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风险

早在20世纪就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一个生物工程世纪。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快20年了，回过头来看，此言不谬。的确，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是生物工程高速发展的世纪，是生物工程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纪。其中，基因工程（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最典型的代表——代表着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与最高阶段。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变化。基因工程通过改变动植物的基因，直接改变了自然演化的规律，将人的意志深入到了生命基点——DNA。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通过DNA的重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为物种”与“人为世界”，可以说，基因工程改变了自然、改变了世界。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基因工程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其对社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基因工程的潜在风险，对人、自然与社会的潜在伤害。总之，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基因工程的发展。

基因工程是生物工程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整个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核心。所谓基因技术是将单个基因复制并植入另一生物的技术，通过植入或删除特定性状来改变其遗传构成。基因工程具有跨物种与无性扩增的特性。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伯格利用限制性内切酶以及连接酶两种酶介质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DNA分子的体外重组实验。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首次成功地完成了基因体外重组实验。这两次成功的实验拉开了基因工程的帷幕，人类从而获得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分子水平上去设计、操纵和干预新生命生存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其研究与应用的领域之广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基因的重组技术，基因的修饰、删除、增添等技术也都在不断地发展与成熟，其本质就是在不同生物体之间转移遗传信息。基因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人的干预得到人类所期望的产品，如基因工程药物制品——抗生素，或者是改变微生物、植物、动物甚至是人的特性，从而获得预期中的特性，实现在分子的水平上对于生命的干预和控制。与传统的生物工程相比，基因工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可以打破物种之间的界限——通过重组DNA技术，人们已经可以将微生物和动植物甚至人的基因引入到各种生物的细胞中，甚至还可以人工合成一些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基因组合成新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人们根据形势的需求，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生物的遗传特性，减少了人们在创造研究过程中的限制；从而控制物种生长速度——人们可以改变生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运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快或减慢生物生长的速度。因此，基因技术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与特点，使得人们坚信基因技术是代表着人类未来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同时也是最具有发展前途的产业。⁽¹⁾

基因技术有着广阔的前景，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不过，仅就普通人而言，人们日常所关注的更多的是转基因食品以及克隆技术，因为这两项技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人们的关注度高了，争议也就随之而来。

关于转基因技术是有争论的。不过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实验室中的转基因技术以及一般医学方面的转基因技术争议并不大。现在人们对于基因技术的争论的焦点侧重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克隆人的风险这两个方面。在此，我们先谈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世界上第一种基因移植作物是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它在1983年被培植了出来；直到10年以后，第一种市场化的基因食物才在美国出现，那是一种可以延迟成熟的西红柿。1996年，由这种西红柿食品制造的西红柿饼才被允许在超市出售。全球的转基因作物在问世后的7年中整整增加了40倍，转基因生物以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多，其中植物是最普遍的。自1983年研究成功后，转基因作物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直接增长至2003年的6770万公顷，有五大洲18个国家的700万户农户种植，其中转基因大豆已占全部大豆种植的55％、玉米占11％、棉花占21％、油菜占16％，这些作物的国际贸易出口额也在增加。⁽²⁾

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社会上形成了明显的两派——“挺转”派与“反转”派。双方各有理据，争论不休。其中，争论场面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当属“崔方之争”。崔永元是担心安全问题；而方舟子则是根据自身所有的专业知识，认为转基因食品值得推广。2013年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费前往日本、美国等地调查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经过数月走访调查而成的纪录片终于发布。在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过人物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场为基础，记录了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立场不同，观点就会迥异，对于同一部纪录片，持不同观点的人观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对转基因支持者而言，这部纪录片算是粉碎了“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谎言，明确了转基因在美国并不需要强制标示，也体现了美国官方和主流学界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而对于转基因的怀疑者和反对者而言，从中也能看到美国内部也存在强大的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等。真理越辩越明，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论战，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转基因食品。关于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转基因食品是否应作标示、如何保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³⁾

“挺转派”担心中国因错过这趟高速发展的列车而落伍、因错过高科技的红利而遗憾，因而他们说：“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⁴⁾而“反转派”则担心高科技的不确定性会危及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生命安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转基因生物跨越的物种之间的生殖间隔，是大自然自身无法产生的。这种陌生的生物会对人体、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完全是其设计者不能掌控、无法想象，甚至不愿想象的”⁽⁵⁾。由于不能确定转基因食品完全无害，因而，“反转派”同样也坚定不移地做“反转派”。

总之，“挺转派”与“反转派”对于转基因食品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基因技术呢？

基因技术具有许多优点，人们可以广泛地对其加以利用。事实上人类已经将基因技术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产到生活，从工作到休闲，从家庭到社会。总之，基因技术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着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我们都晓得在人口的不断增长、全球变暖、土地沙漠化、全球人均可耕种面积逐年减少的今天，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是每个国家、地区与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基因技术，人们可以实现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保障粮食安全，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展示了美好的前景。由于基因技术能够实现将某种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对象物种上，从而改造对象物种，使其从形状、品质方面实现按照人的意愿所改变。比如“黄金大米”就是在稻米中转入玉米的对应基因，使得大米中β—胡萝卜素的含量大幅上升，每千克胡萝卜素含量最多达37毫克⁽⁶⁾。这样一来，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成本更低、产量更高、品质更优；抗草性、抗虫性、抗逆性更强，等等。因而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农作物不仅成本大幅下降，而且产量要比传统农作物增加。据统计，1998—2007年，转基因作物可使全球农业生产率提高10％～25％。⁽⁷⁾此外，转基因农作物的出现还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耐贮性，延长保鲜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更可以使农作物开发的时间大大缩短，以摆脱季节、气候的影响，四季供应，而且可获得更多的新品种。这些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二，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资源短缺、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将有助于改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人们推广“抗草、抗病虫害、抗干旱性”的转基因作物，可以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基因技术具有明显的生态环保效益。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2012转基因作物年度发展报告》（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2012）指出：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节约了相当于47300千克的杀虫剂，高产的转基因作物节省了相当于1.09亿公顷的耕地，同时其效果相当于减少了约230亿千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⁸⁾由此可见，转基因作物既减轻了农民的工作量，又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土地的伤害，进而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人们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制造出新的微生物，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比如通过基因技术创制出来的“超级细菌”能吞食和分解石油中的多种烃类化合物，有的还能吞食转化汞、镉等重金属，分解DDT等毒害物质。⁽⁹⁾通过转基因技术，人们还可以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从而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现在的科学家们正在建设各种动植物的基因库，通过建立基因库，能够实现对于生物的保护，特别是珍惜稀有的动植物的保护，这对于拯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对于实现与保持生物的多样性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创造医学奇迹，掀起医学革命的高潮。基因技术另一个广泛应用的领域就是医药卫生领域。基因技术在新药开发、疾病诊断、器官移植等医学领域中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广阔前景。基因治疗能够做到妙手回春。随着基因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在癌症、糖尿病、心脏病、乙型肝炎、艾滋病等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和突破，比如α-2b是中国第一个全国产化基因工程人干扰素，具有抗病毒、抑制肿瘤细胞增生、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广泛用于病毒性疾病的治疗和多种肿瘤的治疗，是当前国际公认的病毒性疾病治疗的首选药物和肿瘤生物治疗的主要药物，现在那些难治之症完全有可能在基因技术广泛应用中被一一破解。基因制药是前途无量的，通过基因技术还可能会大大降低医疗成本。目前人类已经能够通过基因技术实现胰岛素大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并且使价格降低了30％～50％。此外，基因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还包括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以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的基因工程治疗。⁽¹⁰⁾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基因技术应用中，治疗性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将为人类的医疗事业开辟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为人类治愈疾病带来福音。未来人们应将消极地等“已经生病了再治疗”的态度，改为积极地对疾病“预防”“预测”的保健态度，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随着基因技术走向成熟，人类的所有基因将会被破解，“医学的新时代”将会到来。这为那些患有家族遗传疾病的人群带来福音，人类可以利用基因检测与治疗技术将疾病从根源上扼杀，从而保证其后代不再遭受遗传疾病之苦。

历史早已表明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也可以造孽；它可以是美丽无比的，但同时也可以变得丑陋无比；它可以将人带上天堂，同时也可以将人带入地狱。面对着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在欣喜之余不免有些担心：转基因产品会不会生产出人类难以控制的“基因魔鬼”，“克隆人”是否真的会出现？……人们有如此的担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历史角度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给我们带来安全，惶恐与不安时而相伴。生物化学的进展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快捷与便利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生化的危机；原子的裂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但今天我们反而生活在核污染与核辐射的危机之中……基因技术也不例外，它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与危机。这正如西方学者里夫金所说：“遗传工程既代表着我们最甜蜜的希望，同时也代表着我们最隐秘的恐惧。”⁽¹¹⁾

其实，基因技术本身并无罪，特别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科学实验时，这时它纯粹是科学，纯粹是研究，是个人的兴趣与喜好，是个人的追求与目标。此时，科学理性是对其批判的最好的乃至是唯一的尺度。然而，一旦基因技术离开实验室，步入社会，那它就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科学家的爱好与专利了，因为它必然会涉及到他人与社会，这时它就变为一个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了。因而，此时基因技术就需要用社会理性来加以规制了。总之，基因技术存在着风险。

第一，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隐患。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那样，转基因食品是人为地将某些基因转到其他物种，我们必须注意到转基因食品从本质上讲，是人为地设计基因的转移，是人工的产物，具有非自然性，因而它就有可能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美国Aventis公司为饲养家畜而开发“星联”转基因玉米，该玉米并未获准向人类提供。不过2000年9月在美国市场上却发现了供人食用的玉米饼中却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Aventis公司迅速从市场上召回相关食品，但仍有几十名消费者称自己因食用了这种玉米薄饼而出现不舒适的症状。最终经过裁决与协商，“Aventis、Garst和四家食品公司（Kraft、Kellogg、Azteca Food、Mission Food）承担了一起由消费者提起的集团诉讼，赔偿九百万美元给那些声称饱受过敏反应之苦的消费者。整个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十亿美元。而且，‘星联’污染了其他玉米种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据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检测，三年后在全国1％的玉米抽样中仍可以发现它。”⁽¹²⁾转基因食品生产也被认为是充满风险的产业。转基因食品风险首先表现为含有某些有毒成分会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因为有广泛的外源基因来源导入到转基因食品中，所以有人会担心，病毒或病原菌等对人体有害的基因在导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被携带进入人体。即使在短期内不能证实这些基因有毒进而会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认为它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有害的影响。其次，转基因食品有可能会改变食品的营养价值。一些人担心转基因食品在导入外源基因的过程中每种食物中营养成分的结构和组成会改变很有可能造成基因缺失、错码、移码等结果。因此，我们对于转基因食品要慎之又慎，既不能谈转基因色变，也不能听之任之。总之，要以认真、细致与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转基因食品。我们应该牢记袁隆平先生的这一段话：“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¹³⁾

第二，基因技术有可能危及环境安全，会造成重大的生态风险。“挺转派”主张基因技术具有绝对的安全性，可放心大胆地应用。然而，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挺转派”信誓旦旦的保障出现了裂痕，有关转基因农作物对于环境的负面消息时有报道。在2011年4月28日的第四届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上，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指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¹⁴⁾仅就转基因存在的生态风险而言：其一，基因突变。转基因作物有可能出现基因突变，从而由超级作物演变成超级杂草，并进而造成世界性的饥荒。其二，基因污染。由于转基因存在着逃逸、泄漏的可能。科学家还在2002年确认了转基因可从转基因向日葵移动到附近的野生向日葵，使杂化物更强、对化学药品更具抗性。⁽¹⁵⁾其三，生态失衡。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播种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会使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从而造成生态失衡。生物的多样性与种植转基因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大规模单一化地种植转基因食品必然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1999年，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研究认为，改良玉米的花粉对深受人们喜爱的黑脉金斑蝶幼虫是有毒的。‘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援引这一点以便引起克林顿总统的关注：……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的令人惊慌的研究……发现，近一半喂食了用苏云金芽胞杆菌改良的玉米花粉的黑脉金斑蝶幼虫会在四天后死亡……”⁽¹⁶⁾虽然这一实验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并不反映田间情况，但它提示我们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将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

第三，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还会造成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所谓的经济风险是指大的公司垄断生物基因的专利，从而会造成农民与第三世界国家在高科技的时代（所谓专利与知识产权面前）处于绝对的弱势，任由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剥夺，从而加深国际经济秩序新的不平等。所谓的政治风险是指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了某个民族与国家的基因库，它可以不用再通过传统的战争来威胁、逼迫这个国家的臣服，完全可以通过基因武器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个国家与民族，乃至消灭这个国家与民族。对此，我们是不得不预防的。

克隆与克隆技术是一个较为时髦的用语。那么，什么是克隆呢？我们可以给克隆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无性繁殖，也就是说不经过两性细胞的结合而直接繁衍后代。具体来讲克隆技术是指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细胞融合的方式完成生物单一亲代的无性繁殖的一种技术。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克隆者与被克隆者具有相同的基因型，即两代间遗传物质完全相同；二是可产生细胞群或个体群，即产生大量相同基因型的个体。如今克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之中。我们刚一开始接触克隆，往往认为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全新的科技成果。其实，克隆现象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并不陌生，我们人类早就认识到克隆并利用克隆技术了。我们种植土豆，将一个土豆切成数块栽入地中，每块土豆都可以长成新土豆，这就是克隆；同样，杨树、柳树、葡萄的扦插也是克隆。不过今天引人注目的克隆技术更多的是动物的克隆。1952年，人类开始用青蛙进行克隆实验，1970年克隆青蛙实验取得突破，青蛙卵发育成了蝌蚪。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地运用换核卵细胞技术克隆出鲫鱼。不过，最令人关注的事件是1997年2月24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培育成功，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¹⁷⁾

为什么人类对于并不陌生的克隆技术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呢？原因就在于“多利”是人类首次利用体细胞成功克隆出的动物。它翻开了生物克隆史上崭新的一页。以前，克隆动物的遗传基因来自胚胎，且都是用胚胎细胞进行核移植，而胚胎细胞本身是通过有性繁殖形成，其细胞核中的染色体一半来自父本，一半来自母本。而“多利”的染色体则全都来自单亲，它是真正的无性繁殖。“多利”开启了高级哺乳动物繁殖的新篇章。起初，人们还半信半疑，直到1998年克隆绵羊“多利”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证据进一步展示及克隆鼠、克隆牛、克隆猪的相继问世，科学界才确信这是克隆技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多利”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从技术角度而言，“克隆人”的出现并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对于“克隆”人，人们抱以极大的关注并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为不能将克隆技术用于“克隆”人的实验，因为它涉及人的尊严以及社会、文化、宗教和伦理等方方面面。许多国家与政府纷纷表态不支持“克隆”人。我国政府于1997年就明确表示了反对克隆人的研究。科技部和卫生部于2004年1月14日联合发布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严禁进行与生殖性克隆有关的任何科学研究”。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以文件形式规定了禁止从事克隆人的研究。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克隆其实在人类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技术，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早已运用克隆技术了，并且有些最新的克隆技术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我们对于用克隆技术创造出“克隆人”的这一风险是坚决反对的。

有些人可能对于“克隆人”持某种程度的赞同态度，他们的理由可能基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利用克隆技术。具体来讲那些主张“克隆人”的理由可能有以下几种：为人类器官移植提供供体，创造一些天才或超级英雄，为那些不能生育者创造条件繁殖下一代，等等。

对于上述支持“克隆人”的理由，我们是不赞同的。首先谈对第一个理由的反对。如果我们“克隆人”的目的就是将其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事实上就是将“克隆人”视为工具，就是将“克隆人”不视为“人”，这样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凭什么说“克隆人”不具有人的权利？凭什么将“克隆人”的某个器官理直气壮地拿走进行移植？这么做是不是在残忍地“杀人”？这么一来人是不是就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呢？照如此的逻辑，人的尊严与生命安全如何保障？人们行为的底线在哪里？想一想，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是多么地恐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会不会使得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再现呢？因为它们都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都是将某些人不视为人，而作为工具的，从而出现种族歧视与种族灭绝。因而我们对以为器官移植当供体为理由主张“克隆人”的观点是反对的。

其次，对第二个理由的反对。支持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克隆技术创造出如牛顿、爱因斯坦、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当然这种思路隐含着我们可以创造如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狂人）。从表面上看，这一论证似乎是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论证方式并不恰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早就给出了科学的回答：“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⁸⁾这也就从根本上讲到了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而非自然性。的确，人是从自然进化而来的，具有自然性，但人更具社会性；人的脾气、性格、思维及其行为方式必有先天遗传的成分，但要更有后天的教育成分。因而，“人是什么”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赋予人类真正身份的，不仅有身体机能及基因型，还有他的文化、他生长其中的语言、他的历史及他一生中形成的关系。那些‘真正’的孪生体，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受益于相同的基因型，这却并未妨碍他们成为两个人、形成两种不同的个性，他们各自的自主权和尊严都不容侵犯。”⁽¹⁹⁾的确，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觉即便由一个“本我”克隆出一个“类我”，基因跟“本我”一模一样，但这个被克隆出来的“类我”决不是“本我”。因为克隆出的“类我”要经过10月怀胎才能分娩出世，分娩出世的也是一个个头很小的小孩，要喂养，还要经过教育长大成人。不仅两个人存在年龄差别，而且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彼此外貌也不会一样，再加上生活条件、教育条件的不同，因此二者可能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亦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应该牢记：人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每个人都打上了鲜明的社会与时代的烙印；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因而人也是不可复制的。那种认为只要基因相同，人就会相同，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就会相同的论调，实质上就是“基因决定论”。而“基因决定论”从本质上讲就是错误的。“基因决定论”认为：人的一切——从性格到行为、从智力到体力、从寿命到健康、从事业到家庭等等——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论”是当今生命伦理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其实，基因决定论是打着高科技的幌子的一种错误的观点与主张，但是它又极易混淆人们的视听，所以我们要对基因决定论予以警惕并对其加以批驳。基因的发现使人更加深入地认识自然与人类自身，这是科技的一大进步。所有生物都是有基因的，基因对于物种的生存与繁衍有着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必须要肯定的。毋庸置疑的是人来自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²⁰⁾因而，自然的密码、遗传的基因是人存在的物质载体与物质基础，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同时，试图通过解读基因密码来对人的行为、意志作本源意义上一种解放的尝试，这同样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社会价值。基因对于人的性格、气质具有影响作用。但若因此，就将基因作用无限地夸大到绝对，则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²¹⁾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的运行机理，但不能将其作用夸大，特别是不能将人的所有的一切都归因于基因。如果人的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我是我的基因，那么我是什么？”⁽²²⁾我们并不否认自然基因、遗传因素的作用，但是我们从人的成长过程来看，家庭、教育、环境对于人的成长则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人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人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地重视后天的教育呢？“孟母三迁”的故事可以为我们反对基因决定论提供一个有利的证据。同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而言，“基因决定论”会造成基因歧视，会形成所谓“优等”基因与“劣等”的基因，乃至“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别。我们知道这种“划分”是危险的，因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政策不正是建立在“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划分的基础上的吗？

再次，以“为那些不能生育者创造条件繁殖下一代而进行克隆人”的观点则更缺乏说服力。第一，克隆人有极大的道德风险；第二，现有的技术（如体外受精等）已经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为什么反对“克隆人”。这是因为如果一旦真的“克隆人”出现了，它就会像喷发的火山一样强烈地动摇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

第一，“克隆人”会动摇个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造成了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对人们既有的认识与信仰有着巨大的冲撞力，起到祛魅之功效，但是这种祛魅也有其负面的作用，那就是人的认同危机。19世纪末尼采说“上帝死了”，20世纪西方学者便说“人死了”。究其根源在于科技的进步。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对人的价值与信仰都具有巨大而强烈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可能都没有“克隆人”的颠覆性大，因为它直接追问到了人的生存本体论最核心的一点上——“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不成问题的，但一旦“克隆人”出现后，“我是谁？我的父母是谁？”恰恰就成为天大的问题了——我若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不知道，那么我靠什么来确认我自己呢？

第二，“克隆人”会动摇家庭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在传统社会之中，家庭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同时家庭的构成与结构也是一目了然的。家庭先由一对男女结合为夫妻，由夫妻而产生子女，在此基础上形成父子（女）与母子（女）关系，子女之间又形成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广、更深的人伦关系。家庭、血亲人伦关系是我们最原初的存在基础，它是我们的存在之根。传统家庭里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这的样——亲子关系是通过长期养育行为建立的。抚养是亲代对子代的义务，赡养是子代对亲代的义务，基于此，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方能形成。⁽²³⁾只有在这样的家庭里，个体方能感受到了父母之爱、手足之情，个体方能找到了归属，形成了信任。但是一旦“克隆人”，这些情况将会做出重大的改观。若是“克隆人”出现，它的身份难以确定，它与克隆者之间的关系也难以确定，更为重要的是家庭的组成、结构与功能都可能产生剧变——子女与“生物父母”与“社会父母”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有何权利？又有何义务？这些都是颇为棘手的，却又不得不回答的伦理问题。总之，“克隆人”的出现将会使我们处于进退失据的无根状态。

第三，“克隆人”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既然“克隆人”动摇了家庭，那么它必然会动摇社会的结构。因为国家与社会都是由“家”构成的，作为基石的“家”既然发生改变，那么必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整体改变。再加上“克隆人”又使得人们的恋爱、婚姻、两性关系等诸多方面发生变革，这样就会动摇人伦秩序的结构，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克隆人”缺乏传统的人伦关爱，处于无根漂泊的状态，因而可能对于社会充满了陌生感、疏离感与不信任感，甚至有可能会以敌意面对一切，这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巨大的挑战。

第四，“克隆人”损害了人的尊严。“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²⁴⁾生命是一个神奇且神圣的现象。我们可以研究，但我们必须尊重这一规律，不能肆意妄为。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是人而不是神。虽然我们是要有所为的，这也正如丁光训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是半成品，上帝已经要用我们去促进历史，促进进化，促进创造。这正是半成品成为成品的过程。”⁽²⁵⁾不过现在有些人想成为神，成为上帝，把神圣的生命转化为冷冰冰的实验品，这实质上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通过基因技术克隆出来的人是现代化科技的产物，犹如流水线上的商品一样，其与生俱来的尊严与权利被剥夺了。因而，我们应该考虑到对于克隆人的伤害——“不仅是‘物质性’的伤害，而且也应该考虑到‘精神性’的伤害”。⁽²⁶⁾

第五，“克隆人”会造成人类社会中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等主要由基因优生与基因歧视所引起的。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恰如英国学者乔治·迈尔逊所说：“新的基因学和旧的所谓人品控制和操纵的科学有着可怕的联系，这种科学曾被称为‘优生学’（eugenics）。它难道不属于种族纯化主义阵营的基因控制者吗？他们会不会抱有通过基因重组（genetic reprogramming）根除‘退化者’的旧的梦想？”⁽²⁷⁾类似这种打着所谓的高科技的幌子为社会新的不平等、新的歧视而摇旗呐喊的观点时有发生，对此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人们应该警醒。

第六，“克隆人”会造成人的生命力的减弱。自然界有其进化的规律与方式，从低等生物的无性繁殖到高等生物的有性繁殖是进化的产物，也是进化的标志。有性生殖符合生物进化规律，因为有性生殖通过遗传与变异使后代更有活力与生命力。而克隆是将一亲体细胞的简单复制，其生命力与活力肯定不如有性繁殖的旺盛，而且“克隆人”会造成人类基因的单一化与弱化，不利于人的进化与发展。

总之，“克隆人”的出现是对于人类价值、信仰的根本性的颠覆。如果克隆技术一旦被滥用，社会将陷入无穷的罪恶与灾难之中，其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可能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就连克隆绵羊“多利”之父——科学家维尔穆特也认为“克隆人”的设想“令人感到痛苦和作呕”。⁽²⁸⁾因而，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克隆人”。

为了保障基因技术应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我们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可持续发展原则。近代以来人类长期坚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将经济增长视为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已经不合时宜了。在许宝强与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象》一书中将这一现象描述为：“现代化工程展开之初，社会科学家深信他们能够协助第三世界人民解决多年积聚下来的困难，从一穷二白中建设新生活。即使是在这乐观无垠的年代里，却仍有三数异声，质疑此庞大规划是否睿智、是否恰当和是否可行。可是，现代化理论家坚信其规划，他们的妙方又得到普遍的信奉，使抱怀疑的人不是被申斥为恶意搬弄是非，就是非理性、受错误诱导的‘怪胎’。同样地，当规划失败面临指责时，遭受责难的不是这些理论，而是理论在应用上的缺失。不是由于当地顽固落后的风尚、观念及制度，就是将责任推往效率低、惟利是图的政客和官僚身上。”⁽²⁹⁾这种发展的结果则是社会生态（如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与自然生态的严重恶化（如空气污染等自然灾害）。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了。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括三个要素：生态保护、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经济、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所有的科技发展，我们同样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具体到如何对待基因工程，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基因工程的发展最终目的与人类伦理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相融的而不是相悖的。②我们应该重视基因工程的发展，不能因基因工程的可能的风险而错失发展的机遇。③我们更应该重视基因工程所造成的风险，要以科学高尚的道德规约其发展，要以严谨朴实的法律监督其发展，以此保障基因工程善之目的。

第二，理性精神。目前，关于基因工程安全与否，人们争论极大。特别是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等的问题上形成了“挺转”与“反转”之间强烈的对立。在此大的背景下，我们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理据。一方以科学理性自据，一方以社会理性为凭；一方以发展为由，一方以安全作证……我们觉得在现代多元社会，意见的不同并不必然是坏的事情，并不必然就是混乱的表现，反而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因而我们不能厌恶与终结这一局面，反而是应该尊重与维护这一局面。因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通过民主协商所形成的理性共识是具有合法性的。当然，欲做到这一点，社会与公众就应该有科学理性之精神，要有民主协商之风范——要通过商谈，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不能用“棍子”打人，不能用“帽子”压人。基因技术是否可靠、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恐怕将是一个有待时间加以验证的问题。不过在此我们觉得有两点须加以说明：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并非是受动者，人一直以来都是以能动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人的出现、人的演变及其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在人对自然施加能动活动中展开的，不干预自然对人来讲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不干预自然便不会有人，也不会有人的存在。这在既往的人类历史中是如此，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二是在承认人类干涉自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又必须要尊重自然的规律性、合理性与完整性。我们不能对自然妄加干预，自以为是，这样自然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来“报复”人类的。对于转基因食品我们同样应持上述之态度。对于转基因食品，我们既不能噤若寒蝉，拒之千里；同时我们又不能毫不在意，听之任之。总之，对于转基因食品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对待。

第三，宽容态度。宽容是多样性的体现，是对差异性的尊重（这种多样性与差异性指人的学术观点、兴趣爱好乃至政治态度等的诸多方面的不同与差异。）。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于“挺转”与“反转”的观点，我们都应以宽容的心态对之，正如有位“反转”人士质问“挺转”专家的话：“我有没有愚昧的权利？”“挺转”专家讲：“有。”在此，笔者觉得“挺转”专家的回答颇有为明智，态度与方式是颇为可取的。我们对于不同的观点首先就应该持宽容的态度。事实上，宽容可以简化理解为——“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宽容在人类历史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宽容，人们方能有思想自由；正是由于宽容，科技方能进步；正是由于宽容，社会方能和谐，等等。在一个阶层分化、利益多样、意见多元的现代社会，宽容必然成为社会的道德要求与个体明智的生活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宽容不仅仅是生活态度，更要成为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鼓励大家放弃对立与对抗斗争式的生活样式，采取和解与宽容之态度谋求社会合作的和平生活方式。妥协是宽容在现实当中的最集中的表现。不少人认为妥协繁琐、低效，并且缺少原则与斗争精神。其实，这是种误解。妥协是现代性社会的独有的品质，是文明与理性的标识。妥协既是智慧与理性的体现，妥协还是勇气的体现。妥协既需要勇气，更是勇气的展现。这是因为妥协是一种更为有韧性的斗争：首先，妥协是基于理性的算计之后对于长远利益而做的坚持，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其次，妥协可能并不为当下的人所理解，因而更需要勇气去坚持。

第四，尊重之原则。尊重原则指的是人应以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人与自然，去对待生命科学视域中的一切客体。首先我们要尊重人。在基因研究、生命科学研究中我们要尊重人的尊严与崇高，将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我们要保障人们的知情权与受益权。尊重原则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因技术的尊重原则是对于其产生的基因隐私与基因歧视两方面问题最好的规避与解决方式。其次，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人们只有在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要尊重社会规律。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随心随欲地创造历史，正如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自由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形态，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如果不顾规律和违背规律，不尊重自然，那么，必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作为从自然界中走来的我们，更应该尊重我们的所来之地、所在之处、所赖之基的自然，我们的确应该以敬畏自然的态度来从事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

第五，公正原则。功利主义原则是现代社会一般的通行法则，事实上起着支配作用。关于功利主义及其运行机理我们可以用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加以概括，阿马蒂亚·森认为功利主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后果主义”，指的是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来评价；第二个部分则是福利主义，它把事物状态的评价限制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总量排序”，这要求把不同人的效用直接加总得到总量，而不注意这个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³⁰⁾因而功利主义所标榜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实是值得深思的。它似乎是在关心福利的增长，但是对如何分配却只字不提；它可以仁慈，实则隐含冷漠与冷酷。谁是“最大多数的人”？利益受损者又该如何……因而，仅仅用功利主义的法则来评判基因工程是不够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基因工程风险的规避应然且必然要加以公正的原则这一条。那么何为公正呢？公正又为何呢？公正是社会的守护神，公正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亚当·斯密说：“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³¹⁾人的有限慷慨以及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必需。这种必要的形成机制恰如罗尔斯所说：“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要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³²⁾若进一步分析，正义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分配什么、由谁分配、以何标准、何时分配、分配给谁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到基因工程而言则是基因工程中的收益和风险、成本与代价、权利和责任应该如何分配？基因工程的获益者不能仅仅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及拥有专利权的科学家，更应该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通的公众……只有这样，基因工程的研发才是公正的与合理的。现实中，有些人之所以对基因工程有争议，除了对基因工程的风险有警觉外，还对于工程风险的分配以及工程风险的收益的分配有争议。对这种争议，如果能够形成理性共识的话，即大家都接受如此的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的分配，那么人们就会整体认同基因工程；如果人们对于基因工程的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分配觉得不合理、不公正，那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反对基因工程。

第六，公开原则。公开是一种力量，是信任产生的源泉。“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³³⁾而这一切则源于了解。如果民众对事物的信息了解不全或是有误，那么人们就会迷茫、恐惧乃至怀疑。事实上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谣言是止于公开的。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有部分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产生不信任，根源在于公众觉得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信息越是支离破碎、不完整，人们越易产生恐慌，因而要让民众对于转基因技术及其发展有知情权。当然这种知情权并不意味着民众对于转基因技术本身的理解都要达到专家的水准，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就要侵犯专家的知识产权，而是说要使民众知晓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的前景，特别是应用该技术利弊得失的可能性结果。公开原则既指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还指要保障公众的选择权，即要使公众清晰地辨别出何种食品是转基因食品或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让公众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因而，这就要求商家对于转基因食品做出明显的标识，政府对此要做好监督与指导工作。总之，欲让民众接受与认同转基因技术，就应该先做到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以及为人所知晓性，同时确保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欲使基因工程健康发展，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也应尽量多地让民众了解相关的信息，把知情权、选择权交给民众。这样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就不会再恐慌，对基因工程也不再忧虑。