《中国人口通史》，获奖研究报告“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研究报告”、“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研究”、“农村养老和养老保险问题研究”、“浙江省中学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等，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九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先后设立“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现代人口理论研究”两个项目，分别完成专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组织“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大型研究项目，囊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600多个学科，《人口学》位列其中，目前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值得提出的是，调整期间交叉学科得到较快发展，《社会老年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等一些边缘和交叉论著同广大读者见面。

2.科教基本队伍的稳定与素质的提高。尽管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下海”经商，有一部分出国滞留未归，影响到科研和教学队伍的稳定与发展，但是总体来看，一是数量有限，留下来的还是占到绝大部分;二是在调整时期出现了海外学人归来，加入科研和教学行列的可喜现象。经过多年的震荡洗礼，人口学基本队伍稳定下来，研究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尤应值得重视的是，在加强边缘和综合性学科发展形势下，近年来一些理工科高校纷纷增设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人口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管理科学中公共管理与人口管理等专业被列入其中，并且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人口学科研和教学队伍人数可能比80年代大发展时期略有减少，但是留下来的人员专业思想相对更为稳固，多数人愿在人口事业上“板凳甘坐十年冷”，与原来一部分人专业思想不稳，存在某种观望态度不同。同时，随着海外学人归来的增多，交叉学科进入人口学界的增多，人口学科研和教学队伍的素质普遍提高了，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同性提升了。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于发展大有裨益的。

三、未来人口科学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科学经历了“九五”以来的调整，目前调整到何种程度?我以为，已经调整到接近完成的地步。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标志:

(一)方向的调整:研究重点已经明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中心围绕生育率的降低进行。“九五”以来成功地实现了向低生育水平的过渡，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人口问题的解决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特别是人口问题的实证研究转变到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将人口问题的解决最终归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不过低生育水平稳定之后，生育率长期持续的降低使得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人口、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问题，人口流动与城市化问题，婚姻、家庭、代际关系与文化冲突问题，人口地域分布与东西差距问题，人口健康与人力资本问题等浮出水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一步的研究，将成为21世纪前期新的诸多“热点”。

(二)人员的调整:主要研究力量趋于稳定

调整期间，想“下海”者下了海，想出国者出了国，一句话，不想留在人口学界继续从事人口科学事业的，大部分都已离开。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岗定终身;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说来，人员的相对稳定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经过六七年的震荡和考验，人口学界的科研骨干和基本队伍稳定下来，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新的基础。

(三)结构的调整:研究特色开始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迎来第三次高潮，大量科研机构的建立是在外援因素刺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研究机构设置有很大重复性。这种重复的研究机构大同小异，规模相仿，研究方向和研究的问题相近，研究水平也比较接近，自然研究的结果不相上下，有许多是较低水平的重复。这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利，表现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少，高素质的科研人才少，不能适应深化研究的需要。“九五”以来的调整，一些科研部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对研究方向、人才结构、分支学科设置、重点学科选择等重新定位并做了相应调整，向着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方向发展，为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以上从总体上看，研究方向、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设置在近年来做了不少的调整，有一些已收到实效。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调整好一些，特色越来越突出，发展就快一些;有的尚没有认识到调整的必要性，基本上原地踏步，发展就慢一些，甚至出现萎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人口科学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我以为，当前的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要继续一段时间。不言而喻，调整不是停下来专门搞调整，而是结合科研和教学，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方向、研究重点、研究机构规模和人才结构的调整。经过调整，实现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方式和领域的“两个转变”。

1.研究方向和重点的转变。前已叙及，就全局而论，中国人口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已由过去以生育率下降为主转变到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主，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需要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说，稳定低生育水平比降低生育水平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如人口学对低生育水平的阐释，怎样科学地估量目前生育率的“反弹势能”?如何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选择，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理想适度人口目标的关系?新形势下达到理想适度人口的目标与途径等。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研究的主题，但我以为，这并不是要求各研究机构一拥而上都来研究这个主题;相反，更多研究的是同这一主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低生育水平下的各种人口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主要有:生育率持续走低情况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有关于老年人口的赡养等老年人口问题解决方面的问题，而且包括老龄化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实现21世纪“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等的影响和制约问题;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特别是出生性别比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兼顾合理就业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问题;生育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有效增进人力资本积聚问题;人口地域分布、人口流动与迁移，实施西部开发中的人口问题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人口管理，人口城市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以前都曾不同程度地研究过，现在要研究的是在低生育水平下这些问题变动的新的特点和解决的方略，做出深入一步的研究。

2.研究方式和领域的转变。不难看出，随着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转变，单纯的人口学研究思路和方法已显得过于狭窄，必须拓宽思路和寻求研究方法的某些改变。前面谈到，无论是生育率的下降还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最根本的都是为了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随着世界和中国人口在21世纪前半叶的继续增长，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理应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局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最为迅速，人口学具有边缘和交叉学科性质，未来也将在这种边缘和交叉研究中得到更快发展。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正规的人口学必须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如果人口学本身不能获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一味强调它的边缘和交叉性质，就有可能被“边缘化”——被其他学科吸纳和归并，失去人口学的本来意义。

回顾和探讨人口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为了总结过去，明确现在，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不需赘述，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到现在十分不易。远者且不论，20世纪以来近代人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经过了几代人，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也是几起几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当前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是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如何调整到位有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实际的困难。在中国，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重视，需要加强规划和加大投入;同时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注重市场需求。人口学专业的设置、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的规模，都要考虑到市场的需要，离开市场需要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是必须重视学科调整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发展关键在人才，鉴于当前人口学术界人才结构状况，更要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保证后继有人，不断向前发展。对此我深有感触，1979年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成立时，18位成员中现在仅剩下6位，其余三分之二均已作古了。21世纪是信息化、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科学同样留给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的生动实践给人口科学的发展以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深入实践，求真务实地开展研究，就一定能够迎来新世纪人口科学的更大发展，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学会:《第七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选》，1998年。

2.查瑞传主编，胡伟略、翟振武副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邬沧萍:《人口学在21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载《中国人口学会通讯》2004年第4期。

4.张纯元:《中国人口科学现状、问题、对策之我见》，载《中国人口学会通讯》2004年第4期。

5.田雪原:《解放思想，应对转变，谋求人口科学新发展》，载《中国人口学会通讯》2001年第4期。

6.学科调查课题组:《人口学“九五”以来学科发展调查报告》，2000年8月。

(原载《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